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王熊赀（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欢戴獬冠，楚国的人学着戴，以为时髦（《淮南子》）。
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帻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执事人员的一种帽子，到汉文帝时群臣贵贱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们由于职务不同用料的颜色各异，形式也有小的差别，如武官用赤帻，皂吏用青帻。汉元帝额上有一撮毛发，觉得不好看，为了人家看不见，开始用帻，把一撮毛遮盖起来。他是皇帝中第一个好用帻的，自此之后，群臣效法逐渐多起来（《后汉书·舆服下》及注引《独断》）。
头裹巾帻人像东汉中叶大将军梁冀，废立自专，权倾内外，妻孙寿受封为襄城君，服制同于长公主。这对夫妇作恶多端，而妆饰打扮异于常人，创造出新发型、新服装。《后汉书·梁冀传》说孙寿“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态。（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瀽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这些装饰，据《后汉书·五行志》及李贤注的解释：
愁眉，把眉毛画得细而曲长；啼妆，在眼下流泪的地方作些化妆；堕马髻，发髻不在头顶正中，而偏于一侧；折腰步，走起路来，轻轻摇摆，像是脚不能支持身体一样；龋齿笑，战国帛画中的女性装束像有牙痛那样的笑，笑也不那么咧嘴；平上瀽车，给车装饰平顶的外罩；埤帻，帻的前脸向下；折上巾，头巾的上角折回；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后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后汉书》）。孙寿的装束，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美，愁眉、啼妆、龋齿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过，折腰步大约走起路来像后世的小脚女人，这样装束和动作，给人造成一个娇弱可怜的女子形象，使人怜爱。大将军家的这种审美观为当时人所接受，于是“京都歙然，诸夏皆仿效”（《后汉书》），从梁家流行到洛阳和全国。及至梁冀被诛，他家的那些妆饰式样也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汉灵帝性好聚敛和挥霍，他别出心裁地玩乐，尤其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生活用具、饮食和乐器，又带动了臣下：“京师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这几个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服饰爱好方面上行下效，国君嗜好的，贵族首先跟着学，贵族喜爱的，他的奴仆，他的同类和官僚也爱好上了，民间也随之时兴了。
在上者兴趣转移了，在下者随着趋于新花样。汉代民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说明风俗的流传，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地方，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传得广，比原样愈厉害。
在服饰爱好上的上行下效风俗的出现看似是极其自然，但仍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既然装束体现人的社会身份，上层人士的着装代表他的地位，下层人士如果有条件模仿的话，就会改变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
同时为了和上层人士接近，仿效他们的装饰，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会接纳，和上层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说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层次高的人学习衣着方式，首先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还应看到这种学习还有一个审美的因素。上层人士的衣饰，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样式新颖、美观，或者质地优良，或者人着装之后显得高雅、文明、端庄、威严、漂亮，令人倾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层人士的着装美，也会引起人们的模仿。上层社会的装饰中还有一种病态美，即如孙寿那样的装扮并不真美，但是下层人士不分美丑，通同学习。这固然有着美的欣赏水平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奴隶主义驱使的。在古代，人们等级观念严重，低等级的人连在思想上也向往高等级的文明，因此对他们的装饰会不分美恶，一概接受。其实这种学习毫无道理，人们应当发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应当是病态的美，颓废的美。
上行下效，上变下也变，因此服饰习俗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异既然出自上方，在上的人的个性、爱好很能影响服饰的变异。他们如果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在装束上，让它有个性，美丽，大方，健康，那才是对世人、世事有益的举动。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四节 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
历史上的商人和工匠的服饰，历朝政府作了一些规定。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汉书·高祖纪》）规定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细绫细葛料子制作的衣服，换句话说只能穿没有花纹的低质量的服装。汉朝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时，并没有对农民或其他平民的穿着作出规划，这时对商人的“特殊”待遇是限制他们服用华丽衣裳。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关商人的早期服制资料。
着犊鼻裤男子晋朝法令：“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太平御览》卷七一五）西晋妇女喜欢戴假发，男子的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条规定是针对士卒与百工的，士卒身份低于农民，这里把百工与士卒同样看待，而法令里没有提及读书人、农民，显然不能戴假发的只是工匠和士卒，士人和农民绝不会受这个限制，表明百工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平民。
隋朝关于人们的袍服，着重从料子的颜色上加以区别，政府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色的袍子，六品以下官兼用赤色的、绿色的，没有品级的胥吏着青色的，庶人用白色的，屠户、商人用黑色的，士卒用黄色的（《旧唐书·舆服志》）。品官、胥吏、农民、商人、士卒不同颜色的服装分得清清楚楚。
唐朝初建，天子的常服，沿袭隋朝的习惯，穿黄色的袍子，但渐渐穿赤黄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同上）。赤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士庶不能用，商人、工匠更不必说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定制，一、二、三品官，四、五品官，六、七品官，八、九品官各有其服饰，无品级的官吏、庶人、部曲、奴婢许穿绸、、布料的服装，颜色是黄的或白的，还可以用铜、铁制的带子和饰物，不得用金银玉带（《新唐书·车服》）。工商的服色也就在庶人的范围里了。唐太宗又规定，袍子加遥В裼冒咨Ｌ莆淖谥厣昶湎热硕ㄖ疲挥泄偕淼娜耍荒艽┐指鸩剂献拥囊路寐躺耐吞Ｓ止娑ㄉ碳帧⑹恕⑸啦荒芷锫恚倘说睦掀薏判碜癯担蚨颂У亩盗ā缎绿剖椤罚！ �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以服制多废坏，规定吃官粮的吏役“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后不得参杂”（《旧五代史·明宗纪》）。商人与农民穿同样的衣服。
北宋太宗下令，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庶人、商贾、伎艺、不系官伶人，只许穿黑、白二色的衣服，用铁、角带钩，不得用紫色。富商大贾可以骑马，但马鞍不能带彩绘，工商庶人不能乘坐檐子，可以乘车，或二人抬的兜子（《宋代·舆服志》）。对于乘车，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规定，庶民只许坐牛车，车身可以作黑色的装饰，不得彩绘，不许在车前排列仪仗物品（《宋史》）。
货郎图北宋商人的穿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比前面说到的所有规定都要清楚一些。他说东京各种职业的人的衣着：“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
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卷五《风俗》）工商中各个行当的人，都有习惯形成的、公认的服装，大家严格遵守，不得破坏。南宋临安的商人着装，据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载，与北宋汴京人相同，“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卷十八《民俗》）。
金朝服色制度，把工商包括在内的庶人，许用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做衣料，头巾、腰带、领帕准用芝麻罗制作，兵卒准用无纹压罗、绸、绢布、毛褐，比庶人少花纱、丝绵，奴婢又比兵卒少无纹压罗（《金史·舆服》）。
元朝庶人不许穿赭黄色衣服，许用暗花纻丝绸绫罗毛毳，帽笠不得用金玉装饰，靴子不能增饰花样，而皂隶公使人只准用绢绸做衣料，娼妓贱民只许用皂色褙子（《元史·舆服》）。
明太祖朱元璋对农民与商人的服饰有严格的不同规定。农夫的衣服可以用绸、纱、绢、布来做，商人只能用绢、布，而不得衣绸、纱之服，如果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买卖，全家的衣着就跌入商人的行列，不能再用绸纱做料子了。农民戴斗笠、蒲笠，可以出入市井，包括商人在内的不事农业的人不许戴。到明武宗时，增加一条禁令，商人与贱民仆役、倡优不许穿用貂皮大衣，它并不涉及农民，显然农民有这个权利（《明史·舆服志》）。
各个朝代服饰制度表明，各种身份的人，百官、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士卒、隶役、倡优都有特定的衣服及其装饰品。工商不同于贵族官僚，也不同于有功名的读书人；有的朝代中工商虽在庶人范畴内，似乎与农民相同，但多数情况下又不能服农民之服，所以就总的情形讲，有异于农民，不及农民；它与士兵、奴隶、贱民等类人也不一样。商人服饰的特点主要有三条。一是只能用低质量的衣料和其他原料，如只能穿粗绸的，生丝制品的绢，棉布，铜或铁的衣带钩，不能穿绫罗绸缎等高级衣料制品，也不能用金银玉石做衣服装饰物。二是衣服上不能有花纹图案，必须是素的，而不能像皇帝、贵族、官员那样有日月山川及动物的图像。三是衣服颜色必须是白色、黑色两种，其他颜色不能用。总起来讲衣服质量是低的。
商人不乏有钱者，有财力制作各种高质量的服装，但政府规定的服制使他们不能凭金钱穿着豪华的衣装。
历朝政府制定服饰法规，强制执行，各种人都不得违犯，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贱民，监督比较严格。这种监督来自两方面。一是官方的，依法处理。不按规定穿衣，叫作“服色违制”，或叫“服色逾制”，政府有处理办法。如元朝规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现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元史·舆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饰被没收赏给告发人。朱元璋特别向民间发出告示，不得在服装、首饰、器物、住宅方面违制，举例指出：“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纻丝纱罗”，严惩不贷（《大诰续编·居处僭分》）。政府奖励告发者，因而产生另外一方面的监督，即民众之间，高服制等次的人不允许低等次的人穿着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愿意看见本等次的人服饰变为高档次。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说，若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没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装，士人必然“群起而哗之”，指斥他到“无颜立于人世”的地步。在服色逾制中，商人违制，历来是官员攻击和纠正的目标，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的就是指商人。
历朝统治者何以都要制定和执行服饰法规呢？杜佑等人的话给我们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礼典·君臣服章制度》里说：圣王制衣裳，作五色与章服的区别，目的是通过它把人区分为贵贱等第，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理原则与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汉人王吉说：“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汉书·王吉传》）杜佑以后，南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写宋太宗制定服饰制度，是“以别贵贱”。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衣饰制度中尊贵者的质地好，有纹章，是为了表彰他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装是为区别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把它作为人的贵贱身份的一种标志。表彰尊贵者及区别贵贱还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统一，承认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别是老百姓要承认被人治理的下层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礼记》）明人丘濬说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听我治理，与我合作，不在别的因素，就在“爵号之名，车服之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