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对我们来说，《许三观卖血记》究竟体现了余华怎么样的小说理想？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它究竟应获得怎样的定位与评价？它所标示的余华的“转型”契机和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如何认识和评价余华“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今天重读《许三观卖血记》所必须回答的。
一 “人”的复活与“民间”的发现 ：《许三观卖血记》的主题学转型
一九八九年余华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题为《虚伪的作品》的带有先锋文学宣言性质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决绝的态度倡导文学创作对常识、秩序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反叛，强调小说对“本质性真实”的发现，其对现实世界的反叛激情溢于言表。而到了一九九五年在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则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则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并提出“写的越来越实在，应该说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起码的一点，你首先应该把自己明白的东西送给别人。”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余华对小说与现实关系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也正是决定余华九十年代艺术“转型”的逻辑前提和思维基础。
在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余华在形式探索的热情之外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苦难和死亡的展示；其二是对于暴力与罪恶的偏嗜。而这两者都以对于日常经验世界的背离为特征，以对于人性之恶以及世界之夜的“本质真实”的揭示作为基本的“深度模式”。这样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和现实的主流文学形态来说无疑是异端的、革命的，其创新求变的艺术思维对中国文学来说也是迫切而必须的。但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余华等人的先锋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他们的“革命”背后其实也暗藏着深刻的矛盾和致命的局限。从认识论上看，一方面他们反叛长期主宰中国文学的源于黑格尔而完善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世界观和历史观，另一方面在对世界的反应方式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却仍是与传统的本质论思维殊途同归的，只不过是试图以一种“本质”代替另一种“本质”而已。这就根本上导致了其文本理念化、观念化和形而上学倾向的不可避免：从文学话语层面上看，余华们虽然以对叙述和形式的热情对抗和消解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是对世界和现实的极端化的理解和处理，又使他们重新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怪圈，并在对世界和现实丰富性的简化与遮蔽中重建了新的意识形态；从人学的角度看，余华等对“人”的“恶”的本质的揭示，常常是以对“人”的抽象化与符号化为代价的，这就使文学背离了“人学”的传统，使文学作品流失了“人”的血肉与生气。从余华九十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小说来看，他显然已经对自己的创作局限有了清醒的反思。反思的信息最初是从他的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中透发出来的，在这篇小说中，余华开始了对于小说与世界和现实关系的全面修复，叙述上所传达出的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温情也令读者深为感动。其后，经由《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艺术“否定”。令人高兴的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所体现的这种“否定”姿态与其八十年代所张扬的“革命”已有了本质的区别。此次的否定体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极端的推翻，而是致力于艺术的重建。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革命”是一个排除或剔除的过程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否定”则是一个艺术的“增殖”或丰富的过程。我觉得，从主题学层面上考察，《许三观卖血记》所代表的艺术转型至少为余华的小说创作增加了如下崭新内涵：
其一，“人”与“生活”的复活。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以和其他先锋作家一样的“创造”与解释世界的冲动表现出了对于世界的狂妄与自大，而在《活着》的前言中，他却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他新的写作理想。世界变得神圣和重要，余华认识到只有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构造才是“高尚”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世界的虔诚造就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又集中体现在对“人”和“生活”的理解上。正因为有这了这份虔诚和理解，“符号化”的人才被重新贯注了生命的血肉，抽象化的世界图景才重新拥有了“生活”的感性力量。
许三观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应该是余华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许三观毫无疑问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所创造的不多的几个成功的文学典型之一。（在这些典型中也包括余华笔下的另一个典型人物福贵。）这对于在八十年代以反典型化作为自己“革命”目标的余华来说，尤显难能可贵。在小说中，余华并没有赋予许三观激烈的外部性格冲突，也没有对许三观的生存心理进行直接剖析。而是让许三观平凡的人生、朴实的话语“自动”地在小说时空中呈现。但在这种呈现中，许三观的丰富、复杂、深厚却被无限地放大了。作家对许三观的塑造主要聚焦在三个维度上：一是对于许三观顽强、韧性的生命力的表现；一是对于许三观面对苦难的承担能力和从容应对态度的表现；一是对于许三观的伦理情感生存思维的表现。许三观从小就成了孤儿，一生与苦难相伴。有人称他是“半疯半傻”的人物，有人称他为阿Q或阿甘，但其实他更像一个儿童。余华在小说中几乎没有表现许三观性格的“成长”或发展，而是赋予他一个单纯的不变的性格。他仿佛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人，他以自己的朴素和单纯对抗苦难，保护着自己。他的十二次卖血既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也是他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惟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人生内涵和不同的文本意义。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源”，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对自我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他的血是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他的血是为家庭、为子女、为妻子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当小说最后，许三观想为自己卖一次血时，卖血实际上已经升华成了一种人生仪式和人性仪式。
与“人”的复活相一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生活”本身的力量也得到了有力的呈现。与八十年代改写世界、寻找“本质”的热情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完成的是对世界“活生生”一面的再现。而为了突现生活的“活生生”的一面，余华有意避免了生活被时代或历史遮蔽的危险，有意在小说的现实中不对具体的时代语境和时代关系作更多的交待，而是直接让他们融入小说的叙述，与人物的生命存在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因为人虽然必然地生活在时代与历史之中，但时代与历史也是由人的生活构成的。在“历史/个人”的关系中，悬搁“个人”将导致历史对个人的淹没与掩盖，生活的“活生生”就会被历史的宏大本质所覆盖：而悬搁“历史”则会极大限度地呈现生活的感性和人生的感性，同时亦能“通过对‘历史场景’的‘为什么’的悬置，达到对于‘人类生存’的‘为什么’的思考和呈现”。 ①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虽然也能品位和体会到历史场景的残酷性，像“文革”中许玉兰的被批斗，许三观被迫召开对许玉兰的家庭生活会，以及许三观为了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长而卖血喝酒的场景等等，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意味。但更多时候，作者是把这种批判性淡化了的，他努力表达的是对现实的一种理解，而借助这种理解，丰满而生动的生活细节与人生情境就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主体，“生活”本身也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复活”，并呈现出了其感性的力量。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小说不着痕迹地消解意识形态叙事最为成功的一种方式。
其二，“民间”的发现与重塑。早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中，余华等作家就已开始了对于“民间”的表现。但那时，“民间”更多地凸现为一种与“官方”或主流相对的文化立场，有时甚至只是一种“革命”手段或姿态。比如土匪、黑社会等极端边缘性生存景观也一度被视作“民间性”而被加以表现。八十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自然，“民间”在先锋作家手里也被极端化了，这种极端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民间日常性的被覆盖以及民间的“非民间化”和向意识形态的重新归附。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对民间的发现与表现，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于先锋作家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许三观卖血记》重建了一个日常的“民间”空间。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许三观卖血记》有意地悬置了“历史”，这种悬置既“复活”了人与生活，又为“民间”的登场创造了条件。在小说中，作家对民间温情、民间人性、民间伦理结构、民间生活细节和民间人生世态的展示构成了小说艺术力量的重要根源。小说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情节线索，而是以民间的日常生活画面作为小说的主体，民间的混沌、民间的朴素、民间的粗糙甚至民间的狡猾呈现出了它的原始的生机与魅力。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场景里，我们读到的是民间的宽容与善良；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我们目睹的是民间的人性与人情的纯净；在许三观赴上海沿途卖血的经历中，我们体味和感受的是民间的温情。而在许三观应对苦难的人生历程中，我们更是感动于他所代表的那种民间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正如作家在其中文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其次，从作家主体角度来看，《许三观卖血记》体现了先锋作家从贵族叙事向民间叙事的真正转变。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在发动“文学革命”时，对于人道主义、伦理主义甚至启蒙主义都是持消解和反叛态度的。“人”的破碎、主体的破碎成了先锋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在消解对象主体的同时，先锋作家却不自觉地建构了一个关于强大的作家自我主体的神话。第一人称叙事的风行以及作家真实姓名在小说文本中的频频出现是这个作家主体神话的突出表现。与此相适应，先锋作家也就确立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化的叙事立场和写作姿态。他们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进而过渡到了对整个世界的反叛，最后的恶果就是导致了文学与现实和生活关系的彻底撕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这种贵族化叙事立场和叙事方式的抛弃是坚决的，这也是文本能够具有巨大的民间含蕴和民间魅力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贯彻了民间叙事立场的小说，余华有意让民间的人生和民间的场景自主地呈现，叙述者几乎被谋杀了。正如作家在本书的单行本《自序》中所说的：“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正因为余华在小说中坚持了这种民间叙事的立场，我们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既不会遭遇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所张扬的那种批判性传统，也不会遭遇贵族叙事所抛洒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而只会感动于那种源于民间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人生与现实的真正理解。
第四章告别“虚伪的形式”（2）
二 对话与叙述：《许三观卖血记》的艺术转型
余华曾是一个对形式和技术极度迷恋的作家，但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他对形式和技术产生了高度的警惕。而到了《许三观卖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