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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是妇女着男装的盛行时代。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一身男性装束，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有纷（拭器之巾）、帨（拭手之巾）、砺石（磨石）、佩刀、刀子、火石等，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到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作这样的打扮（《新唐书·五行志》）？太平公主男妆，就其个人来讲也不是偶然的，她是一个“多权略”的女子，是唐初在武后、韦后之下的第三个有权干预政治的女人，而韦后自知智谋不及她，因而对她有所畏惧。她参预武则天的谋议，武则天也最喜欢她。武则天末年，她与唐中宗、张柬之诛杀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使中宗继位，以后又与唐玄宗清除韦后势力。玄宗初年有七个宰相，其中五位是她的人，因此“军国大事，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这种情况为玄宗所不能容忍，乃诛其党，赐死公主（《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太平公主的男妆，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故喜着男服；一是干预政治，不愿脂粉气太重，以男妆具其威仪，助其施展政治才能。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女子服装男性化了。唐武宗时也有女子身着男装。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帮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很相似，当武宗畋猎时，她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并骑而行，她与武宗的形象差不多，人们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武宗还想把王妃立为皇后，宰相李德裕以妃子娘家寒素和本人无子为理由，反对册立，遂使王妃失去执掌后宫的机会（《新唐书·后妃传》）。王妃的男装显然是武宗所欣赏的，至少是被武宗接受的。
元人绘女性化男子像男人女人生理不同，服饰式样有差别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的传统观念，把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逾越，否则将要遭到谴责。如男子穿妇人服，三国时以清谈著名的思想家何晏“好服妇人之衣”，被另一思想家傅玄指斥为穿“妖服”。女子穿的男装，也被视为妖服，所以正史《五行志》里往往设有“服妖”一目，责备女子的男装，如《新唐书·五行志·服妖》在写出太平公主男装事实后，接着说“近服妖也”，加以贬责。
男女装混穿，在正统的观念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生活小事，更不是个人兴趣的事情。傅玄说：“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原来统治者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的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装，会出现牝鸡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傅玄还举例子，说夏桀因宠末喜戴男子冠亡国，又说何晏本身遭到杀身之祸，而且三族皆被夷灭（《晋书》）。所以封建时代，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是统治女子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敢于男装的女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抗的行动，绝不能以“服妖”视之。指责人家装束“男不男，女不女”的传统观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那种服制上的尊卑贵贱男女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应当彻底清除。再从审美角度观察，巾帼而着男装有的颇有须眉之气，有何不好！为何要搞服装的一统天下，清一色岂不令人厌烦！再说禁止女子男装，也是徒劳之举，且看历史上舆论反对，朝廷禁止，到头来还是不时出现，禁又何益？何必去办这种蠢事，还是听从民便为好。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一节 古代宫廷谏诤戏
古代一些名臣，敢于披君主之逆鳞，当面或上书论述时政的弊端，指责皇帝的失德，为此不顾皇帝的恼怒，不惜俸禄爵秩，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有的人遇到了明君，政见被采纳，并且付诸实行，此所谓君臣际会，双双成为历史上的圣君贤臣；有的人碰上昏君，不仅意见被君王拒绝，还招来诛戮、囚禁之祸，双方一为昏君一为忠臣。贤臣、忠臣的谏诤，自来青史垂名，后人称颂不绝。像邹忌、魏征、海瑞、杨继盛等人，即以谏议而为后人所熟知，他们的事迹演为戏剧，为后人钦敬。他们是达官贵人，不是宰执，也是御史。他们固然以敢于进谏而富有人生的价值，同时他们的出名也同高贵的社会地位有关。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也是向君上进谏的人，不过地位卑微，只是宫廷演员。他们谏议的方式也与大臣的面奏和上书不同，他们是以演出的形式，通过其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给君主以富有政治内容的暗示，希望被君主领会和接受。他们人微言轻，知名度比上述谏诤之臣小得多，发幽阐微，我们不惜费点笔墨予以绍述。
楚庄王（公元前612～前591年在位）原是好淫乐的人，伍举规劝他不听，苏从继伍举之后进谏，楚庄王说你讲什么，难道不怕死？苏从回答说：“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就是说，如果以我的死亡使君主醒悟，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庄王终于觉醒，内用孙叔敖为相，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外而出兵与晋国争霸，兵至黄河，问鼎于周，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的时代成为楚国的一个兴盛期。
他做到这一步，不仅是采纳了士大夫的良谋谏诤，还在于受到了宫中优伶的教益。楚庄王有一匹爱马，享受着特殊待遇，披着文绣的服装，住在一间华丽的房屋中，地下铺的有床，吃的是枣泥饼。这马养尊处优，反而得了肥胖病死了。楚庄王命群臣给马治丧，要用大夫的礼仪埋葬它，群臣认为不能以这么高的礼节对待马，要求楚庄王改变礼法，双方反复争执，楚庄王不让步，并且下令：“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表示他崇礼葬马的决心。至此，群臣不敢说话了，乐人优孟却适时出来活动了。优孟能言善辩，常常在谈笑及表演中道出他的讽谏的意思。这时他进入殿门，故意仰望天空，放声痛哭，楚庄王莫明其妙，问他为什么伤心嚎哭，他回答说：这匹死马是国君喜爱，像我们楚国这样的大国，要什么没有，仅仅以大夫礼埋葬它，岂不太薄情了，我现在向君王请求，以国王礼节安葬它。楚庄王问他若以王礼如何葬法，他说：雕琢玉石做马棺，用梓木做马椁；命令士卒给马挖坟，征调老弱百姓给马坟挑土起陇；以太牢的供享祭奠马，并以一万家做马的守陵户。如果这么做了，让各国的君主听到了，便都知道楚王尊贵马匹而卑贱人民。优孟似乎是顺着楚庄王的意思，强调葬马礼仪的重要，其实是说反话。经过这一夸张，令人知道楚庄王葬马的荒唐，特别用贱人贵马的对比，点出葬马是政治上的损失，将使各国诸侯改变对楚庄王的看法，不利于他的争霸。优孟言浅近而道理深，使楚庄王猛醒，说想不到我这一过失这么严重，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优孟教给他，像对待六畜一样，把它煮熟吃了。庄王于是把死马交给该管的官员去按常规处理。优孟以他真真假假的表演艺术让楚庄王觉悟了，避免了君王的一个重大误失的发生，而群臣的谏言却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楚国令尹孙叔敖是历史上的名人，为人廉洁奉公，预计到自己死后家属将难于生活，乃令儿子在日后困穷时找优孟。后来其子果然穷得靠打柴卖钱为生，就去见优孟，优孟要他等候信息。从此优孟穿起孙叔敖的衣服，模仿孙叔敖的动作，这样练习了一年多，完全像孙叔敖，使人无法辨别了。一天楚庄王做寿摆酒宴，优孟以孙叔敖的扮相给楚庄王拜寿，楚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了，仍欲用他为宰相。优孟说给我三天的时间，好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优孟见楚庄王，说妻子讲了，千万不要答应，楚国的宰相不值得做，像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那样好，帮助楚庄王称霸，可如今他儿子穷无立锥之地，靠卖柴为生，都似这样，真不如自杀。楚庄王听到这里，感谢优孟的理喻，深知应厚待贤能官员，于是召见孙叔敖的儿子，封他400户，以奉祀其先人和维持生活（《史记·优孟传》）。孙叔敖果然知人，优孟通过扮演孙叔敖，教育楚庄王如何对待臣下，他又是成功者。
优旃是秦朝的宫廷演员，其人身材短小，善于表演滑稽戏。秦始皇有一次大宴群臣，下起雨来，担任警卫的陛楯郎在庭院里被雨打湿了，浑身发冷，优旃见了可怜他们，问他们想不想避雨休息，他们说那当然好了，优旃说我一会儿叫你们，你们可要赶快答应。过了一会儿，殿上的人向秦始皇欢呼万岁，优旃走到阑槛处大叫陛楯郎，陛楯郎们应声而至，优旃说：你们长得很高，在雨中站着，有什么好处；我虽然是矮子，可是能在屋里呆着。秦始皇听到优旃的话，意识到陛楯郎被雨浇淋，于是命令一半人值班，以便轮流休息。不用说陛楯郎会在内心中感谢优旃了。秦始皇修长城，筑驰道，兴建郦山墓，搞了许多大工程，他还想扩大苑囿，把东起函谷关，西至岐州的雍县、陈仓的属地都包括在里面，以便游猎憩息。优旃觉得这样大面积地侵占民田，用作玩乐之所，是败政，于是委婉地加以劝谏。他说皇帝这样做太好了，理应扩大苑子，在里边多放畜野兽，等到敌人从东方来了，苑里的麋鹿就会把敌人筑死了。秦始皇听了这个反话，明白了扩大苑囿的错误，打消了这个念头。秦二世继位，打算油漆城墙，优旃说，这太好了，皇帝不提，我也要有这个建议，而且非请皇上采纳不可。油漆城墙虽然耗费百姓钱财，但这是大好事，不能不做；城墙油漆了，敌人进攻也上不来，看有多大作用；只是千好万好，恐怕不是给后人留下福荫的事，秦朝的江山怕维持不下去。他的讽谏与优孟有共同点，就是说反话，开始顺着帝王的思想说，把它发挥到极点，然后一个急转弯，用简短的语言指出原先设想的危害，使人猛省。昏君秦二世也听懂了优旃的意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史记·优旃传》）。
郭舍人是汉武帝时宠幸的优人，他的表演常使武帝赏心悦目。汉武帝对自己的乳母很关照，令她一个月一朝见，又把她儿子封为东武侯，赏赐很多东西。乳母是贪得无厌的人，请求赐田，武帝也允准了，还让她乘车在驰道上行驶。皇帝的态度，使得公卿大臣都敬重乳母。乳母的子孙奴仆恃宠不守法度，横行长安，公然在道路上夺人衣服，有关官员请求惩治东武侯家，强令乳母迁徙边疆居住，汉武帝同意了。乳母在辞别皇帝前先见郭舍人，流了泪，郭舍人给她出主意说，你拜辞皇帝后，急走几步，然后回一次头，再走再回头，表示留恋不舍。乳母按着他的方法去表演，这时郭舍人在旁边假意大声地呵责她：去，老太婆，回头干什么，还不快走！现在皇上已经壮大，也用不着吃你的奶了，还用得着你吗？你还有什么想头！郭舍人与乳母的一唱一和，勾起汉武帝对乳母的旧情，怜悯于她，不但不发配她家戍边，反而处罚了告发的人（《史记·郭舍人传》）。这里且撇开郭舍人讽谏内容的正确与否，只是说他的表演是成功的。
周、秦、汉的宫廷艺人的演出，靠着侍奉在帝王左右，借景生情，借题发挥，规谏人主，真正的戏剧内容并不多，这大约与当时戏剧形式不发达有关，而到后世，戏剧发达了，演出内容丰富了，优人的谏喻更容易表达了。
宋代，宫廷艺人可以把时事编为戏剧，演给皇帝后妃观赏。宋高宗时绍兴和议成立，秦桧主持朝政，正人君子对这个屈辱的和议很不满意，两个内廷优人适时地表达了这一情绪。和议成功，可是宋徽宗的尸体和宋钦宗还留在金朝，宋人视他们为“二圣”，现在江南偏安了，他们还在灾难中，人心不平。两个优人演戏，一人扮作侍者，捧着太师椅，安排座位，一人扮作秦桧，两耳戴着大金环，垂到前肩，穿着朝服缓步上场。侍者问你耳朵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回说是“二胜环”，侍者一面上前把两个耳环改放到那人的背后，一面说你坐太师椅受用吧，二胜环丢到脑后算了。“胜”、“圣”谐音，优人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