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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新生代小说文本中的“经验”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为了凸现新生代作家写作方式的意义，我们不能把文本中的“经验”和作家本人的“经验”完全等同起来。更不能以文本中的“经验”来反证和指控作家本人的生活态度。这本是一个基本的文学常识，但遗憾的是，目前文学界对新生代小说的种种责难却正是由这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引起的。新生代小说确实对于纯粹私人化、边缘化的心理、生理经验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也确实对于种种欲望化的人生场景和人生画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生代小说的主人公也无疑都是些远离公众生活轨道放浪形骸的游荡者和漂泊者，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新生代作家本人就没有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怀，也不足以指责新生代作家就是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欲望主义者和价值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我觉得新生代小说对于“经验”的书写，对于欲望化生存表象的书写并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平面化的复制而是一种有深度的超越。新生代小说是以自我体认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我们当下时代欲望化生存景象和欲望化精神心理氛围的生动观照，他们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我们时代里真实存在的人生景观。小说中“我”的率真、坦直的表白与表演并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即使是“自传”，当其出现于小说中时它也已具有了虚构的意义。主人公、叙述者的游戏人生也好，欲望舞蹈也好，都不是作家精神的写真。实际上，虽然新生代小说家把我们时代精神沉沦、家园迷失的“废墟”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作家们却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精神立场和诗性立场的。“遥望废墟中的家园”可以说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而在世俗的生存之痛的体认中向往超世俗的诗性理想，可以说是新生代小说的共同主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缺乏精神高度”的批评恰恰是空洞、非分而不切实际的。什么是“精神高度”呢？以语言的方式或者以口号、宣言的方式直接在作品中呼唤价值、信仰、道德等“精神高度”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那根本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它既不表明言说者就是这些“精神”的拥有者，也不能为作品在艺术上平添多少光彩，相反倒有可能因为“虚伪”而放弃了诚实。如果那样，新生代作家就不成其为新生代作家了，因为，“诚实”恰恰是新生代作家最可爱的品格。我们不能因为作家没有在文本中表现义愤填膺的呐喊、悲剧性的哭泣和正面的价值评判，就否定作家主体的精神性，也不能把文本表层的轻松、调侃、反讽、荒诞风格等同于作家心态的轻浮或空虚。这其实仍是一种要求文学只以一种模式发展的单极思维的体现。我觉得新生代作家对于各种欲望化现实的表现本身就已寓含了一种价值态度，他们并没有如有些论者所指责的那样丧失对现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在我看来，新生代作家对“民间性”立场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否定和潜对抗态度的体现。而所谓零度叙述也并不能掩盖他们直面现实、穿透表象的精神努力。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小说就没有其局限性。美感的缺失、叙述的琐碎与粗鄙化、理性力量的不足、作品气度和格局的狭窄、自我的重复与模式化倾向都是阻碍新生代小说向更高境界迈进的拦路虎，期待新生代作家成长为大作家、期待新生代小说出现“大作品”似乎还为时过早。
（发表于《钟山》1998年1期）
第一章多元化、边缘化
多元化、边缘化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失
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不同的人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悲观论者视文学为商品经济和欲望化时代的祭品，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均被视为文学“堕落”的标志。而乐观者则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视为中国文学走向自由、新生、成熟的起点，在他们眼中新生代作家的涌现、文学的无序、价值的多元以及“众声的喧哗”，也正是文学繁荣的表征。在这里，我无意论断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更无意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论点却有一个共同的立论依据，那就是“价值的混乱”或“价值的多元”。我感兴趣的是同样的一个局面何以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我觉得，它至少提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暧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在对“多元化”、“边缘化”、“自由”等几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误用的热门词汇的辨析中得到证明。
首先，“多元化”的陷阱。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本质上就是反对“统一”、反对束缚的，“多元化”体现了对作家的精神创造和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双重尊重，可以说它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但是对中国近现代追求“统一”、“大一统”的文学传统来说，“多元化”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文学目标。从表象上看，我们当然乐于承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环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坛，我们目睹的确实是一幕幕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景象，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新都市、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人类、后先锋等等纷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带给我们一种热闹而新奇的刺激。我们已听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共名”的、宏大的时代之声，相反，充斥我们耳朵的倒是“众声喧哗”和“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文学“多元化”呢？我看未必。在我看来，“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讲得之于文学监管、制约功能的减退或松弛，从内部来讲则源于作家主体个性意识、“元”意识的真正觉醒。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化状态。换句话说，外部条件具备了，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的成果，它的实现还必须依仗文学主体的内在努力。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隐性退场，意识形态对文学失去了强制性的约束力，中国的文学空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松和自由，这种逐步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文学管理机制和文学生态无疑是“多元化”局面形成的外部条件；就后者而言，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从中国作家的精神质地，还是从文学作品的个性品格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化”都还十分可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没有具有“元”的质地和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也没有在精神品格、个体创造性和内在思想力量上能够独立为“元”，能够彼此从“硬度”上区分开来的作家。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以“天才”自居的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为什么在一夜成名之后，又迅速由“速成”走向“速朽”呢？他们为什么在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里会突然“失声”、“失语”呢？他们的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是如此短暂呢？可以说，都与他们没有成长为有质量、有品格的“元”有关。而这种状况也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多元化”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幻影，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
其次，“边缘化”的误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与此相关，“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对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备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作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沦落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实际上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应以为“边缘化”就是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边拿走了，实际上是为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因为“权力”、“中心”这些东西本身虽不能对文学构成直接损害，但它培养了文学的虚荣和骄傲，更何况“权力”不是凭空赋予的，你享受权力，就难逃权力赋予者钦定的“服务”义务和责任，文学付出的代价也可谓相当沉重。也许，只有在文学从那种虚拟的权力光环里退出之后，文学才会明确自我的定位，开始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神圣化、夸张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学终究还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以一种“牺牲者”或“受难者”的姿态来撒娇、邀宠的做法是可笑的，以“边缘化”作为“革命大旗”和“灵丹妙药”的做派也同样是十分荒唐的。文学本就不该“娇生惯养”，“边缘化”又有什么值得卖弄的呢？实际上，“边缘化”不过是文学必须经受的无数考验之一种，如果文学连市场经济的考验都无法经受，那它怎么能够跨越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绵延至今呢？它又怎么会是永恒和不朽的呢？
再次，“自由”的双刃剑。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自由”曾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话题。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上面我说到的文学的逐步多元化与边缘化，过去非常遥远的“自由”似乎一下子就莅临了中国的文学界。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自由”，既是指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更是指作家表达方式、主体选择的自由。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对文学有强制性的规范，只是以倡导、奖励“主旋律”的方式对文学加以诱惑与引导。另一方面，对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更多机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启蒙”、“反封建”、“人道主义”等强大的“共名性”时代话语裹挟着作家步调一致地向前走，对蜂拥而进的一波又一波西方文学思潮除了照单全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极大限度地掩盖和遮蔽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