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对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这就算听取了群众意见。当他们回到钓鱼台的16楼会议室开会讨论工作组的错误时，激烈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陶铸刚说了声“看来北大的师生也有人说工作组的好话，也有群众拥护”，江青就拍着桌子跳起来：
“那是张承先拉拢欺骗一部分学生们干的！7月19日9点，聂元梓同志在38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话时说的好，张承先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雪峰就是幕后人！这个李雪峰可成问题了，几次替为张承先辩护的人拍手叫好。”江青瞪了陶铸一眼，话中有话地大声说：“我看有些人也大自不量力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你能阻挡得了吗？如果一定要与中央文革相对抗的活，那就请便吧！”
这下，没人再敢多说什么，中央文革一致通过陈伯达的提议：建议新市委立即撤销工作组，罢掉张承先的官，给那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一个沉重打击。
第二天，即7月26日，康生、江青、陈伯达率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倾巢出动，威风凛凛地来到北京大学，而且特意把李雪峰也叫来了。
李雪峰很能沉住气，额上的皱纹像用刀雕出来的一样，他身穿雪白的衬衣，稳当当地坐在主席台上，小声地和一些人说着话。他微闭着眼睛听着康生咄咄逼人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认为，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二、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像张承先那样，就不是党的领导……”
李雪峰听得非常清楚，康生的讲话也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毛泽东7月22日和24日接见大区书记、中央文革及政治局常委时的讲话而已，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陈伯达和他一再建议新市委撤销北大工作组，当着那么多师生的面建议罢兔张承先的职务，无疑是将自己的军，是逼着自己立即表态。这一连串的袭击，真使他措手不及，有点招架不住了，所以，当宣布他讲话时，他的脑袋里还不知正想着什么，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同志们，你们刚才的辩论很好，拥护工作组也好，反对工作组也好，都是你们的权利。你们让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走；你们让留，工作组就可以留下来，作检查也行，作自我批评也行，我们一概奉陪到底。我们可以奉陪……”
他没有注意到，江青那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他，她的眼睛透过镜片，流露出那么一种笑意，是轻蔑，还是含愤的冷笑？
“听说，你和伯达、江青同志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啦？”刘少奇盯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康生，竭力想从他脸上捕获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得到。康生显然作了充分准备，对国家主席的召见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和不安，满是皱纹的前额下，是一对深陷的眼睛，从近视镜片下透出来，那样令人恐怖。尖尖的下巴上和嘴唇边，有一簇花白的胡子。身上的灰色中山装，沾着几点泥巴，特别是他那两只手，又瘦又粗糙，晃动起来像要打人，给人感觉到他很硬朗。这使得刘少奇有些担心，但他还是沉住气地问：“我们能不能个别地说说心里话，你究竟认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
出乎意料，康生先笑了。他从一只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像是来自大专院校的快报和简报一类的东西，有些是开会时学生们递上来的条子，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残缺不全。他说：“我一直想在两位主席之间找到一条最佳路线，能够使中央保持一致，但是我失败了。”
“此话怎讲？”
“你和毛主席走的不是一条路线，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我不想在你们中间妥协、调和，选择折衷态度。”
刘少奇气得有点颤抖，他耐着性子说：“事情并非如此，我觉得你把问题考虑得过于严重了。你应该在中央起团结作用，能够使中央求大同、存小异。”
“可我们之间的分歧又无法解决或变得一致起来。比如在清华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尖锐对立。我认为，蒯大富是革命的。”
“是吗？”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材料？蒯大富对党中央，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没有一点点阶级感情，动不动就骂人是黑帮，这能是革命者吗？我看不是。”
“你们对人家实行镇压政策，人家不反抗行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和蒯大富辩论时，开口闭口说人家是右派，这能换来一个学生对他的尊重吗？”康生显得非常激动，“对薄一波我想多讲几句，已经有揭发材料，说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不正常。我看过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是露骨地宣扬阎锡山的反动理论的。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主客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紧司令长官的理论学说的研究（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以及全部民族革命主张），决心培养出一些精通司令长官的全部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专家，这对我们组织有特殊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山西通来’。他的这些观点和有些行动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这是另一个范围的事。但我觉得作为党的文革小组成员和理论专家，你应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可靠的、经过准确分析的材料和意见，尽量使党减少失误。”
“你认为我没有向中央提供可靠的材料吗？”
“比如你们说对蒯大富实行了镇压，这就不对，不是镇压。”
康生来劲了，他的眼珠子鼓凸起来：“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
刘少奇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的。”
康生说：“哎呀刘主席，对你的这种意见我可不敢赞同。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辩论作为规范推广开来的活，我看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一言堂，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哪里还敢讲话？”
刘少奇痛苦地叹了口气，他迟疑而恼怒地望着康生的神态说：“你变得大多了，我记得我们过去是很能够坐下来一块探讨问题的，我们曾经有过一致的意见啊！现在怎么变了？”他虽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可今天实在控制不住了，说罢又一声长叹。
十五
“刘主席，我实在顶不住了，市委今天就要开会决定撤出北京大专院校包括中等学校的工作组，明天的大会你要出席，就说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底下都说我欺骗了大家。”
李雪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过，刚才毛泽东又把他召去，狠狠批评了他一顿，而且明确警告不准他泄露谈话内容，他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他又不能也不敢得罪刘少奇。所以他乘车在街上转了一个圈，又换上另一辆车从西门进了中南海，直驶福禄居大院。
刘少奇躺在椅子里，心里合计着该怎么办。他的胳膊、身体很麻木，就像被人踩翻，人们踩着他的身体挤过去，后面又有许多身体压在他的上面那样痛苦。他对一些人背信弃义仍生着气，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整个脑子里都是乱哄哄的。等李雪峰再一次诉明理由后他清醒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退却，也无法退却，他说：“好，整个派工作组的错误由我一个人承当，没有你们的事。明天你们不是要在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撤工作组吗？我同意。我也发表讲话，替你分担责任。”
“刘主席，你太好了，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但是这一回……”
“别说了，什么情况我都清楚了。你们还请谁去讲话？”
“小平、总理都请了。”李雪峰说，“而且他们都答应在大会上讲话。我想通过你们的讲话，稳定一下局势，起码能够改变一下当前这种步步设防的被动场面。”
刘少奇点点头：“这样也好，我们不行我们退下来，我倒要看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能领导得有多好，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呢。”
李雪峰的面色确实很苍白，目光呆滞，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毛泽东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把什么都估计到了。数个小时之前，毛泽东在他游泳池的新住地里召见了他，毛泽东说：“我琢磨，少奇同志把中央文革算是恨透了，对我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很想看中央丈革小组的笑话。看吧，也许他还真能看上呢，也许他看不上，因为中央文革作了很多好事，广大师生拥护他们嘛。”
果然，刘少奇在自己面前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也说明他对自己的信任。
这也难怪，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凭着自己的威望和尊严，一批又一批地接见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的成员，召见军委常委和一些军的领导人，对各项工作和人事安排都作了严密的布置。在毛泽东的亲自布置和安排下，7月27日上午，周恩来亲自到了清华大学，接见了绝食好几天的蒯大富，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组长叶林，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与此同时，陈偕达等人到了北师大，公开支持谭厚兰，也在会上大批工作组。于是，各大专院校的师生，掀起了大反工作组，大反李雪峰的浪潮。
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连自己都顶不住，又怎么能指责李雪峰呢？想到这里，周恩来只得无可奈何地握住了李雪峰的手……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毛泽东指挥战役有一个特点，就是连续作战，乘胜追击，决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工夫。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他正津津有味地欣赏江青给他捎来的署名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前面的两篇他都看到了，最后这篇的确令他激动不已。
“这和我青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完全一样，读了这些文章，就好像回到了当年。”毛泽东连声说，“这些文章写得好，写得好，一般的文人写不出来，我看陈伯达也写不出来。”
“老夫子不行了。”江青说，“他的文章早已落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了。现在文章写的好的一是姚文元，二是张春桥。”
“戚本禹、关锋也可以嘛。”
“比起姚文元来可就差远了。”
毛泽东并不愿和江青认真地抬杠，还是欣赏着红卫兵的那几篇文章，忍不住大声朗读：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还是我们革命小小将的觉悟高。”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我们现在的戏叫《子教三娘》。有几个少先队员给他们的老子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里的分数，好的给奖赏，不好就挨耳光。我看这些娃娃们的大字报贴得好。”毛泽东说。
江青看着那篇文章，眨巴着眼睛问：“你那段造反有理的语录是哪一篇文章里的？”
毛泽东闭着眼睛想了想，没想起来：“我也忘了。不知那些小将从哪里找来我的一些话。不过，反正是我的思想。工作组说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动的，那我就把它们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下去，让他们都看一看，究竟‘反动，在何处？”
“给陈伯达说一下，让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江青说，“这么一来，整个全国的红卫兵就会连锁反应，把全国都轰动了。”
毛泽东的兴趣还在那篇文章上，他用红笔把几段文字划出来，递给江青：“你看，小将们把问题的实质都点透了！”
这几段话是：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