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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有一天，马老太太离家出走了，目标是远在异地的另一个男人。她只给女儿写来一封信，说她这一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男人，爱了三十年，但那男人有了家庭，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那男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现在没有什么能阻碍她和他在一起了。她说，自己已经老了，一辈子也快到头了，再也不能浪费时间。她还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不必把她的离去太放在心上。她和那个一直爱着的男人在一起，很好，已经旅游了大半个中国。
千里之外，她无声黑白。沉默的年代，她有着一场遥远的相爱。
流浪歌手的情人
多年不见，二马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歌手。所谓真正歌手的意思，即指他已经完全拿唱歌当饭吃，并以此作为谋生手段。按照行价，每天晚上唱上一个小时，大概挣五十元到一百元。然后多跑上两家场子，所得收入就能支撑着他过不慌不忙的日子。如果在歌手前再加上流浪二字，那就是指他已经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在这城里唱上几个月，在那城里再唱上半年，漂移不定，谁也别想把他给固定下来。
见到他的那天下午，他拎着琴走进一家酒吧，向老板推销自己。老板让他唱两个歌听听，他就坐在高脚凳上，面对着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吧，他唱得有些声嘶力竭了。在他旁边，跟着一个丫头，手指一直轻轻地敲击着桌面，整个的表情都陷在他的歌声里。一望即知，这是二马的小恋人。至于是他的第几个恋人，谁也说不清，恐怕随处留情的歌手二马自己也要扳着指头数上半天。
长期以来，二马像个坏了的钟摆，在多个城市之间不规则地晃荡着，东张西望，晃晃悠悠。钟摆从何时开始坏掉的？说起来应该是从他辞掉学校里教职的那一天。他本来在学校里教音乐，有一天看着那些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正绕着操场跑圈，猛地觉出了生活的恐怖：一切都清晰可辨，未来的每个可能都放大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于是他决定离开，决定不能一直到老了也这样绕着一个泥泞的操场跑圈。
辞职后，人一下子自由了，却也有些看不到边际的茫然。就像一个人从高原上下来，到了氧气充足的平原地区，醉了氧，有种不由自主没有来由的兴奋。他先去了深圳，然后广州、上海、北京、杭州、济南、石家庄、武汉、西安……他在每个城市里寻找那种可能的生活，浅尝辄止，蜻蜓点水，一切都随心所欲。他感情丰富，交了若干女友，但每个人他都只爱一点点，他是一个流浪歌手，漂移不定，怎能轻易带着一个人上路？那样太累了。那时他最爱唱崔健的《假行僧》——“要爱上我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想有人跟随……”
一直到上面讲到的那个丫头出现，二马才心中一凛，觉出了爱之沉重。他在广州时，丫头突然有一天从兰州出走，径直找到他在广州客居的那间小屋，说是看不到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于是决定立刻要找到他，至于留在身后的那些生活，也不打算要了。用流行的话来说，这丫头是为了二马私奔了。
两人同居了将近一年时间，辗转了三五个城市，二马终究也未能给自己的小情人提供一间小小的朝北的能看见星斗的阁楼。女方家里来人将丫头抓了回去，逼着她过上了朝九晚五的正常生活。二马未能免俗，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庸俗化，回来重找了一份稳固的职业，一心想要为当年的私奔负责。但世上不如意事常有八九，他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身上光彩皆无，爱情的光环退去，昨日不再来。他一天天发胖，心里的孤独好似肥猪拱来拱去。想要再去流浪，他已经累了，漫无边际的现实生活就像腰间的赘肉一样涌了出来，挡都挡不住。
如今，他是个七岁孩子的爹了。该他考虑的事情，多着哪！
算命村（1）
〖1〗流浪艺术家
“你们这里缺乏一种迷狂的气氛。”第一次见到女画家小雨，她就挥舞着香烟对我这样说，一时间有些尴尬。她的男友阿健，长相酷似某位大人物，坐在一旁的木头上，一言不发，极严肃，极深沉。
小雨和阿健来自中国南方某地的某师范大学，小雨是美术系大一学生，阿健则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他们一直都在追求一种艺术的迷狂，不喜欢南方的宁静潮湿与柔软，一心想到西北来寻找烈酒一般的艺术。都是穷学生，都是艺术青年，几番书信往来，很自然就找到了我们。我们吃饭，多一勺菜多个馒头，他们也就饱了。宿舍里总有不归的舍友，于是也就有了他们睡觉的地方。自然，一个在男生宿舍一个在女生宿舍，不敢太过迷狂。吃饭和睡觉这人生的两大基本需求解决后，他们一心埋头创作。小雨永远画着她的自画像，颜料总是从她脸上任意流淌下来。阿健在皱着眉头读很多书之后，就思想，或者写些长短不一的诗。
他们带了些家当出来流浪，计有一个望远镜、几本画册、两条毛毯、数本书籍、一些衣服等物。他们是一对恋人，偶尔会怀念以前学校里一处叫“情人坡”的地方，说是草长得高而密，人躺在草里外边根本看不见。在宿舍里蹭觉睡了差不多一周时间，他们思谋着在学校附近租个农民的小房子住。那样，他们就可以更好更纯粹地进行艺术创作了。
很快，他们在黄河边的村子里租了个小房子，旁边的屋里置着一口棺材，晚上能听到风在房中穿行的声音。小房子极简陋，窗户上还糊着窗纸，他们用纸箱板和毛毯打了个地铺，扯来些花布挂了挂就住了下来。我们有时也会过去，笑着闹着，喝一点酒，抽很多烟，一本正经地讨论些艺术问题，或是读读各自写的诗，猜想一下他们两个在小屋里的幸福生活。偶尔，我们也会凑一点小钱，解决一下他们的生计。那时我们想，所谓波西米亚式的艺术生活，也不过如此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还有什么比这更纯粹呢？
算 命 村两个月后，私奔至此的小雨终于被家里探听到了下落，她那当海军的哥哥只身远赴西北，将她带了回去。阿健说他要在那小屋里继续等小雨归来，终日闭门不出，潜心思想和写诗。天气渐渐冷了，没有温度和女人的小屋里越发寂寞冷清，他说他晚上能听见隔壁屋里棺材在咯吱吱地响动。他回南方探听消息，一去不返。我们接管小屋的时候发现了他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名为《艺术之船》的
行为艺术策划案：邀请中国所有知名前卫艺术家到一艘大船，密封此船，从三峡沿江而下，一直出海。然后凿沉此船，让船慢慢下沉，其中一半艺术家将死于冰冷漆黑的海水，另一半人将成为半神……
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的那个黑白年代，我们还是小孩子。到了晚上，听说有电影我们就提着板凳结伙成群地往人堆里扎。我们如鱼得水，快乐非常，但在别人眼里都是可憎的生瓜蛋子。
那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是拿医院里输液用的牛皮管子灌足水，像一根圆鼓鼓的香肠，把口捏住，做成威力奇大的水枪，躲在暗处向人群喷水。再有一样东西是偷拿家里的安全套，灌饱水，做个水弹，从电影场旁边的高楼上往人堆里扔。看电影的人经此突然袭击，轰然散开，一片喧嚣，大声喝骂。那反应就好比把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圈圈涟漪。
四拐子是我们这伙孩子的头儿，能征善战，鬼主意颇多，带着我们玩了不少新花样。水枪和水弹，都是他发明出来的。他家里四个兄弟，命名极有趣：大老瓢、二保子、三瘸子、四拐子。四兄弟都长得生猛，孔武有力，是我们那个小地方上响当当的人物。四兄弟之间年龄各差三岁，梯级排列，也代表了地方上一茬茬小帮派的时间性分布。到四拐子这一档，已经是新生力量崭露头角了。我们的活动场所，主要在露天电影场、大澡堂、旱冰场这些公共场所。地方上有三家大厂，少不得的，来自三个方面的孩子们便要争夺一下地盘，消耗一下
青春期时过多的精力。
《少林寺》上演时，吸引了众多眼球，万人空巷。三家大厂轮流放映这部片子，孩子们也闻风而动，如同狂野的水流涌向那低洼的电影场。自然，随身携带着水枪、水弹、弹弓等物。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需要这种臆想中的争斗，有点刺激反而会让他们兴奋不已，可以在寂寞的日子里反复谈论……
先是四拐子躲在一幢破楼里高空掷下两颗水弹，电影里正放着牧羊女的恬静画面……人群一下炸了锅，我们躲在人群里不露声色，心中暗喜。可是，四拐子在逃离作案现场时出了事：那楼正在拆迁中，二楼有截楼梯拆剩下一半，就那么悬在空中，黑暗中他一脚踩空……
四拐子就这么成了真正的拐子，被水弹袭击的大人们罚他站在银幕前，两手伸平，各提着一只水弹，就像练功夫的少林和尚。他的身影被光束打在银幕上，无比高大也无比滑稽……
很多年过去了，听说四拐子现在开了一家性
保健品店，生意做得很大。当年玩水弹，居然就玩成了今天的大买卖，我们听了都会心一笑。前年，有次我参加沙漠里的探险活动，有一项训练内容说，安全套在野外可以做很好的水袋，至少可以装两品脱水……
两品脱是多少，我一直没有算清楚。不过，我有我最直接的经验。这事，我早就干过了。那时候，安全套都用很简单的纸包装，套子外面有一层滑石粉。不像今天，盒子上印着男男女女的饥渴样子，花花绿绿的摆在超市里大摇大摆地卖。
马不停蹄的忧伤
他的忧伤气质与生俱来，太多的忧伤无处可去，所以他成了一个诗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校园里刚刚兴起经商热潮，随处都可以撞见拥挤的野心和膨胀的欲望。见面时的问候语通常是这样的——你要汽油么？或者——你能搞上钢材的批文么？脸上尚带菜色的家伙们每月入不敷出，却张口闭口都是些吓死人的大生意。通过这些虚妄的天文数字，展现了人心中的微弱地理。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不幸福，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在一行一行不成段落的文字里寻找安慰，不知道大意，也没有中心思想，就是想散漫地以此躲过汽油和钢材们的疯狂袭击。
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午后的寂静时光，他听着走廊里传来水房某只没关紧的水龙头滴答滴答声，想象这世界就像一辆一直呼哧呼哧奔驰着停都停不下来的老爷车。世界的油箱老旧失修，正在一点一点地漏油。什么时候油漏完了，世界也就该停下来歇歇了。
毕业实习，他的忧伤气质与奇思异想吸引了实习单位一个已婚女人，两个人从心灵碰撞到身体接触，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是诗人，从来不考虑什么实际问题。这一男一女的情爱故事，迅速在小城里蔓延开，并在谣言的藤上开出了版本各个不同的花来。这城市是个熟人社会，走上几步路就会被人问候：“做啥去呢？”人们的好奇心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香艳异类的故事，于是他们成了人们眼光集中观察的中心。事情终于传到了那女人丈夫的耳朵里，男人是个警察，熟悉各种手段，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了他们的现场，痛殴之。事情不得不搞大了，女人离了婚铁了心要嫁他。他要被学校开除。好在他已颇具诗名，有些识得他才情的人给校领导说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分配到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地方去教书。那个地方，据说满地石头，一年只刮一场大风，从年头刮到年尾。这样的分配，不如说是发配。
离了婚的女人追着嫁给了他，但他拒绝让女人跟他同行。他用
歌词里的话说：“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但不想看到你在受罪。”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居两地。他一直向西，向西，看到马群时，就到了这个游牧为主的小地方。
这一去，就是十年。在缓慢的生活里，他写了若干首诗，吃了一小群羊，喝了上千瓶烈度白酒，摔坏了几副马鞍子，也睡过几个不同肤色的姑娘，与人动过刀子，也曾和朋友抱头痛哭。十年后，他调回到城市里工作，女儿刚刚上了小学，当年的女人如今头发蓬乱，手里永远提着个花布口袋。他得挣钱，他得养家，他得和老婆争吵，眼光偶尔也得瞅瞅别人家里——人家刚换了大屋、人家刚买了车、人家的孩子弹钢琴学外语一样不落、人家……
他的钟走得比别人都慢，不幸福感从来都没离开过他。老地方是回不去了，也不能一直走在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