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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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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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朝成为短促的朝代。
  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造大坟墓;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如徐市航海求药,又刻石鲸长二百丈),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不让臣下知道住处。多造宫室,建筑长城(方士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大都是受方士的欺骗。他的宫室和坟墓,规模宏大,空前未有,与长城同为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力表现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奇迹。
  造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建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造坟墓——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计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东海中)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数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盂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盂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箍、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太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殷》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己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殷》,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与楚汉战争
  战国时期,秦是地主统治的国家,山东六国是领主与地主共同统治的国家。到了秦朝,全中国统一,在秦始皇强烈统治下,社会各阶级发生了如下的新变化。
   一 统治阶级 
  地主——前二二一年,“徙天下豪富于成阳”,严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大工商和领主残余。前二一六年“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地主和有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年,赐黔首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庆贺黔首的“实田”,想见当时很多人获得土地,其中一部分自然是中小地主。《庄子·杂篇·让王篇》说:孔子劝颜回做官。颜回不愿意,说:“我有郭外田五十亩,够吃的了,有郭内田十亩,够穿的了,我弹琴读书,够快乐了,我不愿意做官”。《杂篇》是道家后学所伪托,所谓颜回的生活,实际是说战国秦汉时小地主的生活,除去道家给加上的“知足不辱”思想,他们生活确是够快乐的。中等地主当然要更好些。中小地主可以做郡县吏和乡官,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小地主是秦朝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官僚——士的利益在于做官食禄。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不得禄的叫做未仕的士。广大士群是官僚的源泉,仕途正常,官僚机构便强固有力;反之,便衰弱以至于崩坏。士为了寻求出路,可以拥护中央集权,也可以主张割据分裂,有时也可以赞助农民起义推倒旧统治者。战国时士出路极宽,对统治者的危害不显。秦统一后,官吏为数有限,一部分官僚又是秦国的武夫功臣,士的出途骤然变小。秦始皇召集学士方士,使议论政事,炼药求仙,博士多至七十人,占星多至三百人,但并不能满足士的要求。春秋以来“臣一主二”(国君多),“何所(处)无君”,士可以游历各国求仕。秦统一后,臣一主一,大不合于士的习惯。群臣儒生屡议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其中也含有保存旧习,扩大仕路的意义。秦始皇、李斯最后采用焚书坑儒的野蛮方法,广大士群绝望,转到反对方面,皇帝和官僚变成孤立寡助的少数人。屠杀儒生后一年,东郡(治濮阳,河南濮阳县)地方天空落下陨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陈胜起义,孔子八世孙孔鲋从军反秦,这说明屠杀士人只是加速秦朝的溃灭。
  领主残余——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其中一部分是六国旧贵族。他们虽然受打击,但并不因此被消灭。六国旧贵族,如楚怀王的孙儿心逃匿民间,为人牧羊;楚将项梁与项籍逃避在吴中。又如齐国有王族田假、田儋等人,魏国有公子魏咎,韩国有五世为韩相的张良,这些人都是名族强宗,拥有徒党,等待时机发动变乱。
  大商贾——秦压迫小商贾,对大商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却优礼备至,这说明大商贾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受尽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痛苦,迫切需要和平与统一。秦始皇刻石文,与秦群臣颂功德,总是说“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这一类言辞,多少反映出广大农民的共同意志。贾谊《过秦论》也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农民厌恶战争,对中央集权的秦朝表示真实的拥护。由于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特别是秦二世,征发闾左贫弱人大修阿房宫,徭役更苦,赋税更重(据汉人说,征收田租,三分取二),农民除了起义,再也看不见有其他生路。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以前,各诸候国政治情况不同,农民所受压迫也有较宽较重的不同,农民不可能同时起义。又诸侯并列,互相援助或监视,一国农民起义夺政权,别国君主绝对不允许。自从统一以后,朝廷行暴政,全国农民同时受害,一朝时机成熟,便同时并起。秦汉以下整个封建时代,推倒腐朽皇朝的,总是农民大起义;大起义胜利后,总是出现盛大的新皇朝;起义失败后,总是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消灭割据局面,重归统一的总是一个较强的割据者或乘机侵入的外族,而推倒腐朽了的统一皇朝和外族统治的又总是农民大起义。归根说来,保持全国统一,扫除腐朽皇朝,驱逐外族统治,推动社会逐步前进的根本力量,总是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
  小工商——秦认农与小手工业是黔首本业,认小商贾是末业(包括各种不生产的人)。小商贾一般缺乏反抗性,因为秦对他们压迫较重,所以刘邦起义军中,不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刘邦攻秦峣关(陕西蓝田县东南),峣关守将是屠户出身,刘邦给他一些贿赂便投降了。大概小商贾积有军功,可以做官,但终究是极少数。
  奴隶——私家奴隶的儿子(“人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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