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这种原始阶段引伸出物理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现状来。然而，同样的倾向居然还流行在哲学思想中，则是令人惊讶，大谬不然的。但许多世纪以来，在这里，系统的问题都被发生学的问题掩盖了。发生学的问题一旦解决，其它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这已经被看成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了。然而，从一般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臆断。知识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经常在发生学的问题和系统的问题之间划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把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混为一谈是危险的，是易入歧途的。这个在其它知识领域中似已牢固确立的方法论公理，在讨论语言学问题时怎么竟会被弃之不顾了呢？！占有关于语言的充分历史证据，以便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究竟是源出于一个共同的词干还是源出于各种不同的和独立的根源，从而一步一步地追溯各种方言和语言类型的发展 —— 这自然是最有兴趣和至为重要的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足以解决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上，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单纯变动不止和事件的编年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总得承认柏拉图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知识乃是关于 “ 存在 ” 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单纯的 “ 变 ” 的知识。诚然，语言并没有超乎时间之外的存在，它并不属于永恒理念的王国。变化 —— 语音的变化、同源语的变化、语义的变化 —— 乃是语言的基本要素。但尽管如此，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研究并不足以使我们理解语言的一般功能。我们对每一种符号形式的分析都依赖于历史资料。关于神话、宗教、艺术、语言 “ 是什么 ” 的问题，不可能以纯抽象的方式用一个逻辑定义来回答。另一方面，在研究宗教、艺术、语言时，我们又总是碰到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一般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分别加以讨论，仅仅依靠历史的研究是无法处理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十九世纪，认为历史的方法是对人类语言进行科学地研究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仍然是十分流行和普遍接受的。语言学的所有巨大成就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些学者：他们对历史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致几乎把其它所有的思想倾向都排斥了。雅各布 · 格林 Jakob Grimm 首先为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奠定了基础。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则由葆朴 Bopp 和鲍特 Pott 所开创，并由施莱赫尔 A。Schleicher 、卡尔 · 勃鲁格曼 Karl Brugmann ，和德布吕克 B。Delbrück 所完善。第一个对语言学历史的原则提出疑问的是赫尔曼 · 保罗 HermannPaul 。他充分意识到，单单作历史的研究不可能解决人类言语的所有问题。他坚决主张历史的研究始终迫切需要系统的研究作补充。他宣称，对于历史知识的每一分支来说，都有一门与之相应的科学，它用来处理这些历史对象逐渐形成的一般条件，并且探究在人类现象的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十九世纪不仅是历史学的世纪而且是心理学的世纪。因此，设想语言学历史的原则应当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去寻找，就是十分自然甚至不言而喻的了。这也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石。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指出：
“ 保尔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仅仅研究印－欧语系，并且由于他们对描述问题的忽视而拒绝对那些其历史尚是未知的语言进行研究。这种局限性使他们远远不知道非印－欧语系的语法结构类型；而后者本可以使他们看到，即使印－欧语法的基本特征 …… 在人类语言中也决不是普遍的。 …… 然而，在 〔对语言的〕 历史研究的伟大洪流之旁，却另有一股虽小但却在加速流动着的一般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 某些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描述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自然联系。 …… 历史－比较与哲学－描述这两种研究趋势的合流，已经弄清楚了一些对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印－欧语派学者还不清楚的公理 …… 对语言的所有历史研究都基于对两套以上的描述资料的比较。这种研究的精确性和完善性仅限于描述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而要描述一种语言，则绝不需要任何历史的知识。事实上，一个让这样的知识来影响他的描述的观察者，必然会曲解他的资料。我们的描述如果要给比较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是不带成见的。 ”
这个方法论原则在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典的表述。威廉 · 冯 · 洪堡 Wilhelmvon umboldt 最早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某些基本的类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使用纯粹历史的方法是不行的。他所研究的语言不再只是印－欧类型了。他的兴趣确实极为广泛，涉及到了语言现象的整个领域。他利用他兄弟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从美洲大陆探险带回来的丰富资料，第一个对美洲土著语言进行了分析性描述。洪堡在他论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巨著第二卷中写出了第一部关于美拉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种南岛语系的比较语法。然而，对这种语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利用，这些语言的历史完全是未知的。洪堡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来。
然而他的方法仍然是严格经验的方法，它们是基于观察而不是基于思辨。但是洪堡并不满足于对特殊事实的描述。他直接从这些事实中抽取出极为广泛的一般结论。他强调，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 “ 语词 ” 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 “ 世界观 ” Weltansichten 的差异。一种语言并不只是语辞的机械聚合。把语言割裂为许多语词，就会把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这种做法对语言现象的任何研究来说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有害的。洪堡坚持认为，语词，以及根据我们的普通概念组成语言的各种规则，实际上只能存在于连贯的言语行为之中。把它们看作分离的实体， “ 只不过是我们笨拙的科学分析所带来的死板产物。 ” 语言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能 energeia ，而不是一种功 e rgon 。它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的不断反复的劳作。
洪堡的著作不仅在语言学思想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它也标志着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洪堡既不是专门研究特殊语言现象的学者，也不是象谢林或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他追随康德的 “ 批判 ” 方法，并不耽迷于对语言的本质或起源的思辨。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甚至从未被提及。在他的著作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单单靠历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在现在已是被公认的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一致强调这个事实，描述语言学决不会由于历史语言学而变得多余。因为对我们直接可以理解的那种语言的各发展阶段的描述，始终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从一般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事实是饶有趣味而又引人注目的，即语言学在这方面也经历了我们在其它知识分支上所发现的同样的变化：原先的实证主义被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新原则所取代。古典物理学曾深信，要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总是必须从对 “ 质点 material
point 运动的研究出发。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稍后，被法拉弟和麦克斯韦尔发现的电磁场定律，趋向于相反的结论。显而易见地，电磁场不可能被分割成单独的各个点。电子不再被看成是有其自身实存的独立实体，而是被定义为作为整体的场中的一个极限点。由此，产生了新型的 “ 场物理学 ” ，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力学的旧概念。在生物学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流行起来的新的整体论，已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机体的古老定义。他们坚持说，在有机界里 “ 整体先于部分 ” 。这些理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但是他们不再用达尔文和正统达尔文派的看法来解释这些事实了。至于心理学，整个十九世纪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遵循着休谟主义的路线。解释心理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现象都还原为最初的元素。一切复杂的事实都被看成只是简单的感觉材料的积累聚集。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批评和排除了这种思想，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新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道路。
如果语言学现在采取这同样的方法并且越来越关注于结构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以前的观点丧失了一切重要性和人们对它们的兴趣。然而语言学研究已不复是在一条直线上运动，不复是专门论述言语现象的编年史次序，而是正在描述一个有着两个不同焦点的椭圆曲线。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把描述观点与历史观点 它是整个十九世纪语言学的鲜明特征 结合起来，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错误。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在他的演讲中宣称， “ 历史语法 ” 的全部观念都必须被抛弃。他坚持说，历史语法乃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包含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这二者不可能化简为一个公分母，不可能溶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对人类言语的研究并不是一门科学的课题而是两门科学的课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时刻区分开两根不同的轴：即 “ 共时性之轴 ” axis ofsimultaneity 和 “ 历时性之轴 ” axis of suc cession 。语法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索绪尔在语言 lalangue 与言语 laparole 之间划了泾渭分明的界线。语言是普遍的，而言语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则是个别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但是在对语言的科学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个人的差异，而是在研究一个遵循一般规则的社会事实 —— 这些规则是完全独立于个别的说话者的。没有这样一些规则，语言就不可能完成其主要任务，就不可能作为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交流手段。 “ 共时性 ” synchronical 语言学研究不变的结构联系； “ 历时性 ” diachronical 语言学则研究在时间中变化和发展的现象。语言基本的结构同一性应当以两种方式来研究和考察。这种同一性既是质料的同一性又是形式的同一性；不仅体现在语法系统中，而且也体现在语音系统中。语言的特性就依赖于这两种因素。但是，音位学的结构问题要比句法或词法的结构问题发现得晚得多。而在言语的形式中有着一种秩序和连贯性，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明确的规则，就成了科学的语法的首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完善了。近代语言学家们仍然提到约成于公元前350－250年的巴尼尼 Panini 的梵语语法，把它看作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丰碑之一。他们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其它语言被这样完善地描述过。希腊语法家们对他们在希腊语言中发现的言语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且对所有句法的和文体学的问题都很感兴趣。然而，问题的质料方面在那时是未知的，而其重要性直到十九世纪初仍然是未被认识到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语音变化现象的最初尝试。近代历史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相同语音的对应性。1818年，拉斯克 R。K。Rask 指出，日耳曼语的语词在语音上与其它印－欧语的语词有着规律性的形式上的联系。雅各布 · 格林在他的德语语法中，对于日耳曼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语音上的一致性作出了系统的阐释。这些最早的观察材料成了现代语言学和比较语法学的基础。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被理解和解释的。雅各布，格林正是从对以往历史的浪漫向往中获取了他最初和最深切的灵感。同样的浪漫精神也引导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去发现印度的语言和智慧。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被另一种理智冲动所支配：唯物主义的解释开始占了上风。所谓 “ 新语法学家们 ” 的宏伟抱负就是想要证明，语言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相同的。如果语言学想要成为一门精确科学，那就不能满足于那些描述特殊历史事件的笼统的经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