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头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
堕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称为“贫巷”，宁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宁波城西和江东一带。
在交通上，堕民不许乘车马。
社交方面，堕民与良人相见，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称呼有钱有势的老年男人为“老爷”，妇女为“太太”，青年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对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顾主，称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对平民也毕恭毕敬，自身不敢居于平民地位。
堕民不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间削除丐户贱籍，堕民要在改业之后的第四代，才可以读书进学，而且要亲属中也没有从事贱业的人。
明代皂隶形象堕民不能科举，意谓着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确规定，堕民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堕民有钱，也不得捐纳为官。明代绍兴有个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偷着捐赀为北通州的胥吏，还想凭借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为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乡发现了，告他是堕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旧当他的医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户》）。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乡，就很难冒籍了。说到底，统治者严禁堕民挤入上流社会。
总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的制约，堕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倡优隶卒一样，是为平民所不齿的贱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最受压迫的人。在中国古代等级结构中，粗略分类的话，有皇室、贵族、官僚、绅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平民佃农）、奴仆和倡优隶卒各种贱民，堕民即属于贱民之中，它处于社会最低下的地位。
堕民的贱籍，经历几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许浙江堕民从良，八年（1730）准许常熟丐户出籍。其内容与办法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由地方政府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丐户申请脱籍时，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司正当的职业，地方绅衿、恶势力不得逼迫他们重操旧业；丐户籍属改变之后，既属平民，就要向政府纳税当差。用一句话说就是允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向政府纳税。
雍正朝除豁令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堕民当然愿意改业从良，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改业，而“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萧姡А队老苈肌肪矶拢Ｋ遣桓烧庵质拢挥惺б担松妫沟么邮卤蝗似缡拥木梢怠５搅�20世纪，绍兴人鲁迅仍看到堕民从事旧业，因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鲁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堕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很难改业从良的。
堕民的职业是社会需要的，特别为社会上层需要，后者要求他们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许他们改业。由于随等级制度形成的等级观念，平民看不起他们，“羞与为伍”，即使从良了，也不把他们当良民看待，所以堕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纸法令之外，还必须与社会上守旧势力和等级观念作斗争，才可能得到实现。
事实是雍正除豁令之后，大量的堕民依然是丐籍，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堕民解放运动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民众中逐渐有人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如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联络一部分堕民同情者创办堕民学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获得清朝政府批准，该校毕业生具有与良人学校毕业生“一体给予出身”的权利（《清德宗实录》卷五三六）。与此同时，两万多户堕民得以除籍。但是堕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鲁迅说：“绍兴的堕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又说：“记得民国革命以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我谈“堕民”》）可见堕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进，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贱民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堕民才真正获得新生。堕民的解放，经历两百多年的历史，可见问题之难。
由堕民的社会生活，我们获知，在封建时代，等级的划分，不全是以经济作标准，而更在于一个人群的社会政治地位，它体现在政治权利方面，如读书、出仕、法律身份、社会礼仪等领域，衣饰、居住、交通等生活范畴，也同样体现人们的政治地位。堕民这个群体就是从政治待遇到生活内容都贯穿贱民的内涵，成为一个等级，所以我们分析等级主要依据政治因素。政治地位又同职业联系着，职业又与经济状况相一致，职业也是确定等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说明经济状况与等级也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此考察等级问题时，对经济状况要摆到适当的地位，它不是基础，这同分析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堕民的生活史，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等级制的不合理。
由于政治的原因把一部分人罚为贱民，是政治迫害的固定化；等级制度把人分为特权者、平民和贱民，贱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没有任何权利，是严重的不平等制度，不人道的制度；等级制有极大的稳定性，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等级制压抑社会底层，使他们的活力、创造力得不到发挥，这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堕民的生活史，还使我们认识到清除等级思想的重要性。思想落后于实际，等级观念的清洗比铲除等级制还要难，进入民国后的绍兴堕民妇女对鲁迅母亲所说的话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被等级制压迫的人不痛恨、不感觉等级制的病害，说明等级思想侵蚀人的灵魂到何等严重的程度，清理起来当然困难。鲁迅因堕民的不觉悟而大声疾呼地批判奴才思想，目光犀利，战斗有力，其实主子思想、奴才思想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岂止是堕民！讨伐顽固的等级思想，同其本身的长期社会存在一样，也应当是长期的任务。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一节 厚葬、薄葬与停丧不葬
古人重视丧葬，特别讲究厚葬，几千年习俗不变，与此同时针对它的弊病的薄葬也产生了，但薄葬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只是作为厚葬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厚葬总是弊端太多，终于走向它的反面，出现停丧不葬的怪现象，千百年与厚葬相伴随。
厚葬同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和经济条件相一致。高等级的人葬礼尤厚，帝王贵胄最为特殊，这里列举几个事例即可见一斑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陪葬俑，步兵、车兵、骑兵陶俑多达近万件，马俑500余匹，木质战车130多辆，兵、马之俑与真人、真马的高度、大小相当，造形逼真，生动异常，因而始皇陵被中外人士誉为古代最完美的军事博物馆，如今国人又将之誉为中国十大旅游点之一，名副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兵马俑不过是秦始皇的一部分陪葬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告诉我们：秦始皇即位之初，就着手修建他的骊山墓，动员的人力竟多达70万，“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秦始皇陵兵马俑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地宫内建设像地上一样，分出官衙和百官秩位，收藏各种奇珍异宝，铺满水银，象征江河大海，燃点人鱼膏，使陵内长期保持火光。这些记载令人难以置信，人们不可想像秦始皇能有那么多的水银去象征河海，可是今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确实是水银满地。出土发现的铜车马室，内有铜铸御手驾御的4匹铜马，为我国的宝中之宝。始皇陵的地下建筑，从今日考古发掘获知，包括寝殿、内城、外城、铜车马室、饲官建筑、陪葬墓区、兵马俑坑。根据以上情形，说始皇陵规模宏大，收藏极丰，是一点不夸张的。
汉武帝的茂陵，今天我们到陕西兴平县境，老远就能看见它。它高46米，底部58000平方米，内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计190种。因随葬品太多，汉元帝时谏大夫贡禹就此作出指责（《汉书·贡禹传》）。当然他不敢指向皇帝本人，而是说负责葬礼的大将军霍光奢侈悖礼。就是这位霍光，在他死后，政府给他治丧，赐给的葬品绣被100领，衣50箧，金缕玉衣一袭，梓木制作棺，枞木做成椁，就是陪葬的婢妾的椁也是枞木打制的（《汉书·霍光传》）。古代皇帝贵族的陪葬品，除了珍宝器物、禽兽，常常还有婢妾奴仆。因为人殉太残酷，不断地有统治者表示仁慈，禁止人殉，如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史记·秦本纪》），但人殉现象却长期存在，到明朝前期还有宫人殉葬皇帝的制度，明英宗加以废除，历来被认作是一项仁政。以上说的是厚葬的两个内容，即建造规模宏大的墓室，放置大量随葬物品（甚至包括活人）。
厚葬的第三项内容是吊唁和送殡规模大。丧主通知亲友，设灵堂，供生者悼念。东晋时中书令王献之死，他的哥哥黄门侍郎王徽之奔丧到来，直上灵床，弹奏弟弟生前使用的琴，表示哀悼（《晋书·王徽之传》）。散骑常侍顾荣生前爱好奏琴，死后家属将琴放在灵床上，他的朋友张翰来哭灵，边抚琴边伤感地说，我的老朋友再不能欣赏我的琴声了，说着痛哭起来（《晋书·顾荣传》）。这种就死者生前的喜好而表达的言行，是对亡者的真正追念，是正常现象。但是生者不以此为满足，希望来吊唁的人越多越好，次数越频繁越好，这就是厚葬的思想了。汉景帝时，洛阳人剧孟是个赌徒，他母亲死了，参加送葬的人所乘的车子有一千余辆，队伍庞大，引人注意。楚王相袁盎与剧孟交游，一个富人不以为然，对袁盎说剧孟是赌徒，同他交友岂不失了身份，袁盎说剧孟确实是赌徒，但他母亲出殡有那么多的人去送葬，可见其人不简单。袁盎不但继续同剧孟友好，反而和那个富人绝交了（《汉书·袁盎传》）。袁盎重视剧孟是看到他的社交能量，而根据就是他母亲的送葬者众多。这件事说明送殡的人多是丧主的一种光荣，人们当然要追求它了。北魏赵郡房子（今河北高邑）人，光禄卿赵修，因得魏世宗的宠幸，在安葬乃父赵谧时，王公以下百官都去吊唁，祭奠仪物之多，灵堂放不下，宅院容不了，充塞于临街的大门。他将尸柩送回原籍安葬，在京城制作了墓碑、墓志铭、石兽、石柱，沿路用凶吉车辆将近百乘。他这样隆重的出殡，似乎是在讲孝道，但是一路之上，与宾客嬉笑无度，甚而抢掠民女扒掉衣服取乐（《魏书·赵修传》）。吊唁出殡的隆盛还表现在路祭的发展上。这是在出殡途中，亲友设祭坛于交通要道口。在唐朝，开始是设大约底部一方丈、高数尺的祭盘，用帏帛围起来，中间放置人造花、果，表示祭奠之意。安史之乱以后，路祭大发展，祭盘帐幕高达一丈，内置灵床，雕金饰画，帐盘之外，盛列牛羊祭品。唐代宗大历（766～779）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的葬礼在长安举行，诸道节度使派人致祭，范阳节度使的祭盘最大，并演出类似后日的木偶戏，以开国勋臣尉迟敬德为形象，与突厥人战斗，又作了以鸿门宴为故事内容的演出，孝子以祭盘精好与高大，给两匹马犒劳其主事人。昭义节度使薛某死，灵柩送回原籍绛州，管内各县官及其他地方的长官在阳城南面设祭，每隔半里一个祭盘，到漳河码头二十余里，祭坛不绝，其中大祭盘要费钱千余贯，小的也要三四百贯。等到灵车过后，这些祭盘全部成了废物（《唐语林》）。人们如此热衷于吊祭，如果亲友不来，丧主就要责怪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