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朝正相反，他禁止饮酒打猎；他施行裕民（使民富裕，《康诰篇》“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的政治。所谓裕民，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家有些蓄积，发生劳动的兴趣。《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借以知道农夫的辛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亲自种田，与“不知稼稿之艰难”的商王，恰好成显著的对照。他又针对着殷纣招诱奴隶，为其他小国所怨恨的形势，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左传》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据春秋时楚国申无宇说，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这条法律的制订，并不意味着周文王维护旧存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用来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纣的一个手段。而且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里，仍有很多奴隶存在的事实。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山西黎城县），东到邘（音于yú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进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灭商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一○六六年（据《史记·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当在此年），即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来说：坏人执政当权，昏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还认为时机未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夫们愿意出去作战，借以取得食粮。武王动兵出征，据《史记·周本纪》说，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行军中前歌后舞，士气旺盛。许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卢、彭、濮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武王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指责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尤其是第四条罪状，引起从征各国的敌忾心，要和纣决战。纣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倒戈反攻，引导周兵杀纣。周兵正月（子月）底出发，二月（丑月）底攻入朝歌灭商，兵力比纣小得多，成功却这样快，主要原因是商兵（有家室的老奴隶和自由民身分的小人）阵上起义，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
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据说，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块，其他财物可以想见。西周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周虽然战胜，按惯例必须保存商祭把。武王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分商地为三部，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成王和大臣召公姡Вㄒ羰絪hì）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继承问题引起周内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奄（山东曲阜县）、蒲姑（山东博兴县）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攻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稳定内部，随后自己带兵东征。武庚军队遇到周兵，不战溃散，周公杀武庚，黜三叔，攻灭奄等十七国。商贵族（士大夫）当了俘虏，被周人称为献（字形亦作鬲）民、民献、人献或献，他们反抗周的统治，所以也被称为顽民或殷顽。
顽民原来是大小奴隶主，现在当了俘虏，丧失过去的威福，顽固地反抗周统治是很自然的。周公知道留顽民在商地，将继续反叛，必须迁居洛阳，才能就近管束。他先宣称迁顽民到黎水地方（河南浚县东北），地近朝歌，顽民相当满意。周公卜问鬼神，得卦不吉利，于是改卜别地，说洛阳最好。商人信鬼，这样，把顽民迁到洛阳。
周公召集商旧属国，来替顽民筑城造屋，新城很快造成，号称成周。同时也召集周属国，在成周西三十余里筑城，称为王城。派八师兵力（一师二千五百人）驻成周，监视顽民。《尚书·多士篇》周公浩诫顽民说，你们受天罚，本当杀死，我保留你们的生命，应该感恩做我顺民。现在分配住屋田地给你们，安心谋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们自己不要生命。又劝诱顽民说，你们只要安居乐业，你们的子孙会兴盛起来的。顽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只好逐渐软化降服。周公死后，第二子君陈替周公管理成周，不敢疏忽，足见周初顽民问题的严重，因为要把奴隶主变化为从事劳动生产的庶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奴隶助战有功，自然要改善原来的地位。康叔封卫以后，按周国土地法分给耕地，所谓“疆（强）以周索（法）”（《左传》定公四年），就是释放农业奴隶为农奴，从此卫为西周大侯国，不再发生叛变。商顽民迁离本土，势力大减，一部分居住成周作庶人，一部分被赏赐给周贵族，作奴隶或庶人，大盂鼎“人鬲（献）自驭（音御yù）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驭是奴隶，庶人是农奴一类的人，身分不同，当是按罪行的轻重，予以处置。周初专力感化居住成周的顽民，成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周朝终于胜利了。
第三节 周初大封建
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封建。《史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 周公于鲁，恐不可信。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孟子说，周公灭五十国。《逸周书·世俘解》说，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上述国数未必可信，但灭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降服多数小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则是事实。周初大封建，对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说来，多少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商朝有侯、伯、子等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五服名称。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晋国侯爵，列在甸服，曹国伯爵，列在甸服，郑国伯爵，列在男服。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爵和服，政治的经济的正式关系才建立起来。周灭商以前，周国内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灭商以后，封建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制度的国家。
周要统治广大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拥护王室。当时最难平定的是商贵族，周公迁他们到成周，封同母弟康叔做卫侯，统治旧商国的遗民。他教训康叔说，你对一般平民要宽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治，不要枉法杀人。对掠夺财货，不孝养父母，不和睦兄弟的商人，用严刑诛戮。商人群聚饮酒，除了百工，不论是谁，全数拘获送周京，我杀戮他们。康叔封地最大，权势最重，带八师兵力镇压商人，在当时是主要的侯国。
东方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昌乐县），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儿子封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成王弟叔虞封唐（都唐，山西太原县，后称晋国）。从远大处安设据点，抵御戎狄，掩护卫周两国，受封者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贵族，足见周初分封确有政治上的远见。
当武王克商时，纣庶兄微子启抬着棺材到军前投降。武庚死后，周公把商旧都商丘封给微子，爵为公，国号宋。宋附近有陈（舜后裔。都宛丘，河南淮阳县）杞（夏后裔。河南杞县）焦（炎帝后裔。安徽毫县）三个国家，隐含监视宋国的意义。
周初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成王封熊绎（音易yì）做楚蛮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自称楚王，成为南方大国。凡周势力不能控制的地方，强国甚至小国多自称王，不向周天子朝贡。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腾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礼记·坊记篇》载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实际意义就是土地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而最真实的经济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施这种收回土地权，依靠武力和刑法。行施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是（一）庶民助耕公田；（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尚书·洛诰篇》载周公教成王说，“你得用心考察众诸侯谁纳贡，谁不纳贡。纳贡的如果礼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于不贡。诸侯不贡天子，庶民也不贡诸侯，政治就乱了。”《小雅·北山篇》说，“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话的内容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文王以来，一向施行裕民政治，周公扩大了施行的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上，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农业劳动者从牛马生活的奴隶变为小私有经济生活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各级封建主从农奴那里榨取生产品比榨取奴隶要顺利些，所得的物品也要多些，这样，剥削者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把干戈弓矢收起来了（《周颂·时迈篇》“载戢（音集jí）干戈，载櫜（音高gāo）弓矢”）。农奴们愿意从事生产，封建主愿意暂停战争，因此西周初期，即所谓成康之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进步，《诗经·周颂》正是叙述这个大进步的可靠诗史。
天子封给诸侯土地（如伯禽得奄地为鲁国，康叔得商地为卫国）和臣民（如鲁治奄民，卫治殷民），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公封康叔为卫侯，司空聃季（聃音丹dān）授土，司徒陶叔授民。授土是天予建立一个大社，封诸侯时凿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称为受土于周室。授民是将原来居住在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分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