是其中的行业老大，而随意愚弄人且其态度极为恶劣的），正像自序所说，本书所写仅仅是其中几位较有代表性的而已。而且，我也觉得，一本急就章式的“纪实文学”，当然是难以穷尽温州女性经商者的特点和优势的。倘有机缘，著者愿意为此继续深入地去进行了解，因为温州的经商之道，尤其是女性的经商之道，相信那是值得一些经济学家去为之深入探讨的。在我，那端的只是“弱水三千，饮其一瓢”而已。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为此书的问世做出过贡献的许多师友们。由于拙著长篇章回体小说《裸眼》（写的是温州人在北京的创业史和情感史）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原总编辑徐文新先生，以其独到的出书思路，使著者得以从事于这项颇有意义的工作。同时，我还要感谢中青社青春图书分社的社长冈宁先生，因我常从电话里得到他的一些高屋建瓴的远程指导，比如要求我“要写得厚重”、“要有历史纵深感”等，以故在创作过程中，我时常记取该把她们的创业经历作为温州的一段历史去记录，而不仅仅是为了写一个个“富姐”。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晓丽女士，她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许多具体而微的工作。
另外，我还必须感谢为采访事宜给予过我热切帮助的温州朋友。由于他们的勤勉工作，本书的写作才能够按时顺利地完成。
当然，入选此书的几位传主也是我要感谢的对象。缘于她们的勇气和胆魄，缘于她们的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合作显得自然而顺遂。
记得我在去年年底离京返温的路上口占了一绝，道是：“尽扫阴霾出国门，夜风骀荡共谁论？此行不比从前冷，自写贤姬为我温！”书中所写果否是“贤姬”，应该由她们目前和往后的行事来证明。著者不必也不敢就此做出论定的。诚然，在眼下这风诡波谲的时代激浪里，著者则衷心希冀她们如书中所自述的那样实现各自的抱负，从而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我深知，我所写的难道仅仅只是“为我温”么？凡是自身想要有所作为，而不愿在经济社会的大潮中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的，那么，这几位“富姐”的经历对广大的国人，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来说，也无疑是颇足借鉴的。相信有志于去自我努力奋斗和自行艰苦创业，并为此做好一定准备工作的，该是其事业成功的基础。
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祝愿！
阿袁
２００４年７月于北京丰台萍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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