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雪公主和几个小矮人》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小猪储钱罐早已被洗劫一空，各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钢镚儿也全扫了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立誓禁绝一切含有货币交换的活动，尽管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人类所参与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钞票。就连搞文学创作的纸张也严格地控制了起来，改用小纸头，餐巾纸和卫生纸。
自从上次与法医生难忘的会见以来，我一直以近乎公允的兴致观看眼前这过得窝窝囊囊的日子，在这部可称作我的一辈子的肥皂剧里，几乎每一件可预料的事都错了，都变得发酸发臭了。汽车毁了，婚姻发生危机，索斯基一家的麻烦。连狗撒尿也出了问题，兽医给它做一次检查手术，开口就要150美元。
于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犹如燎原之火飞速增多：厨房发生了一次小火灾，不严重但需要换个新房顶。一个炉灶和一套碗柜。屋顶漏水，我上房去检查房瓦时绊了一下，为了避免越墙掉下去，我用力过猛，一只脚踏穿屋顶，结果扭伤了脚踝还折了一个脚趾头。医生安慰我说，只要数月内脚别沾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水泵坏了，必须到半英里以外的泉边用桶拎水。利夫偷拿一个糖棒被抓住了，店主宽宏大量不指控孩子，只要交1角5分钱补偿一下损失即可，因为那咬掉半块的糖已经不能再上架了。
比这些还糟糕的是，利奥今天下午打来由我付费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书告吹了。
“可我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本来是的，本来是的，”他努力克制不哭出来，“原先就剩下出版商寄合同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们改主意了，”他哑着嗓子说，“突然间关于胖子的小说不时髦了。就是这么回事。噗。”
还有那些姑娘！他说，她们简直把他折磨疯了。他必须离开布鲁克林，否则非疯了不可——所以下星期他要来这里住一段时问。乡村的空气对他有益。
一段时间是多久？他只把衣柜和胃口搬来，那就是说利奥将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家吃光，连房子都要吃掉了——凡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全都逃不过去。他把东西收拾好以后马上就来古伯斯威尔。我肯不肯赏光到汽车站去接他？
窘迫的生活以极快的速度下滑，几分钟以前我决定给最后一个赞助人曼德尔打电话，说服他再少借给我一点钱。可你知道那个实用主义的滑头怎么说？他说：“要是你不停地无偿给某人送东西，就会毁了他的自我。”
自我？什么自我？曼德尔，你这自私的臭家伙，好好省着你那肿胀的存款和撑破了的储藏室吧，我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盯着窗外的乔治，他又开着拖拉机在我房前的路上穿行。他那盖着毡片状头发的脑袋又想出一个馊主意，发现拾柴的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山后的丛林里把整棵树经过我门前的松软的路面拖回他家。我坐在那里亲眼目睹门前道路新踏出来的坑洼，听着门边躺着的狗痛苦地呻吟，它的膀胱胀得像只充气的篮球。我不仅又想起那个令人烦恼的老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是关于什么的故事？是一次经济崩溃的纪录？还是神经或者社会的崩溃？健康与家庭的崩溃？原先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的崩溃？亦或是道德的崩溃？要么是，仅仅可能是，每一件被我——人类垃圾术的弥达斯王——触摸过的东西的崩溃？
混乱局面在继续，生活一日难似一日，我已经看透了。对这一切我已没有回天之力，没有，有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耸一耸肩——面对这一团解不开理不顺的乱麻我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我所剩下的只有词汇，而且我怀疑，连这宝贵的词汇也已所剩无几。乔治又砍倒了一棵百岁老树，高高兴兴地把它拖上千疮百孔的道路，我则回到书房干我的活：完成伯尼文学之杰作的结尾部分，我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将会在某一天成为我的书。两本书好像注定都是悲剧，只不过考夫曼的书因主人公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故事出现突如其来的转折：皮特·米勒撒不出尿来，膀胱肿得像个大香瓜，看过泌尿科专家后得知他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前列腺及相关腺体的恶性疾病——这一致命的疾病不仅影响他的性要求，而且会使他连性爱的想法都会断绝，甚至会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罗宾大夫在他的《红书杂志》中写道，夫妻生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去上班之前妻子在餐桌旁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妻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早餐时跟我说话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天。这一天对这位卑微潦倒的作家来说关系重大。我完成伯尼的书最后一章时差一点呕出来。现在只剩下等待、期望和阅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目录了。
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而且从那一刻起心中一直十分伤感。从在纽约时起治安维持会就一直要求我“全部交待”，昨天夜里我向他们交待了，不但全部，而且超过了。他们喊“停！”之后我继续往下说，等我说完了以后，就连挖鼻孔的那一位也捂上了耳朵。现在他们也许会让我安静片刻了。
今天翻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封信，是老朋友阿诺德在自杀前写的。
“每日以画做伴，”结束生命的前一周阿诺德写道，“每天至少画两小时，日复一日碌碌无为，但是我必须让每天日程中的这两个小时放射出艺术的光辉——不要小看这点工作。”
“我与人交往的愿望近乎于零——一个人需不需要与其同类融为一体取决于他有没有凝聚力。”
“正因如此我必须跟你说声再见并且把你留给努德尔曼。伟大的精神之路依然存在，它是为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精神之歌的人而存在——否则只有走向世界最底层或者地狱。栗子博士。”
生活难以为继。喝口凉水也塞牙。乔治已经用他的音量极佳的收音机试探并证实了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又拖着他的货在卧房前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好像在求我发火以便把他杀死。
维维卡和我整夜都没合眼，一直盘算如何“完全彻底地解决索斯基问题”。傍晚我见亨利拿着工具和小筐去地头赶牛，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好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绝妙策略中的第一个：我可以偷偷地用毒药毒索斯基一家，通过他们的牛把砒霜下到饭里，办法是我用浸过砒霜的甜玉米喂他们那头老牛——砒霜的量刚够污染它的牛奶但不会把牛毒死。
维维卡建议最好用迷幻药。让他们一家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暴跳如雷吧，不过这会使莫德更加疯狂，否则还算是个好主意。
天快亮时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要给乔治一点“现实疗法”，在未来几天让他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品尝人生的滋味。过程如下：我先雇用乔治，给他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第二天就解雇他。然后诱使乔治迷上一位14岁的性感少女，接下来，在他沉迷于初次对肉欲的尝试时，找几个吸吗啡的流氓把他痛打一顿——不杀他，只把他的腿打折几节。乔治拖着打了石膏的腿刚到家，我们那位古伯斯威尔性感少女便随其父出现了，控告他犯有强奸罪，并且告诉吓坏了的乔治（和他锐气大挫的老娘），她相信她会与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那确实存在的地狱里——尽管我尚不十分清楚它在哪里——我将利用莫德的恐惧症折磨乔治，让他喝朗姆酒，但对他说喝的是一种新牌子的汽水。最后，以乔治的名义替他们农庄订一辈子的黄色刊物，这样就把最后一根钉子钉在他心上了。
以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脑袋于清晨4点钟活动的产物。今天天气好的话，我将在耀眼的阳光下检查一遍这些主意的可行性——虽然我承认这最后一个主张是近乎伟大的创举。
利奥今天一早就来电话，他对我们与索斯基一家的麻烦深表同情，同时也献上一策。“你应当用枪对着他的头，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准备好之后再抠扳机让他脑袋开花。”
我必须承认，他编排的这一幕除了一点以外其它的都可考虑。对于各种处置办法我们要好好权衡利弊，总之要对我们有利，不管有些主张是多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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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