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四）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祈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于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正身——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封建道德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样，都是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一个社会当它还没有发生新的经济基础以前，对原来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物，只能就它们本身作比较，判断它们那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轻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吴张伊《默记》所载《后出师表》中语。《后出师表》是别人假托，但这两句却是确评）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于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虚心纳谏。诸葛亮奖励直言，说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错误，好比“弃敝（破屐）而获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多至十次。诸葛亮表扬董和，要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误用马谡，被魏击败。诸葛亮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责躬，布所失（所犯的错误）于天下”，要求同僚们“勤攻吾之缺”。他这样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的做法，连被他处罚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产。诸葛亮上表汉后主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刘备得益州时，赐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他置这些田产，比一般地主应该说是最不贪的了。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限于礼制，不得允许。据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来纪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国的一年，汉后主才允许给他在酒阳（陕西沔县，诸葛亮葬定军山，在沔县）立庙，禁止其他私祀。
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冒险的计谋。二二七年，诸葛亮率大军屯酒阳，作攻魏准备。次年春，使赵云率偏军据箕谷（陕西褒城县境），扬言将攻郿（陕西郿县），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肃西和县西北）。汉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关中震动，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汉。魏朝廷恐慌，魏明帝亲到长安镇守，遣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守郿，遣宿将张郃（曹操部下五良将之一）率步骑五万拒汉主力军。诸葛亮军事计划并不错误，战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败了。原因在用错了人。马谡善于谈论兵法，诸葛亮极其器重他，每次引见，总是从白昼谈论到深夜。刘备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出兵，用马谡做先锋。马谡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违反诸葛亮的调度，指挥错乱，在街亭（甘肃秦安县境）打了大败仗。诸葛亮只好收兵回汉中。是年冬，出兵散关（陕西宝鸡县西南）围陈仓城（宝鸡县东北）， 粮尽退兵。二二九年，诸葛亮攻魏，取武都阴平两郡。二三一年，诸葛亮围祁山，击败司马懿军，粮尽退兵，杀追将张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大军驻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分兵屯田，准备久居。司马懿固守不战，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死，汉军退走。汉国弱小，能对魏国取攻势，显然是诸葛亮主观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过两郡，这又说明客观方面不存在可胜的形势，单凭主观努力并不能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
第八节 吴国
吴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不稳定性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吴国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给自己辩解，说：威小人必须用重刑，我这样做是不得已。又说：如果单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确是够用了，赋调应该可以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总起来说，百姓劳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诸君不必多说。孙权的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种暴政。人民被迫经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阳人彭绮攻破县城，有众数万人。彭绮失败后，彭旦又起兵。庐陵人李桓、罗厉等起兵，经四年战争才被压平。这些较大的反抗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反抗。孙权命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以备“盗贼”，决不允许减轻赋调。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时候，才下了一道“省谣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临死时也许真的希望他的继承人缓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继承人比他剥削得更加凶暴。
孙坚出身下层豪强。他虽然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又自称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但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的力量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时，孙权还是十五岁的童子，吴国形势很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他把孙策的女儿，一个嫁给顾雍的长子顾邵，一个嫁给陆逊。孙家与江东名族顾陆两家结成姻亲，吴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外来士族都是流寓人，徒党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孙权敢于信任他们。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死后，孙权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丞相顾雍，很大的兵权交给上大将军陆逊。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灭三族。他又养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见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惨杀。太子孙登屡次劝谏，都不听纳，大臣们更畏罪不敢说话。陈寿说他性多嫌忌，坚决杀人，愈到晚年杀人愈凶。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
任何一个政权，总要有军队作支柱。吴国军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后来兵士变成从事生产的奴隶，后来又变成私人的生产奴隶，根本不成其为军队。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二二六年，孙权开始屯田，令诸将增广田亩。他自己也说是受田耕种，把驾车的八头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还有所谓作士，是一种作手工业的兵士。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到吴国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诸王分去，有权势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属。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纷纷应募，营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见诸将对这些剩余兵士，自然要加紧剥削来补充被诸王宦官夺去的利益。
既然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奴隶，这就可以说明下列诸事：孙权为什么说自己不愿坐守江东（事实是决心坐守江东），必须扩大兵役？因为增兵就是增加生产奴隶。孙权为什么要使卫温等率兵万人浮海求夷州直州？因为听说州上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从而扩大兵额。孙权为什么屡次进攻山越？因为他估计居住丹阳郡山地勇猛善战的越族有四万人可作兵士。后来越人被围困，出山投降，孙权分给诸葛格一万人，顾承（顾雍孙）八千人，其余分给诸将。孙权驱迫农民甚至掳掠人口来成立军队，这当然需要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持这个军队。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条刑罚是一个兵士偷了一百个钱，被牵到市上去斩头。以此为例，吴国军队里，大概除去斩头，很少还有其他较轻的刑罚。
孙权的家庭很乱。宠妻间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陆逊、顾谭（顾雍孙）、张休（张昭子）等都遭受惩罚，两派怨恨更加深刻。孙权死后，孙亮继位，宗室孙琳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孙休死，孙和子孙皓立为吴皇帝。孙皓粗暴淫凶，大报旧怨，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淫刑杀人，大臣及宗族几乎被他杀尽。孙权的残虐政治到孙皓时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
吴在江东立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当时稻田产量并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极为迫切，孙权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数民族）也搜罗出来，并经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这固然为了添兵，同时也是为了添民。吴亡国时有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二一一年，孙权自吴迁都袜陵。次年，作石头城，改名建业。二二○年，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还都建业。建业和武昌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上也是比吴高一级的城市，这两大城市的建立，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二三○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载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亶州、夷州（台湾），掳得夷州人数千。二三三年，遣将军贺达率兵一万浮海到辽东。二三九年，遣将军孙怡击辽东，掳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海南岛）。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次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问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