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研究搞不清楚，反正时间有的是，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任何人的宿舍，都可以发现戴一副高度近视镜的八两兄。
八两兄的身世和经历在中国人中是一个谜。因为一八两兄对研究项目的努力程度，不太可能是因为在校成绩优异而被派遣出国。而且，他在校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这个可不多见呦——为什么一个学俄语的学究式的人物会在深圳培训半年法语就匆匆派遣出国呢？
老图的猜想是：八两兄是国内某企业的经济间谍，访问学者身份是一面挡箭牌……对于老图的猜测我也不敢苟同，因为，毕竟是老图嘛。
八两兄非常注意身心健康的陶冶。常常穿一件红得炫目的大背心去打网球，对手是墙；也爱下围棋，自从认得老高，就几乎每天在老高的宿舍酣战至深夜，习惯动作是落子之前快速抖动右上眼皮。看到他这样子，我就隐隐觉得罗丹的《沉思者》表现力度显然还不够。
也爱谈女人，常常很学院派地讲述几次功败垂成的“外遇”。说什么：外国女人，尤其是德国的，波兰的，太开放了，什么也不用说，上就行！但似乎对下围棋和打网球更热衷。
学期末，八两兄的论文答辩没通过。八两兄在草坪上飞快地走，观者均不知如何解劝，有一个西安来的二十岁的小姑娘走过去说八两哥你没事吧？八两兄近在咫尺地凝视小姑娘的脸半分钟之久，突然蹦出一句：其实，我是一个很忧伤的人。小姑娘窘得不知如何作答。八两兄就说，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吧。小姑娘就把电话号码抄下来给他，八两兄捏着那张纸，目光闪闪地说，谢谢你，但我不会打给你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关心我。
这就是八两兄，人有点怪，但生活在你身边不会使你感到不自在的一个人。
这就是我在普瓦就生活时遇到的几张脸。
快 板
远远看到青岛小伙小齐和女孩搭话，感觉上就像是被进了四个球后的中国队，开始围着巴西队的球门狂轰滥炸一样。比赛从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观众清楚，球员也清楚，剩下来的只是双方对游戏规则的尊重而已。
“喂，过来一下，这儿有个你们北京来的！”青岛小伙小齐在一群女孩丛中向我大声招呼。
语言学院B的走廊里，挤满了显然新来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女孩，穿得花花绿绿的，有点像十年前月坛溜冰场里的光景。我分开众人，实际上也是众人见我过去，像夜晚海底的游鱼突然被灯光潜水摄影师闯入领地一般，轻巧地让开一条通路，却依旧在入侵者周遭流连。
“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咣咣”——眼锋相交的声音。
小齐俨然选了她们当中最顺眼的一个。女孩身穿淡蓝色紧身毛衣，宽带帆布包斜挎肩上，头发直直顺顺地束在脑后。个头有点过于娇小，眼神有点过于鲜活。保守地讲，不是我中意的类型。
“北京来的？”我顿时为自己如此不具建设性的开场而沮丧。
“嗯，你也是？”女孩平庸的反问又让我恢复了气势。
四目相对。
“她也是你们海淀的。”小齐质朴地插话道。
“海淀哪儿？”我索性通俗到底。
“上地。”女孩回答。
“什么？上帝？上帝在哪儿？”
“上地开发区呀。你怎么连这也不知道，是北京人吗？”
“你是——北京人吗？”小齐也附和一句。
惊愕之余，又产生了微小的混乱：难道身为北京人而不知道上地，或者因为不知道上地而不是北京人之间，有什么强有力的推论关系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想说：对不起，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身为北京人而喜，也不以身为北京人而不知道上地而悲。
“我住舞蹈学院。”我只得自报家门。
“那，到上地就过去一点儿呀。”
一年之后回国休假时我才知道，从舞蹈学院到上地何止“一点儿”，乘特105路公车要四十多分钟呢。
“我是北广毕业的。”女孩不无自信地说。
“播音专业吗？”我应和着问。
“对呀。”女孩的音调明快起来。
“那都是圈内人喽。”我忍住笑。
“你……是干什么的？”女孩的好奇心上来了。
“我是专业模特儿。”我挺直腰板，一袭黑衣站在一群女孩中间，果然显得高大挺拔。
“哈……真的假的……”女孩半信半疑地大笑起来，目光中蕴藏着分明的不信但 却在我逼视之下开始散乱起来。
“真的，他原先是新丝路的。”小齐也借机搭腔。
如此你来我往地乱扯一阵。
眼角瞥到秀芳站在几步之外，正背对着我同波兰嬷嬷二人组说着什么。我忙不迭地悄声凑上去，就那么站在她背后一声不吭，于是她整个笼罩在我的阴影之中。五分钟后她才意识到我这个并不高明的玩笑。
“讨厌，你是不是疯了？”她面色通红和我的面无表情成鲜明对比。
“时间到了，进去喽 。”我示意秀芳小齐和其他同班同学。
女孩在旁边默默地打量我这一系列的举动。
我同时也把她的反应尽收眼底。
“那就下次见了，美女。”我义务性地肉麻了一句。
“再见。”
于是各分东西。
而碰巧两个小时后又遇到了。
语音课结束后，我、秀芳、阿里安德罗（一个墨西哥同学）约好到学生咖啡厅坐一下。
下午四点多，咖啡厅里的人还不算多。进门就看到女孩一个人占据一张大桌子，正奋力地写着什么。她认真学习的样子，在午后的阳光下倒显得比刚才的她更乖巧可爱。
三个人在离女孩几张桌子坐下，我买了Orangina，秀芳和阿里安德罗都要了蒸馏咖啡。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聊了大约五分钟，女孩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眼光和我对上时，我扬起手：“嘿，美女”——有些事做过一次之后就变得自然起来。
于是扔下秀芳和阿里安德罗继续他们的场景对话，自己跑到女孩旁边坐下。
同样的初来乍到，强烈的不安，满腹的牢骚，失落的困惑，清新的邂逅，不俗的言谈，俊男美女强强联手的自我意识。两个人忘情地谈着，意识到秀芳他们已经离开，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铃铃铃”女孩的手机响起。
我点上一支烟，等她讲电话的时间环顾四周：咖啡厅里充满了下午温暖的阳光，稀稀落落地坐了几桌学生，三五成群，发出与人数不相称的嘈杂人声。
我的确是喜欢稚世的，她带给我的是一幅全新的画面，那都是我以前有过的女朋友所不能给我的。眼前打手机的漂亮女孩也不行，我清楚得很。但我又深深地为今后面对稚世时两人的交流感到担忧，这担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只为和谁睡觉”的课题而大煞风景，甚至对双方造成伤害。然而我又不得不去接近稚世，也注定要和眼前的女孩坐在这里喝咖啡，一切都是定下的。
女孩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电话的内容我虽然没刻意去听，但大体是这样的：女孩来法国之前在校期间就结识了一位男友，年龄相差比较大，为人低调谨慎且无微不至，女孩也觉得此种依赖可以展望成为美好的爱情；男友阔绰且交游极广，别的女孩自然会主动凑上来，但两人在一起好几年，之间所谓成型的纽带毕竟是别人所不能取代的；男友后来成为女孩出国留学的金主，女孩不在期间不免有逢场作戏的风流韵事……
是何人打给女孩这通电话告诉她这一切的不得而知，但她哭得着实厉害，咖啡厅里的人都不明所以地注视我。我只好旁若无人地安慰她几句，递上纸巾。她接过奋力擦着泪，那泪，真的是，怎么擦也擦不完。桌面上一大堆白花花的纸巾，有点让人怵目惊心。
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而开始的这样一个暖洋洋的谈话，竟然演变成如此惨烈的个人情史大回顾……
哭过之后，她似乎渐渐镇静下来。我们缓缓地走在普瓦捷大学巨大的停车场上，远处哈伯莱大学城白色的建筑矗立在绿树之间。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因为完全不了解情况。关键是也不想了解。几次欲行开口都忍住了。女孩好像谈到了婚姻，又讲述起她的家庭，我像小学生一样默默地听着。
我自己的家庭是哪里都有的普通家庭，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惨痛的阴影。父母在文革末期经人介绍相识，于是近乎于尽义务一般把我生下来。我别无选择，成了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自小没有溺爱，考虑到依父母的个性对我溺爱是不太可能的；幸而也没有打骂，应该说是无暇打骂或溺爱，有时间就彼此争吵不休。当然会不时地把争吵的余震波及给我，我默默承受，倒也未对此留下什么不快的伤痛。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我还真的可以用“岳峙凝渊”来形容，所有的不快转眼就忘了，大概是一种强制性的自我苦修也不一定。这种苦修的结果很多年以后，我开始有了思想之后归纳为：第一，近乎病态地喜欢漂亮时髦的衣服，出风头；第二就是对婚姻没有赋予现实的美好期望，而对于非现实的美好期望，我又疏于去争取。我理论性地发觉我的人生真的很趋近于马斯洛的欲望补偿说，我虽然没有像那个小孩一样对着镜子乱挥一通木剑然后说：一切都毁灭了。但我的人生走到今天，不得不说是自我治疗的后遗症在现实世界中的某些映射。今后的人生是否能朝类似正确的方向走下去，我还浑然不知……
“……你会娶我吗？”女孩突然问道。
若在平时，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当然会”。但我不知道对于她此刻的玩笑该如何作答。
婚姻。
“你不会娶我的。”女孩有点苦涩地笑着替我回答。
一个微微歉疚的念头在我脑中一晃而过。
“陪你到市中心走走，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有一部……”
“去你哪里”女孩小声说。
带着女孩在超市买了啤酒和薯片，就回到我那间十米斗室去。在电梯门口又碰到老高，见到我和女孩在一起显得非常高兴。
“你们要不要做饭，我借电饭锅给你们。”
“呃……今天不用了，她坐一下就走，谢谢老高。”
“要用锅就来敲我的门。”老高随后离去。
喝了半罐啤酒，听着收音机里不知什么音乐，我开始一件一件的脱她的衣服……
事后，她穿着我的花格睡衣，抱着双膝坐在床上，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把她和他的故事重讲一遍。这个我早就预感到了，坐在她身边揽着她的肩听她一点一点地讲完。
如果说后悔的话，应该是不希望那天在咖啡厅碰到她。至于以后的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有失公允，因为如果不是我，她恐怕也会同其他什么人上床。至少，我还能静静地听她把她的故事讲完，还能找一些能够取悦双方的往事说给她听。
当晚，送她到公车站时，我又恢复了往常的精神。方才体内形成的让人呼吸不畅的异质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遁去了……
普城二月的夜晚，只感到微微的凉意。我裹紧一紧罩在睡衣外的黑色外套，抬头望望满天密密匝匝的繁星，全都离我非常非常遥远……
背景音乐 Charge& Aska 男と女
人淡如菊
第一次见到达弥，脑子里来来去去就只有“”四个字。
看过《连城诀》的人都知道，所谓“人淡如菊”是用来形容凌霜华的。而且金庸笔下只有这一位出场时就已故去多年的女主角被赋予这四个字，连小龙女之不食人间烟火都不行，可见金庸对霜华之偏爱。
达弥，之于我，就是这种“人淡如菊”的震撼。可这究竟是不是一种震撼呢？还是一种在茫茫宇宙之中寻求一个并不存在却意义非凡的支点的假设呢？
二千零一年四月，我租了山地车从枫丹白露到巴比容（ 注：巴比容Barbizon是凡高的业师米勒的故居所在的小镇）去，在巴比容25，000公顷的树林中，我高呼达弥的名字沿十五度的坡道脱缰而下。当时我除了害怕，一点点兴奋，还想到，这恐怕就是人淡如菊的震撼吧。
那天，我在秀芳、美芳家中喝下午茶。
那天的确切日子记不得了。总之是一个阳光好得不得了的普瓦捷的下午。
记忆中这样的日子虽说不是天天，但也绝不在少数，因为大家都无聊嘛。主要还是，我当时正恋着稚世，并和上地女孩睡觉，所以不记得和达弥的第一次见面日期，虽然就事实而言恐怕会被道德的捍卫者们说成是无耻，但我事后回想起来还是有点感伤。
对，我不记得和达弥初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