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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脸色微微一变，正色道：“工作组镇压学生难道没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吗？如果你们还追学生们的后台，那这个后台就是我！什么人和学生们过不去？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你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插话：“主席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就是要使大家猛醒，赶快回头。”
“现在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成什么体统？”毛泽东说，“中央对学校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性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陈伯达说：“共产党如果不依靠群众，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毛泽东瞪了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哼着鼻子说：“别看有些人唱高调，其实挂羊头卖狗肉。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了。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还唱什么高调？还有人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岂有此理！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天天下去蹲点，征求意见。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比如，工作组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就是镇压！是恐怖活动，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我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也就是北京公社宣言。大呜大放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奇怪的是，李雪峰的报告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这是什么立场！”
李雪峰的脸色刷白，似乎惭愧地低下脑袋。
毛泽东神情格外激动：“还有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该严肃处理。”
刘少奇这时猛然站起来：“主席，这事不能怪他们，我当时在北京，我应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冷笑道：“你在北京搞专政嘛，专得好！”
“有几个牛鬼蛇神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冲着刘少奇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把桌子一拍：“要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话使所有的与会者都震惊了。
毛泽东在党内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他的智慧，他的功绩，他的经历和他的政治家的气魄，足以使他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要想与他争个高低输赢都是不可能的。
不仅刘澜涛，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当毛泽东使人目不暇接地亮明了政治生涯中的红绿灯后，刘澜涛还是犹如置身于梦幻之中。
他没有给中南海福禄居的主人打电话就命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那里，几个警卫只是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就让他进去了。对于中央局第一书记直接造访国家主席，特别是刘澜涛来访，他们早已习惯了，因为他更是刘少奇家中的常客。
刘少奇、王光美一听他来了，却暗暗叫苦不迭。出于礼节和情谊，他们只得让他进来。
刘澜涛进了房门，径直向客厅奔去。他多么希望和国家主席说说心里话呀！精力充沛的国家主席，一定能够走出眼前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对此，他感到有信心，因为毕竟他们是多数呀。
“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我作为一个党员，向中央副主席汇报一下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听见这个刺耳的声音，刘澜涛也是一副苦相，“又睡不着，连服几次安眠药也睡不着，自打开会以来我就没睡好过一天。光美同志，你这第二夫人可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过去就经常这样称呼她，并不带任何贬褒。
刘少奇的脑袋也是疼痛不堪：“你不了解光美的苦衷。主席这两天连续找我谈话，让我保证在中央全会期间不搞背后活动，不搞两面派行为。为了不使问题出现复杂化，我在会议期间不想见任何人。当然会议中除外。”
“我找你并不是要搞什么阴谋活动。现在，主席你听着，我有一个人，我想要你们与他见见面，谈一谈。他是我最好的部下，你们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很精通古今中外的政治，他会拿出很好的办法帮助你的。”
王光美抢先回答：“不，少奇同志是不会接见任何人的。我们在主席的批评下要拿出一副好一点的样子来，不许对他应付。”
听到这句话，刘澜涛大吃一惊，说：“你们怎么胆小、怕事，你当我说的这个人是杀手刺客吗？他只是一名教授，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
“你真太愚蠢了。”刘少奇坐在椅子里如同一尊毫无主气的雕塑，“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队文化界开刀的吗？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会议，不要和毛主席发生顶牛，你在会上的那番态度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至于下一步的检查或退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准备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向刘澜涛通报了如下即将出现的情况：明天，即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将发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批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刘少奇心情沉痛地说：“主席就这些文件发出在征询我的意见时，明确地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错误不影响政治上的前途，只要不搞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一结束就可以重新组织机构继续主持卫作。’我相信毛主席的话，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再作任何努力。”
刘澜涛压低声音说：“你的这些心情我理解。主席在会上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重新审查干部，我是担心有人又要利用我们的历史状况作文章。”
刘少奇一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犹豫片刻，说：“不过，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和组织部门多次考察和审查的，毛主席是不会不同意中央的有关决定的。”尽管活是这样说，他的思路还是倒回来了。不过，他预感到了此事的最大麻烦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比现状更为悲惨的后果。当他们开始对每件事情提出疑问的时候，寻找潜在的因素和动机，一旦被没有那番经历的那些人获悉，他们肯定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刘澜涛之所以冒着一定的风险来这里，都说明他们已把此段历史作为了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那是1935年11月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秘书的林枫协助他工作。当时面临的局势是日冠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非常高涨，北方局却极其缺乏干部。他记得，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对此北方局完全同意。于是，刘少奇出面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刘少奇要求张闻天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信中还附带着狱中共产党员提出的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也要张闻天签字。那三个条件是：1．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中央负责；2．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3．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立即分配工作。
由于事情紧急，张闻天立即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签了字，予以批准。
1936年6月，刘少奇即以中央名义先后向“北平军人反省院”及其他“反省院”中被监禁着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指示。这个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让孔祥侦写成信件。由魏梦玲负责送进监狱。开始，反省院党支部怀疑这个指示，没有执行。经核实证明指示属实后，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决定响应此决定，经杨献珍三易其稿，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
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文件。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噗（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1940年至1941年间，刘少奇主持起草过一个带有征求意见性质的文件，其中分析了出狱的几种情况：一、被捕后经不起敌人拷打引诱自首者，”不施恢复党籍：二、经得起敌人拷打和引诱而后期组织需要自首，又没有出卖组织者，可以恢复党籍。由于许多人的反对，这个文件没有被通过。
早在北京解放之后，刘澜涛就向刘少奇提议：“对1936年写自首书的问题还是请中央做个结论，恐怕以后时间长了不好说。”刘少奇当时就回答：“不要作结论了，党了解这个事。经那个手续出来的，你写个名单放在中央，以后这些人出什么事叫他们到中央来查。凡用这种办法出狱的都不是叛徒。”于是，刘澜涛便详细地写了一个名单，交给了刘少奇。
1962年，刘少奇指示安于文把登记上来的名单交给邓小平，说：“凡在卷者，不管谁查问，均一言以蔽之有了组织结论。谁追查就说中央知道，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填表时就填组织营救就行了。”
而今，刘少奇已经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保护这些人的能力。在当前的政治生活里，他们只有对方，把各自的感情和帮助倾注到对方身上，为了对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保持联盟的巩固。而一旦失去这批力量，自己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了。
“主席，”刘澜涛试探地说，“即将通过的中央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这种大火会不会烧到我们身上？”
王光美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摇头。
刘少奇想了一会，显然下了决心：“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烧就烧吧！不管怎么说，还按中央通过的决定办！”
十七
按照周恩来的分工，王力负责起草公报的国际部分。
“那有什么难的，把中央和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一再阐述的对外方针写上不就得了嘛。”王力一边搓着刮得泛了青的下巴颏，喜笑颜开地对身边人员讲，“我现在很忙，都是主席、总理交办的事，不办不行啊！也亏着是我，换了别人早累趴下了。”
他尽量在初稿中体现着各位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以便作到每个论点都有依据，甚至有些段落就是他们的原话。从1960年起，他就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后，他又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很清楚起草中央文件的特殊规则，即不允许杂夹任何个人的意见，但又必须体现主要领导人的有关论点。不兼顾各方，很可能会使文件夭折，在中途另易他人。
他写道：“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