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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现实家园”的失落相对应，对“精神家园”流逝的悲悼也是陈染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层面。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家可归”的生存焦虑既根源于现实之家的破败，同时又更来源于内心和精神上的无助与无奈。而根本上说，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绝望心绪的突出表征就是精神之家的无处着落和无从寻觅。陈染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对主人公们精神之家流逝后的幻灭、痛楚、绝望、焦灼等等心态的解剖、呈示中逼进了横亘在人类面前的这道永恒的生存难题。活跃在陈染小说中的生命都是那些精神之家的弃儿和放逐者。他们以自己决绝甚至变态的方式对抗着世界、对抗着他人，也对抗着自我。《归，来路》中的“我”一方面固然因现实之家的丧失而有着在姐姐家做寄寓者的现实痛苦，另一方面更有着对于精神家园的焦虑和困惑。她对于孤独的偏爱、对于回忆及怪想的执迷、对于世俗生活的厌倦都是寻找精神家园之旅受阻后茫然失落心态的一种典型表征。《空的窗》中失去老伴的退休教师和失去光明与恋人的“我”都处在一种对“精神之家”的寻找与祈求之中。老教师对于送死信的虔诚，一方面是他抵抗孤独和绝望的精神良药，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在现实之家的废墟上重建精神之家的生存梦想的一种实现。而盲人少女“我”在失去光明远离现世沉入彻底的黑暗之后却反而获得了生命的澄明与敞亮，在她没有失明之前所无法找寻的“生命与光亮”在她成为盲人之后一下子就照彻了她的心灵，以致她每天清晨都能矗立窗前眺望“太阳的升起”；《塔巴老人》中的塔巴和黑丫虽然是两代无家的孤独者，但在“尼姑庵”内她们的交流与相通又何尝没有为她们构筑起暂时的“精神之家”呢？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能对陈染小说主人公的“尼姑庵情结”和向往“幽僻之所”的怪癖获得一种精神理解。一方面，对于“尼姑庵”以及各种“幽僻之所”的崇拜和呵护是他们悲剧性地失去现实之家后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又是他们试图超越世俗生存重建精神家园的主动而决绝的生命姿态的一种生动写照。而毫无疑问，陈染对这样一种精神努力是充满感动和敬意的。其三，失语之痛。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3）
然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孤独之痛还是家园之痛，其本质仍是一种语言之痛。对于世界、对于“他者”的无法言说和失语实际上才是现代人生存痛楚和生存困境的最本质的表现形态。而陈染的小说对于人类失语之痛的表现可以说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她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些独语者和准独语者，他们对于世界和他人无从进入也无法对话，无一例外的都只有面对内心和自我一途，仅凭梦想、幻觉般的自言自语在生存的泥淖中沉沦、挣扎。“无人倾诉”的失语之痛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孤独之痛也正是这种失语之痛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失语之痛孕育并催生孤独之痛，孤独之痛反过来又更强化和加剧了失语之痛，两者共同把主人公们带入了生存之夜的黑暗和混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陈染小说对于失语之痛的表现同样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层次。一方面，失语首先表现为世俗层面“对话”的艰难。在陈染的小说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相对于“他者”来说无疑都是孤独而封闭的，沟通和对话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和被否定的。在陈染所营构的世界里，不仅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深深的敌意无从对话，而且夫妻、情人和密友之间也都无不是些在本质上并没有共同语言的陌路人。陈染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些倾诉者，但他们倾诉的对象都只能是他们自己，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能听懂他们倾诉之声的“他人”，这是陈染对于主人公生存悲剧性的一个基本阐释。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和《无处告别》中，我们可以从黛二与母亲彼此的敌视、憎恨中清晰地目睹母女之间无从对话的悲哀与绝望。黛二“像一个陌生的旁观者一样审视这女人”，在她眼中，母亲是一个有“矛盾、怪癖和绝望”的出色寡妇和“出色侦探”，并视之为自己“永恒的负疚情结”；而母亲眼中的黛二则同样是一个“谜”，一个无法理喻的怪胎。母女俩各自不同的话语逻辑就这样导演和制造了一出家庭悲剧。而在《时光与牢笼》、《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等小说中，陈染又把夫妻、情人之间的“无语状态”作了生动的解剖。尤其是《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阐释人类失语之痛的生动寓言。莫根和“我”是一对似乎无法分离、彼此相知相爱的情人。但莫根突然失踪了，他的消逝宣告了“我们”之间所谓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虚假性。“我”并不能真正听懂莫根的语言，而莫根对“我”的话语同样也无动于衷。最终“我”不得不在小说中承认：“我永远是一个被人类之声所隔绝和遗弃的人，一个失去耳朵的秃头女”，“我的内心一向孤寂，世界繁乱的嘈杂声永远无法真正进入我的身体。”不过，我个人觉得，在对于失语之痛的书写上，陈染最出色和最深刻之处还在于其对人类“伪对话”状态的发现和揭示。这方面的典型文本是几部描写朋友间的亲密友情之虚幻的小说，如《饥饿的口袋》、《麦穗女与守寡人》、《无处告别》等，其中《潜性逸事》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小说中，雨子是把“不喜欢说话，习惯说半句话”的充满神秘的李眉作为自己的心灵知音的。她自认最能听懂李眉的沉默和“半句话”，也只有李眉才理解她自己的心语。作为亲密的朋友，两人也似乎确实做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雨子要跟丈夫离婚的想法也只告诉了李眉一人。然而，随着小说的向前推进，我们却和雨子一道辛酸地发现李眉是如此的陌生和无法理解。而当丈夫向雨子宣称李眉要嫁给他时，两位朋友过去的相互倾诉立即就变得那么的虚幻和不真实起来，所谓的语言和心灵契约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同样的景观在《麦穗女与守寡人》中也有出色的描写，守寡人“我”在与英子“倾诉”到深夜后一起回家，但在出租车上“我”因精神幻象而杀死了司机。法庭审判时因为找不到诱拐者而无法为“我”定罪，在“我”希望心灵的倾诉者英子为“我”作证时，她却指证“我”为诱拐者。现实就是如此的荒诞和不可思议，它再一次提醒主人公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想象。另一方面，“失语”又表现为哲学层面上神性和精神话语的缺失，这种缺失作用于陈染小说文本就是对于“现实”的悬搁与放逐以及对于“过去”和“回忆”的迷恋。阅读陈染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对“现实话语”的舍弃是一贯而绝对的，她全部小说的话语指向几乎全都是针对“过去”的，“向过去倾诉”我觉得正是她小说的一种最基本的话语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固然使“失语之痛”和“时间之痛”结合在一起深化了作家对于存在之痛的表现，同时也赋予了她文本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意味，进而较好地凸现了陈染对于“存在”问题的现代主义态度。而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陈染对于“失语”问题思考的核心所在。在《归，来路》中陈染最先表达了拒绝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寻求超现实精神话语的渴望。“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本是人人羡慕的事，但“我”却充满了压抑和孤独感。无论是对于学校里的各式人等还是姐姐和姐夫，“我”都没有共同语言，即使与H女的同性恋行为也丝毫不能唤起“我”的丁点儿话语欲望，而只想把自己封闭在往事、回忆和怪想里虚构精神上的对话者。一夜不归之后“我”与二千五百岁老者的交谈和对话无疑是精神幻象发挥到极致后的产物。虽说二千五百岁老者也很难说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性话语的发出者，他对于“自我”、“人”等等的言说事实上也并未超越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但对“我”来说，一个倾听和对话对象的获得至少在某些精神层面上使“我”的生存焦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后《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空的窗》、《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也都把主人公追求神性话语的心态历程真实地袒露了出来。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神性的祈祷首先就表现在对于“时间”的敏感上。小说叙述都向着“过去”飞奔，“现实”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回忆”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方式和小说方式。《小镇的传说》中，罗莉就是凭借对于“记忆收藏店”内神秘往事的发现与沉迷而获得摆脱现实生存困境的精神力量的。遗憾的是，她在过去岁月中的风尘仆仆和喁喁私语并未使她真正接近救赎现代人的神性之光，相反却被厚重的与“现实”同谋的“过去”吞没、毁灭了。《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更是对于时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拜和恐惧，正如小说中所说：“九月是我一生中一个奇奇怪怪的看不见的门。”“我”在九月里被父亲打出了家门，又在九月里走向“尼姑庵”这新的寄寓之地，还在九月里遭遇到了父亲一样光脊背的男人让他破了贞操。“九月”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我”对于现实的绝望和失语，“我只与内心的九月互为倾诉者，分不清我们谁是谁”。而《塔巴老人》中的老人和《空的窗》中的盲女则也都是在对于“往事”和时间的执着中接近心灵和精神之中的神明的，老人话语中的神是过去的一段爱情，盲女话语中的神则是现实中永不存在的光明。尽管与虚幻的过往之爱的对话只是把老人孤独地送入了坟墓、对心中光明的眺望也并未把盲女从生存的黑夜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微弱的神性之声里我们是能感受到主人公精神的巨大震颤的。同样的生存景象在《站在无人的风口》这篇小说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老尼姑谜一般的一生其实正是浸泡在一段无法诉说的辛酸往事里。作为“一个靠回忆活着的人”，她与两套玫瑰外衣的窃窃私语正是她悲剧人生的形象写照。本质上，她并未能进行一次走向“神”的真正对话，而是在她的“漫无边际的心灵黑夜”里演绎了“世界的悲剧性结构”并“在永久的沙漠里终于被干旱与酷热变得枯萎”了。其次，陈染小说对于神性精神话语的祈求还表现在主人公总是坚守沉默并以写作和文字对存在与虚无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