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此时50出头，中等的个子，长长的脸盘，威武的眉字间透着一股泼辣老练的劲儿。他坐在椅子上，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一边飞快地思索着这几天来的情况。
“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李雪峰的神情激动起来了。“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彭真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现在，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的，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在北大讲了一次话，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们工作组就这么几个人，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多少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阶级含义不同嘛。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一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事，这些人趁我们三年困难时期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有人问我：有些人像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回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嘛。”
张承先高兴地说：“这下我就心中有底了。我回去便大刀阔斧地干！”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叶剑英在西山军委所在地要通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的电话：
“我听说总政正掌握着3000多名准备去农村搞四清的干部，还没分派下去，是不是？”
刘志坚说：“的确有这么回事。”
“总理来电话，要我们抽人给北京市委去大专院校当工作组，这是中央常委会上研究决定的，军委领导也同意派。你告诉总政就大力支援吧。”
于是，在短短的几天里，先后有420多个工作组，共5500多人，像消防队救火那样开进了各大专院校。又有几百个工作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学。
工作组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规定的八条规定，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连，不准相互支援，大字报分类保密，师生也区别性地进行观看。北京大学里，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人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不准人们随意揪斗。
张承先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党的领导，枪打出头乌，教育了几个闹事乱贴大字报的人，“卡”住了全部外出串连的人，又经过多方工作，多方磋商，总算按各自的实际情况控制住了整个局面，虽然不可能皆大欢喜，也总算息事宁人了。
这时，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出现了。
张承先心里猛地跳动起来。
“你们看，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哇！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敢反对，这不是赤裸裸地反党吗、我提醒大家要记取1957年右派分子倒霉的教训，反对党委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也是反党。我们要引蛇出洞，迟早要再来一次反右派。”张承先更是激动起来，一双粗糙的互相紧握着的大手，颤得十分厉害，“党有今日，不容易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反工作组的坏人，一定要揪出来。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维护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现在，斗争到了关键时候了！”
四
江青和北京来的那位联络员握手的时候，觉察到他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敌意。
“都带来了吗？”
“都带来了。”那位联络员说，“肖力把有关材料综合了一下，可能对你有用，快报组的同志都是团以上的政工干部，搞通讯多年，他们搜集情报有着职业上的敏感，至于他们本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
“好了，你可以走了。”
等那人走后，江青拿着她点名要的那些材料，坐回到办公桌前。她不想先入为主，这里什么观点对她作用不大，她需要掌握的是究竟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头一份是上海高教局的报告：
6月2日至3日，上海同济大学和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仿效聂元梓，贴出一大批揭发校党委和校长问题的大字报。这些贴大字报的师生和拥护校党委的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出现武斗现象。有人惊呼：“上海也出现了陆平们围攻左派的事件！”
第二份材料令江青激动不已：
北京邮电学院师生于6月4日愤怒赶走进校不到四天的工作组，原因是他们公开要保校党委。少数学生高喊：“保皇的工作组快滚他妈的蛋！”有的学生把工作组的行李扔到墙外，连脸盆都砸扁了。
第三份材料是北京大学的人提供的：
6月3日，北京市委有人贴出批判李雪峰5月25日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李雪峰便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右派”。提出“谁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当晚，吴德来北大传达李雪峰的报告，下达八条规定，到了6月5日，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收回他们的大字报底稿，有200多人重点挨整，80％的人被迫检查。6月9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说给工作组提意见就是“给工作组抹黑，不相信党中央”。6月12日，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北大师生前往清华声援，张承先驱车前往，要将学生们赶回学校并以“记名字”来恫吓。
江青看到这里，停下来扶正眼镜，走到窗前盯着远处的蓝天白云骂道：“什么工作组，纯粹是保黑帮分子的别动队！好哇，他们是生看法子来对抗我们！”
江青产生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凭实而论，她是一个有才华、有远见、有胆略而充满个人欲望的女人。她的权力欲也和她的风头一样的“健”。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她既信任又限制，凡事以不太出圈为准。江青对党内上层动向的预言，都被事实所击中，使毛泽东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她充分发挥作用，也算让她闯一闯吧。
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3月29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和江青同在杭州，她微笑着对毛泽东说：“这是苏修给我们党内的赫鲁晓夫们摇动橄榄枝呢，人家已经看出我们党的上层有分歧，故意放信号。我敢打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肯定会作出出席苏修23大的决定，不信你让他们讨论吧。”毛泽东对此似信非信，认为正在开展四清时刻，北京会断然拒绝苏共中央的邀请。于是，他和江青打了赌。
果然，刘少奇在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王力等人汗会讨论时，邓小平、彭真坚决主张应派代表参加苏共23大。彭真说：“我主张派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去，看看苏联究竟下一步的动向是什么，应该知己知彼嘛。”邓小平则主张应派最高级代表团去，以显示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政治局常委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邓小平去西北三线视查，彭真主持书记处工作。开完会，刘少奇让彭真给毛泽东发电报，说这是常委们一致的意见。
江青得意地对毛泽东说：“你看我算他们算得准不准，这些家伙们早就图谋不轨，想效仿勃列日涅夫搞赫鲁晓夫那样把你搞下台，然后他们搞复辟。别的不说，刘少奇早就主张在党内设名誉主席的职务，明眼人不问便知，这个空名不是给你准备又要给哪个？”
很快，康生带着赵毅敏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提到此事。毛泽东大发雷霆：“什么常委一致同意，老子就没有同意！你们哪个想同苏联合作、里通外国、当修正主义，你们哪个去，中国共产党是不去的！我看北京有人是想当赫鲁晓夫，有点迫不及待了！”
康生当时吓得脸色苍白，马上就说：“我从心眼里就反对，根本不能去，苏修邀请我们，压根儿就没安好心。就在他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他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组织一系列的反华报告。他们还向各国共产党发信，污蔑主席和我党‘好战’，‘假革命’，‘不反帝’，‘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冒险主义’，‘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甚至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呢？”
“除非是去搞阴谋。”江青在旁插话，“我看，康老算一位真正杰出的反修战士，其余那几位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说：“恩来和他们不一样，他是要跟我走的。他已经给我报了信，要我注意北京的反常动向。康生同志，你组织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回信，就说我们不参加苏共的23大。”
于是，3月22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宣布：“你们不顾许多兄弟党的反对，在1965年3月召开了莫斯科分裂会议。这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我们曾经要求你们，公开承认召开莫斯科分裂会议是错误的，非法的。你们至今没有这样做。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事后，毛泽东对江青说：“看来你这次考试还得分不错。今后你就替我多研究国内问题，重点是中央上层如何对付修正主义的问题。看看中国的赫鲁晓夫们究竟会怎样动作。”
江青如同得了“尚方宝剑”，索性公开亮出牌子，对人们说：“我的工作是中央的哨兵，眼睛是盯着修正主义的，这是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希望同志们都来帮助我。”
她命令《解放军报》专门为她成立了一个记者组，任务是向她和毛泽东反映文革中的动态。然而，她始终感兴趣、并且千方百计要收集的，恰恰是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中的一举一动。
刘少奇、邓小平6月4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后，匆匆忙忙坐飞机回到北京，一面督促往学校派工作组，一边又通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坐飞机到杭州，于9日在毛泽东住处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派工作组问题强调其重要性。毛泽东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轻松自若、一边妙趣横生地讲典故，一面畅谈工作，说：“这场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较量，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我这人一直奉行三条政策：第一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第二退避三舍，讲究一个‘让’字；第三礼尚往来，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所以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不要急于派工作组。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说：“还是不要乱，一乱就难以收拾了。最近西安交大也发生了一些事。工作组进校以后，引导学生们批判‘三家村’黑帮，但个别人对此不感兴趣，总想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工作组让他们讨论校党委究竟有没有问题，是红还是黑时，他们又想搞工作组。”
“胃口越来越大！”陶铸说。
邓小平坐在最边的一个沙发上，慢悠悠地开了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了，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
“我就不信他们会整垮我们的党。”毛泽东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杭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抓紧派工作组的工作，到了中旬，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的成员，取代了那里的各级党组织。
6月11日，刘少奇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吴德等人说：“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