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一转身，提上文件包拂袖而去。
这下，江青也不哭闹了。她站起来，掏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珠，指着门口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邓小平推荐过来的人才，完完全全是他们的走狗嘛。有这样的人窃居要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会搞好吗？我建议你们立即把今天的情况向毛主席报告！”
陈伯达不敢怠慢。当时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有要紧事汇报。毛泽东约定他明天一早前去谈话。其实，当他向毛泽东讲述昨天的情形时，毛泽东已经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微笑着，把纱窗帘拉开，窗户已经打开了，一股清凉的空气扑进来。他张开嘴深深地吸了几口。党中央主席的气色很好，全然不把那事当什么事，认为根本不值一提。他说：“你们不要听江青的，按她的逻辑推断，不但洪洞县里没好人，恐怕整个神州大地也好人不多。好人只剩一个，那就是她自己。你告诉陶铸同志，让他不必介意，好好工作就是了。他并不反对我嘛。”
陈伯达打了个沉，觉得很扫兴，这个结果可不是他所希望的。他虽然对江青有看法，想让别人整整她以出出气，但他更想借她的手把他前面的人整下台。当然，这个意思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话中有话地继续告状：“不但江青同志对陶铸有看法，我们对他也有那么一些异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毛泽东的眼睛放了光。
陈伯达说：“他说话很随便，常常不记后果。比如他在群众大会上说，我认为在当前‘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不能怀疑外，对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我是主张普遍地轰的。”他激动得脸色通红，“这种语言不正是给一些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理论根据了吗？”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陷入了沉思。
“林彪同志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大会上，第一次代表您和党中央发表讲话后，陶铸就改变了腔调。”陈伯达说，“这个人不那么老实，应该有所警惕。据材料揭发，他早在1950年对外国人谈话时，曾肉麻地吹捧过高岗，说什么‘高岗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自己创造了一套马列主义理论。’1952年，高岗亲临广州同他密谈，搞选票，搞了不少秘密交易。而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他却假惺惺地说：‘我不知道高岗有阴谋，高岗来广州试探我，我丧失了立场。’在中央会议上，他的第一次检查没有被通过，第二次才在陈云等人的包庇下勉强通过。”
毛泽东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墙壁旁，伸出右手轻轻地在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上抚摸，过了半晌才又问：“还有什么吗？”
陈伯达一时无法回答。
“陶铸同志的闲话，到此为止。”毛泽东说，“现在，刘、邓的问题还没有作最后的结论，我希望你们不要摊得太大。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几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归根结底还得靠群众。中国的问题很多，还是慢慢来吧。”
“主席，我明白了。”陈伯达坚定地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听主席的。”
“就这样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心里非常沉重。
电话是刘少奇打来的，说他看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工人、农民和前去串连的学生发生严重冲突的报道后，无法安眠。学生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了工农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刘少奇引用了毛泽东的几段语录后，说：“我是出自对你的信任才讲这些话，本来我可以不说，但是为了党的事业，我不得不说。现在学生们这种作法已经超出了范围，严重地走向了和工农对立的地步。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敏感提醒你注意，学生们这样下去是会走向反面的。”
面对现实，他不得不认为刘少奇讲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毛泽东会同意这种看法吗？
从8月底以来，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生纷纷来到北京，形成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成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奇观。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旧计，支持，这种浪潮越演越猛烈，使交通拥挤，运输难以承受，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矛盾日益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为此，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以应付一连串的突发性事件。
眼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工农群众围攻红卫兵的事件，究竟该怎样处理，他心里并不摸底。
但是，请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过来，秘书们不断地把各地出现这种情况的报告摆放在他的面前。
“告诉各级党委，严格控制形势的发展，不许再把事态扩大。”他通过秘书给各地下达着命令。即使如此，各地报来的情况仍然使他头疼：许多学生在冲突中，已被工农群众和市民打伤，有的甚至丧生。
“总理，江青同志要见你。”
秘书的话音刚落，江青穿着一身绿军装匆匆走进来，她身后紧跟着额头挂着汗珠的王力。江青进门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扔到桌上，鼓着金鱼般的眼睛问道：“总理，各地出现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的事件你都知道了吧？”
“知道一些，我已经采取了措施。”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江青大喝一声，厉声说：“主要的原因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挑动工农斗学生，这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我怀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背后捣鬼！”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周恩来冷静地说，“我们可以给各方面做工作，劝工农和学生们团结起来，不要作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江青坐在椅子上，连着喝了几口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大信袋递上去，说：“你看看吧。”周恩来一看那龙飞凤舞的几行大字，就认出了那是毛泽东的笔迹。他接过来抽出，果然不错！只见毛泽东在一张纸上批道：
林彪、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除人大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以外，其他没有，以北京经验告外地。
我看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把信重新叠起来，装回信封，说：“坚决照主席的意见办，立即制止各地出现的这种状况！”
江青回头望了王力一眼，脸上堆出笑容又问：“总理，你看了这封信有什么感想？”
“我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我的意见和主席的意见完全一致。”
江青摇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你注意到没有？主席批给这几个人的名字中少了谁？”
周恩来恍然大悟地说：“缺少了陶铸同志的名字。”
江青笑了：“你还是有点警惕性和敏感性的。实话跟你讲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认为，这等于把陶铸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开除出去了。陶铸这个人你要注意啊，上月中旬，清华大学的左派贴出一批揭露和批判少奇同志和王光美的大字报。刘涛和贺鹏飞等人所控制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纠集14个学校的学生在8月24日大闹清华园，他们叫嚣‘不许右派翻天’，强行撕毁所有揭露刘、王的大字报。刘涛是刘少奇的女儿，贺鹏飞是贺龙的儿子，他们的行动得到了陶铸的默许和支持。”
“有证据吗？”周恩来问。
江青说：“证据当然有，绝对冤枉不了他！我可以负责性地告诉你，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发生的挑动当地群众围攻北京红卫兵的现象，后台仍然是陶铸，还有那个王任重。”
周恩来低下头来，好长时间不吱声。
等了半晌，江青问道：“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把主席的批示传达到各地。”周恩来说，“然后通知各地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不要任何人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
江青咯咯地笑了起来：“看来总理还是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文革根据主席的批示，写了一份文件的草案，请你过目一下。”
周恩来从王力手里接过文件草稿，见上面共写了四条，完全都是站在学生一边指责各级党委的，其中有“不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向群众”；“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很显然，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中央文革抬到了最高的台阶，成为其他人很难干预的一种政治力量。而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周恩来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他苦笑一声，向江青点点头，说：“发下去吧，我同意！”
二十五
谢富治每次会见毛泽东，都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没有一定的规律。在最近两个多月里，他的注意力放在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上，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女们云集的重点学校。
轿车驶进中南海后，自然放慢了速度。谢富治从窗口望了一眼平静的水面，眼前真好像出现了波涛翻滚、一望无际的大海。在月光下，这里的建筑都显得藤膝陇陇，很难看清它们的真形。
他迈着矫健的步于穿过游泳他的内廊，进了客厅，看见毛泽东正在等候他。这好极了，他知道，毛泽东非常喜欢和器重他。除了战争年代的交往外，江青替他说了不少好话；他也决心忠于毛泽东和江青，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他是不会拉下脸来和刘少奇。邓小平这么死斗的，也不会下决心这样整理他们的材料。
谢富治的眼睛落在了桌旁一件理发用的围裙上，这件围裙上有一个拳头大的洞，他感到好生奇怪，就问：“这是怎么啦？”毛泽东笑着说：“理发师给我理发，我坐着发闷，掏了个洞好看书嘛。这样，他干他的，我看我的，作到了两不耽误。”说完又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的谈话很快进入正题。
谢富治拿出厚厚的一包材料，说：“刘少奇。王光美确实已经插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学生组织的活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女儿及其他干部子女，准备组织他们自己的学生力量，比如‘红卫兵纠察队’这类机构，目的是向革命左派反攻倒算。他们的组织也可以叫保爹保妈派，全是一批干部子弟。”
毛泽东听着，轻轻地翻着书本，幽默地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的左派，像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这样的组织，让广大群众看到中央的态度，就不会跟着右派跑了。刘少奇想反攻，只能是自我暴露。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觉革命。”
“对学生组织，我们还是重点抓政治教育，走突出政治的道路。”谢富治说。
毛泽东问：“那么多政治，你知道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吗？”
谢富冶想了想，回答：“按照主席的观点，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政治说到底，就是你死我活或你下我上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争夺领导权。”
谢富治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坦率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伟大的导师能对他说出如此重要的话。
“我们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那些人也要炮打我们的司令部，这里就有个水火不相容的斗争问题。”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安全问题我要靠你，当然也要靠部队，但你的工作是关键性的。”
毛泽东一直看着谢富治，这个人长着一张老练而稳重的面孔，他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深沉得很，像电光那样灵活。他缓慢而有说服力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一系列的事件真相，足有雄辩家的逻辑性。
谈话不久，毛泽东再一次安排了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来京的师生。他对林彪说，“你的讲话要大长一下无产阶级的志气，吹响向那条反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进军的冲锋号。”
9月15日，天安门城楼上歌声味亮，笑语盈盈，几百只高音喇叭的口声不时被海啸般的狂欢声所淹没。当刘少奇见到毛泽东，要和他握手的瞬间，毛泽东把手伸向了他身后的邓小平，使刘少奇处于十分难堪的地步。
才几个月的光景，林彪显得踌躇满志、老道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