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命交给我- 第9部分

　　我提着颗心跑下楼，始终没见到放火贼，却发现另一处火起，是那片成了沼泽的水塘。
　　我心里愈发的不解起来，放火贼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先是在三楼放了把明显不能把我烧死的火，看起来也没留后手；再是放火烧沼泽，目标当然是那具白骨，可这火再怎么烧，也没法达到能把骨头烧成灰的高温呀，更何况那具骨骸基本上是埋在淤泥里的。这放火贼有常识没有？
　　只是沼泽这把火烧起来，可不像三楼那样容易灭，不多时就会蔓延到前院来，可能还会烧到外面的庄稼地里去。我退出院门，摸出手机报了警。
　　下午四时许，我穿着新买的衣裤鞋子，站在沼泽边，踩在还蒸腾着热气的草木灰烬上，向警察指出那具白骨的大概位置。几块大面积的木板被扔在已经没有草的沼泽淤泥上，两个拿着铲子的警察跳在木板上，开始往下挖。不多时，就挖到了白骨。
　　附近有许多庄稼汉都在围观，见到真挖出了死人骨头，一片哗然。
　　有一些孩童也围着看热闹，这个时候好些父母都捂住了他们的眼睛，呵斥他们回家去，自己却不舍得走开，还想留着再多看几眼。
　　我往那些孩子身上扫了一眼，瞧见有两个站在一起的十一二岁光景男孩子，脸色有些紧张。紧张和恐惧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其它孩子的表情就是标准的恐惧，他们是被白骨吓到了，都扭头不敢再看，有胆小的还哭起来。但这两个孩子，却偷偷往白骨瞥一眼，又瞥一眼，一副想看又怕别人注意的模样，十分鬼祟。
　　我不禁多看了他们几眼，发现其中一人的头发间有几根枯草，再看他们的鞋子，在前帮上也有几根枯草茎。联想起那些门上的小小脚印，外加上两次目的性不明确的放火，我心里就有了数，向身边的警察耳语了几句。
　　这些动作并没有多作隐瞒，两个小孩子眼神本就在白骨和警察间飘来飘去，见我和警察说话，眼睛往他们那里瞧，撒腿就跑。
　　这哪里能跑掉，两个警察追上去，后脖领一抓，他们就不敢再动。一个稍矮的哭起来，另一个壮实点的嘴里嚷嚷：“干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抓我。”
　　先前在起火的那幢楼里，警察已经采到了些脚印。那楼十几年空着无人打扫，走廊里有风灰还少些，相对封闭的楼道里，每级楼梯上都是很厚的一层灰，脚印清清楚楚，除了我的之外，还有两个人留下的小脚印。这下和两个男孩的鞋底纹路一对应，完全吻合。
　　当警察给这两个还在上小学的男孩上了手铐，准备带走的时候，人群里一个女人突然哭倒在地。她并不是两个孩子的父母，此时放声大哭，边哭边往沼泽边爬，旁边人拉都拉不住。
　　她爬到沼泽边，半个身子探出去，后面两个乡亲抓着她的脚，她双手扑打着，嘴里喊：“丫头啊，丫头，我的女儿啊！”
　　下面的尸骨已经被警察挖出了一半，可以见到她死时的姿态，一只手向上奋力升着，头努力抬起来，另一只手横摆着，非常痛苦。
　　这妇人被抱住她腿的两人合力拉了回去，跌跌撞撞站起来，冲到两个男孩面前，一边撕心裂肺的哭骂着，一边打。两个男孩中有一人的父亲在，连忙冲上来护住自己的孩子，却不敢还手，另一人被警察挡住。
　　旁边的人就议论开了，这一个村子的乡里乡亲，谁家出了什么事情都知道。妇女这么哭闹起来，顿时就让别人猜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妇人的女儿小英，和两个男孩是玩伴。这座空着的精神病院，本就是附近男孩子的游乐场，小英因为和男孩玩在一起，也时常到这里来玩。两年前的一天，三个孩子出去玩耍，只有两个回来。大人问是怎么回事，两个男孩一口咬定说小英到田里去小解，就再也没回来。他们说的地点离精神病院很远，小英父母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是死在这儿的水塘里，一直以为女儿被拐走了。伤心之下，还存了点念想，盼着像有些故事里一样，过个十几二十年，长大的女儿能再找回来团聚。
　　现在这具小孩的白骨出现，两个男孩又是这般反应，大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年前这三个孩子来精神病院玩，小英不慎跌入沼泽，没被救上来淹死了。两个玩伴怕担责任，竟谎称小英走失。
　　早晨我在院门口听见的动静，应该就是这两个孩子躲在田里偷看我。估计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他们的心结，日日夜夜担心被揭穿，常常徘徊在精神病院附近，守护着他们的秘密。我掉进沼泽后发现了白骨，这两个小孩惊恐之下，竟要把我烧死灭口。小小年纪就这样歹毒，固然是长期被这个秘密压抑的缘故，但也让人心寒。
　　我中午的时候已经在警局做过笔录，不过现在真挖出了尸骸，两个小纵火犯又被擒获，我免不了要再次去警局。
　　这次却换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刑警给我做笔录，他拿着中午的笔录对照，看有什么已经问过的就不重复了。
　　“你一个人为什么会跑到那儿去？”他问。
　　“哦，这个前一次已经回答过了呀。”
　　“小年轻的字写得飞起来，看不明白。”他说。
　　于是我就只好再回答一遍。我并不准备说谎，原本我一个外乡人，跑到武夷山不游山玩水，反而直奔一个破落无人的精神病院，就是件极古怪的事情，如果说不出个道道来，根本过不了警察这一关。
　　当然，即便我照实说，听起来也挺离奇，所以我略略简化了一番，压根没提阳传良的事情，只说作为杨展自杀时的在场者，想要追踪他自杀的真正原因。从他的前妻那儿得知，十多年前杨展曾经有过强烈的自杀倾向，而这种倾向，可能和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有关。
　　我这么一简化，固然是能说得过去，但中午记录的那个年轻警察，看我的眼神就很奇怪。在他看来，我大概是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并且听风就是雨的无聊记者吧。
　　“杨展？”
　　老刑警没有接着问我下一个问题，而是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是的，你知道他？”
　　他没有回答，慢慢眯起眼睛，额上的皱纹聚拢到一起，像《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
　　“最后一个也死啦。”他低声说。
　　我把这句话听的分明，后脖子的毛刷一下子站起来了。什么叫最后一个也死了，究竟死了多少人，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自己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我看着这个刑警，问：“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在杨展身上，在那个精神病院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老刑警却低下眼去，不和我对视。他把面前的本子和笔收起来，拢在手里在桌上顿了一下，站起来说：“就问到这里吧，你可以走了。”
　　他转身先行离去。我不甘心就这么放跑一条大线索，在后面大声问道：“您就给我一句话点个醒，不然我找到这家病院，大不了多费点工夫，也能查出来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的！”
　　老刑警停下来，回头看看我，说：“你找不到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了。”然后他走出了笔录间。
　　这个老刑警姓姜，叫姜明泉，离异独居，儿子在北京读大学，今年六十岁，再过两个月，就退休了。他爱抽云烟，但云烟贵，常抽的是红塔山。爱酒，钟情于泸州老窖，有了好酒，就买点小菜，可以回家自己慢慢喝上两三个小时。
　　今天姜明泉和往常一样，六点半才离开警局。他推着自行车从后门口出去，刚要骑上去，就瞧见了在电线杆子下等着的我。
　　我拎了个塑料袋，里面有一瓶酒，一条烟，还有两个熟食。
　　“猪耳朵好下酒，还有点花生。”我说。
　　他看看我手里的东西，又拿眼瞅瞅我。
　　“你倒有心，是个做记者的料子。”然后他眉毛一竖，问：“不过，是哪个王八犊子告诉你这些事情的？这嘴还带不带把门的了？”
　　我忙解释：“我托了上海公安的朋友，找到他在福州市局的同学，再转托到南平市刑侦队的陈连发。”
　　“这老家伙。”姜明泉咕哝了一声。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姜明泉摇摇头，也不说答不答应，伸手去衣服里摸烟。
　　“我这儿有我这儿有。”我飞快把那一条烟拆了一包，递过去。
　　他接在手里，抽出一枝摸出火机点上，把烟揣进衣服口袋里，吞吐了一口云气，说：“别在这儿傻站着了，边走边说。”
　　“我就是想问问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事情。”
　　“已经没有啦，1992年11月份，所有病人都并到了南平市精神病院去。从那时起，就再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了。”
　　1992年11月？当年的9月份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刚刚对精神病院做过评估，两个月后，精神病院就不复存在了？
　　“是为什么会被并掉的，在那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吧。我了解到在1992年至少在精神病院里出过七……哦六宗自杀案呢。”我想起有一个人是在家里煤气中毒死的，不算死在医院里。
　　“六宗自杀案？”姜明泉嘿嘿笑了几声，说：“老陈的面子，我也不好完全驳了。当年精神病院的案子，就是我查的。说点给你听，也不是不可以。”
　　我心里一阵激动，等着他说下去，没想到他却沉默了许久，只顾抽烟。
　　这种时候我当然也没法催，只好等着他自己开口。
　　抽了半根烟，姜明泉忽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本来不想提这件事的，非但不想提，连回想都觉得……”他没把最后的词说出来，大约是觉得有点掉份。
　　然后他自嘲地笑笑，说：“这一行干得久了，总会碰到破不掉的案子。破不掉的案子碰得多了，总会有那么一两件，让人打心眼里觉得古怪。我干这行快四十年，算起来，当年查精神病院那一摊子事情，最让人心里发毛。”
　　说到这里，他往我脸上瞧了一眼，大约是看我眼睛发亮，一副洗耳恭听惊天大隐秘的模样，说：“你也别指望听见什么精彩故事，当年的事情说穿了一句话，有人自杀而已。”
　　我心里纳闷，问：“就是有人自杀？您开玩笑了吧，光是几个人自杀，能让您这个老刑警心里发毛？”
　　“嘿，当年我可还没这么老。再说，有人自杀，那得看是多少人自杀了。”
　　“啊，多少人？”我立刻意识到，当年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必然不止六七个。
　　“多少人啊，嘿嘿。”姜明泉只是使劲吸着烟，并不答话，似是在回想往事，又似在掉我的胃口。如果是后者，那他很成功，我心里就像有十七八只爪子在挠一样，盼着他下一秒钟就说出答案。但另一方面，又有些畏惧，仿佛当年发生过的那些可怖事件，在姜明泉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散恐惧的气息了。
　　我和他默默走着，拐过街角的时候，他已经把烟抽完，将烟头扔在一棵行道树下。我以为他终于要开口，却不料他又点上了一枝。
　　有本事你把我送你的一条烟都抽完也不开口，我在心里想。
　　然后他开口了。
　　“这精神病院啊，文革的时候就有了。那一阵子，被逼疯的人不少啊，我二舅就是被送在里面，也是自杀死的。这不稀奇，精神病院嘛，当然自杀率高啰。到了八几年的时候，隔一两年，那儿就会有病人自杀，最高的一年，八九还是九零年，一年里自杀了两个病人。这还是死成的，没死成被抢救回来的，那就多了。这都正常，精神病院都这样。”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走进路边的熟食店，又买了一份猪肚子。
　　“九一年的时候，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退休了，调了个年轻的新院长过去，三十多岁，叫金斌。这个人啊，是我们武夷山市本地人，大学考出去以后，毕业就在福州当精神科医生，被市卫生局当人材引进回来了。我们武夷山市虽然小，但是能当精神病院院长，管着几十号人，还是很不错的待遇。他过来以后，有一些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让医护人员，得走近病人，努力听听病人的那些个疯言疯语，不要不耐烦，说是这样有利于治疗。他还发明了个称呼，叫什么体验式疗法，嘿，合着他是拿一整个医院来做他的医学实验来了。九一年精神病院没死人，九二年就不对了，头七个月里死了四个，两个是病人，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这我知道。”我说：“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还专门派人来评估过医院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是吧。”
　　“你知道的倒不少。那种评估能有什么结果，吃顿饭喝顿酒，还不是一切正常。那两个评估的人也没落好，后来背了处份。哎扯远了，那个金院长啊，胆子不小，或者说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