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使狗为之退避，使得旁观的屠格涅夫为之赞叹。我还读过一篇外国猎人的随笔，说他严冬之际，在一个结冰的野外小湖旁边，正在伺机狩猎，突然一群大雁从半空降了下来，它们是下来饮水的，但是冰层隔断了水源。这时，只见为首的大雁勇敢地腾身飞起，又像飞机一样向下俯冲，腹部出力地撞击冰层，磅磅作声，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猛烈行动，终于使薄冰断裂，露出一个窟窿来，群雁能够就着那个冰洞饮水了。那位猎人说，当他看到这番景象，他被感动得目瞪口呆，忘记开枪，终于茫然地伫立着，望着这群征雁饮罢了水，飞去为止。
和这类事情异曲同工的，是日本有一位旅行家说他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发现许多蝴蝶扑打着翅膀向高空冲去，一次又一次，尽管屡次失败，它们仍然奋斗不懈，雪地上终于覆盖着大量蝴蝶的黄翅膀……有一个青年告诉我说，当他读到这段描写的时候，不禁哭泣起来了。
我相信，为这一类现象所激动的，决不只是一个屠格涅夫，一个猎人，一个青年。我们自己不是也常常有类似的感受吗！当我们听到：一只燕子，为了越冬，常常飞行几千公里；一条鳗鲡，为了产卵，常常从内河游向远洋，征程一两千海里；一只蚂蚁，能够搬动比它的体重重10倍以上的东西；一只蜜蜂，敢于不惜牺牲去螫一匹马或一头熊的时候，不是也常常为之激动不已吗！至于好些蜘蛛，为了织好一张网，不管风吹雨打，艰苦从事，百折不挠的坚毅表现，人们看了受到感动，因而奋发图强的事例，在史书里，也是屡有记载的。
也许有人说，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或其它节肢动物，生命有这么大的韧性，不过是它的本能罢了。是的，普通的生物的行为，谈不上是什么它们信念的执著和理性的选择，大抵总是出诸本能罢了。但即使仅仅是出诸本能，也仍然令人赞叹不已。为什么比它们巨大千倍万倍的生物，有不少，生命的韧性看起来倒反而不如它们呢？
人类所以会被这类现象所感动，探索起来我想是饶有趣昧的。一个人和一条狗或一匹马之间，有时还谈得上感情沟通，但是对于野外素昧平生的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根本谈不上存在什么情愫，但人有时却被它们的行为所震惊，甚至感极泣下，其秘密何在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它们使我们想起作为同类的人的某些勇敢坚韧的行为，因而也就受到感动了。
有人说，古代神话的存在，是人类渴望战胜自然的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人能够被某些小小动物的生命现象所激动，我想，正是人对于同类中某类行为的崇敬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
人们平时对于某些人的坚毅、刻苦、勇敢或者智慧存在敬爱之心，看到动物也表现了类似的现象的时候，心里潜藏的东西被掀动了，翻腾到上面来，于是对动物也仿佛有一种重爱之情了。一个对于某种品德丝毫不存在向往之心的人，看到那类现象，却是漠然无动于中的。一个习于懒惰，丝毫不知道勤奋可贵，或者一个懦弱成性，完全不想培养勇敢品格的人，即使知道一只燕子，正在从事千里壮飞，或者看到一只大雁，居然以胸脯猛烈撞击冰层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感动可言呢？
因此，人对生物的这种奇特感情，说穿了，不过是人对人的感情的升华而已。
如果我们不斤斤纠缠于虫鱼鸟兽这些形象之中，‘就可以透过动物看到人，领会不少人对于坚毅、刻苦、勇敢、智慧这类美德的由衷敬仰。
如果说，虫、鱼、鸟、兽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令人瞩目的行为，有思想，有感情以至具有信仰的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所能够使人受到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读历史，有时固然令人十分痛苦，但是那些志士仁者，名将学人的事迹，却一直使我们的心弦为之颤动，这可以说是学习生活中最愉快的享受。
对个人的作用，作出过分夸大的估价，谁都知道是不当的。因为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群众集体所创造的。但是个人的行为只要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却的确可以发挥异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只要举出几件普通的事情就足够说明了，试想：爱迪生的发明，怎样改变了全世界人类的生活面貌；巴斯德发现了细菌，怎样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琴纳医生发明了种牛痘，竟使猖獗流行于地球上的天花到了当代终归全部趋于消灭；达尔文的发现，怎样使人类认识了自己并使生物学跨进了新的境域……
这还仅仅是就自然科学家而言罢了，革命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大匠，他们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都不是可以简单估计出来的。
历史上常常出现过一些害死了千千万万人的“杀人魔王”，也常常出现过一些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革命家和科学家，把这些简单地归结为“历史规律”在起作用而对个人因素的作用不作充分的估计，是有欠公允的。
一个鲁莽者的一根火柴可以烧毁数千亩山林，一个科学家的毕生辛勤又可以创造数万亩山林。从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个人能够对整个社会发挥多么坏或者多么好的作用，而且并不是注定非如此不可的。
从前面提到的生物现象，使我想到人类社会中的现象，生命，有的像一个泡沫，有的却可以谱一阕壮歌。对于好些人，只能碌碌无为的生命，在某些人身上，却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潜能，绽放多么美丽的花朵啊！
1987年2月·广州
国 子 监
作者：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王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这里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像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一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
国子监碑刻甚多，数量最多的，便是蒋衡所写的经。著名的，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黄庭”、“乐毅”，“兰亭定武本”；颜鲁公“争座位”，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这回未暇查考。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为了要“人才”，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严。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就秉承他的意旨，订出许多规条。待学生非常的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曾经闹过两次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贴子）。太祖闻之，龙颜大怒，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照明太祖的语言，是“枭令”）。隔了十年，他还忘不了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碑上所刻，就是训话的原文。
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