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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皇后不仅仅是漂亮，“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刘皇）后皆预闻。宫闱中有事，辄傅以故实相对。”可见，刘皇后虽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却冰雪聪明，不是那种只有漂亮脸蛋子的无脑美女。
真宗皇帝多病，刘皇后当权，大臣寇准、李迪深以为忧。真宗皇帝的病时好时坏，一次，他清醒时，枕着太监周怀政的大腿，与这位公公商议太子监国的事情。周怀政本人就是太子宫属，当然希望小主人（日后的宋仁宗）秉政，就出宫与寇准等人密议。寇准酒后失言，消息泄露，周怀政颇不自安，就与几个太监密谋，要杀掉丁谓，以寇准为宰相，拥真宗为天上皇，让当时还是太子的宋仁宗为帝，并罢黜刘皇后。与周怀政共谋的太监想立功，反而密告丁谓。丁谓连夜行动，派人逮捕周怀政等人，并把审讯结果上呈真宗皇帝和刘皇后。宋真宗听说周公公想把自己架空，自然很恼怒，下诏杀掉了周怀政。丁谓也添油加醋，把本不预谋的寇准也外贬，并欲置之死地。想当初，丁谓正是由于寇准的提拔才得以入朝参知政事，恩将仇报，自然是小人惯有的“品德”。
真宗皇帝下诏，表示军国大事仍旧由自己亲决，“其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皇太子当时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真正的朝中大事是刘皇后和丁谓说了算。大臣王曾有大略远谋，他私劝与刘皇后有姻亲关系的钱惟谊说：“太子幼，非中宫（刘皇后）不能立；中宫（刘皇后）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宗族）安矣。”钱惟谊乘间以王曾之言进劝刘皇后，“（皇）后深纳焉”。所以，这位王曾实际上比寇准和李迪有远见。寇、李二人虽是大忠臣，但他们只想着怎样去掉母后干政的威胁拥立太子，没有想深一步――天下治道，以孝为先。刘皇后乃太子嫡母，总不能把妈杀了，再立一个少年为帝吧。
真宗皇帝崩，遗诏太子赵受益更名赵桢，柩前即位，是为宋仁宗，时年才十三岁。王曾奉遗诏入殿庐草拟制书，“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丁谓想去掉“权”字，因为“权”是“暂时”的意思。王曾力争，认为“权”字不可去，不得坏祖宗成法。丁谓无奈，只得依从。其实，丁谓之意，并非是给刘太后手中加权力，而是想打着刘太后的旗号，自己可以长期在朝中掌政。
丁谓大权在握，马上结交时为“内押班”的太监曹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帝（仁宗）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如此，丁谓完全可以自决政事，扯虎皮做大旗，凡事以“太后”说事，同列官员则“不敢争”。另外一个恶果，则是“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雷允恭这个太监作为宫内外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恃势专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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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太后也垂帘（2）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丁谓马上贬寇准于雷州，贬李迪于衡州（李迪曾上谏宋真宗不要立刘氏为皇后，故而为刘太后深恨）。
但是，丁谓太轻看了刘太后，以为刘氏一妇人，皇帝一孺子，凡事皆是自己和雷允恭一人说了算，高兴没半年，这两个人，一个死，一个贬。
其实，丁谓之贬，表面看上去，是因为太监雷允恭以“宜先帝子孙”为名，擅自命人把真宗皇帝的陵墓改址上移，致使泉水涌出，冲毁陵址。丁谓当时附和雷允恭，自然有连带责任。但丁谓真正遭贬，还是因为他有二件事得罪了刘太后。其一，有一天宋仁宗小孩子爱睡觉，刘太后传旨中书省，想一个人上朝见群臣，丁谓闻知，坚执不可，“由是稍失太后意”；其二，丁谓又算计内宫的花费财用，“太后滋不悦”。妇人之怨，易怒难消，加之刘太后又是聪明人，知道丁谓与雷太监一里一外想架空她，盛怒之下，处死雷允恭，贬丁谓于崖州。本来，刘太后还想处死丁谓，有大臣认为仁宗皇帝刚继位就处决大臣“影响不好”，才“从轻”发落。
丁谓“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沦落到这份儿上，仍然算计。当时，他家属皆在洛阳，于是，他修书一封，在信中把自己大骂一顿，称自己“深负国恩”。嘱咐家人不要埋怨“国家”。然后，他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洛阳的地方首长。这么一个大罪人有信来，洛阳的官员当然不敢亲自开启，怕惹上与丁谓“交通”的罪名，就直接上呈朝廷。刘皇后与小皇帝见信后“感恻”，就下令把丁谓移至更近些的雷州。机关算尽，数年后丁谓得以以“秘书监”的身份致仕，但再也未能“东山再起”。坏人下场，还算不赖。
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如同皇帝一样，要说她完全没有“想法”，也不实际。一次，她问参知政事鲁道宗：“武则天是什么样的帝王呢？”鲁道宗正派人，当然听出刘太后弦外之意，直言道：“武后，乃唐朝罪人，差点毁了社稷国家！”刘太后默然。上朝时，又有小官趁机巴结，要刘太后立刘氏七庙以显尊崇，鲁道宗反驳：“若立刘氏七庙，皇帝家该立几庙？”还有一次，刘太后、宋仁宗一同去拜佛，刘太后想安排自己的凤辇在小皇帝的仪仗之前，鲁道宗上谏：“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妇人不能在前”，刘太后顿了顿，想了想，还是依礼在宋仁宗后面礼佛。
鲁道宗直谏，但总给刘太后“面子”。秘阁校理范仲淹不然，他上书认为，宋仁宗在宫内朝拜刘太后，是行家人礼，当然可以。但是，天子与百官同到朝上向刘太后施礼，是亏欠君主礼仪。“疏入，不报。”宰相晏殊吓得够呛，他把范仲淹叫来训斥：“你这小子如此狂率邀名，这不连累我吗，后悔当初荐你为官。”范仲淹正色言道：“我正是怕别人议论您推荐我当官而不称职，才直言上疏，不料今日反以忠直得罪您！”晏殊无言以对。不久，范仲淹又上书让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亦不报”。刘太后不喜欢这个倔直的臣子，便把他外放为河中府通判。即使身在朝外，范仲淹仍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皇帝。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先帝”宋真宗的一个普通嫔妃李氏病死。此人在真宗时只是个“婉仪”，仁宗即位后，一群“后妈”皆进位，李氏得为“顺容”。病重临死，李氏才进位“宸妃”。按理讲，皇帝嫔妃众多，死一个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宰相吕夷简闻知此事，即刻入宫见刘太后。李氏之死之所以能惊动当朝宰相，其中还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李氏不是平常人，她是当今皇帝宋仁宗的生身之母！
李氏本是杭州人，入宫时作真宗刘皇后的侍女，地位卑贱。真宗皇帝一次性起，顺便就把刘皇后的这个俏丫环给“幸”了，一炮成功，怀上了日后的宋仁宗。这件事，古代很普通，并非现代人想象得那样男主人把小保姆睡了那么严重。孩子生下后，当时还是德妃的刘皇后“攘为已子，李（氏）不敢言，中外亦不知。”真宗皇帝自己不说，别人当然更不敢张扬，而且，刘氏当时把小孩子养为已子，实际上无形中也提高了这孩子的地位。当然，刘皇后养仁宗为子，也不是天天喂奶换尿布什么的，只是她对外宣称这孩子是自己所生，一切养护任务皆由她亲如姐妹的杨淑妃进行。李氏日后又被真宗皇帝“幸过”，生有一女，刚生下来就死掉。虽然与“真龙”有过数次云雨之欢，还育有龙子，但李氏地位微贱，无论真宗皇帝生前死后，她都“默然”处于一大堆嫔妃之中，“未尝自异”。其实，按当时人的心情，李氏心中已经非常满足，自己一个丫环出身，能得幸于天子，能为皇帝诞下龙子，已是天大的恩宠。“（时）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当皇帝十年，已经二十三岁，仍旧以为刘太后是其生母，对李氏一事全然不知。
宋仁宗不知道，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听见刘太后在内宫要以一般宫人的丧仪埋葬李氏，老吕赶忙入宫，入奏对李氏“礼宜从厚。”
刘太后一惊，忙让仁宗皇帝先下去，自己与吕宰相商议丧仪之事。宋仁宗不知就里，他本人对父皇的这位李妃根本没有印象，自然乐得清闲，出殿游玩去了。
刘太后站起身，隔帘问吕夷简：“死了一个宫人，怎么劳您宰相问此事？”
宋朝太后也垂帘（3）
吕夷简回答：“为臣乃宰相，事无内外，都应该过问。”
刘太后听出老吕话中有话，怒问道：“相公您要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意思是你想通过厚葬李氏来挑破这层窗户纸吗？
吕夷简当然是厚道人，他回答：“为臣所以劝太后您厚藏李宸妃，是想日后保全您刘氏宗族啊。”
刘太后默然，仔细思之，深觉老吕说得有道理。
宫中太监为了讨好刘太后，上下都不好好为李宸妃治丧，吕夷简亲自对主管丧事的太监头说：“李宸妃是当今皇上生母，如果不以应该的礼仪埋葬，以后必有因此获罪的人，到时别怪我吕夷简没打招呼。应该以皇后的服饰和礼仪埋葬，棺中充以水银。”太监赶忙转告刘太后。此时，她也完全想明白，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
李宸妃死后，刘太后心中郁郁，转年，病重其间，她服天子袞冕，到太庙行礼，平生第一次过了天下第一人的瘾。不久，刘太后病重，口不能言，数次自抚其衣向侍病的仁宗皇帝示意。大臣薛奎听宋仁宗这么说，忙解释道：“太后身服天子仪服，怕死后在地下不好见真宗皇帝。”宋仁宗大悟，下诏以皇后仪服埋葬刘太后，并以四个字“庄献明肃”来追谥。宋朝旧制，皇后皆两字谥，四字谥自刘太后始。
刘太后死不久，就有人告知宋仁宗他并非刘太后亲生，而且其生母李宸妃是“死于非命”。“帝（仁宗）号恸累日，下诏自责，追尊（李氏）为皇太后，谥庄懿”。为了查明真相，宋仁宗派人挖出生母棺木，亲自启视，见生母身着皇后服饰，加之水银灌棺保护，颜色如生，没有任何中毒等迹象。宋仁宗长叹：“怎能轻信人言呢。”转而更厚待刘太后宗族。寻找多日，仁宗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李用和在世，忙召入宫中，立授节度使之职，“宠赉甚渥”。
“初，（刘）太后爱帝如已出，帝亦尽孝，始终无毫发间隙。至是，帝亲庶务，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此时，范仲淹又被召回朝廷。此人真乃正直之士，从前虽为刘太后贬为外任，现在反而在仁宗面前为太后说好话：“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也是厚道人，下诏禁止再有人追究太后垂帘时的是是非非。所以，戏曲《狸猫换太子》一事，完全是瞎掰。
刘太后此人，出身虽然低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施政方面没有什么阙失。而且，她行事有理有节，每赐刘氏宗族宫内御食，皆易以寻常器皿，“勿使皇宫器物入吾家也。”真宗皇帝二妹入见，刘太后见之亲礼，赐珍珠头帕。与太后关系不错的润王妃李氏也要求得一珠帕，刘太后立刻拒绝：“二公主，先帝之妹。你不过赵家老媳妇，怎能和皇姑相比。”最可称道的，三司使程琳谄媚，上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掷之于地，怒斥：“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四面边声连角起（1）
――从宋仁宗到宋英宗
宋仁宗在刘太后死后，终于真正当上了皇帝，开始亲政。没过几年，西夏的元昊称帝，宋夏战争轰轰烈烈展开，最终双方都大伤元气，特别是宋朝，除向辽朝给“岁币”外，又要每年向西夏“赐”岁币，凭添了经济负担。不仅边事吃紧，宋朝国内又爆发大小不一的“起义”，沂州的王伦和商州的张海等人揭竿而起，很让北宋君臣伤脑筋。内忧外患之下，范仲淹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仁宗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中心点在于整顿吏治。但折腾了不到一年，范仲淹、韩琦等人悉被罢出朝廷，最后以“朋党之争”的定论结局。
无论如何，宋仁宗统治时代，北宋名臣辈出，仁宗皇帝本人也“恭俭仁恕”，非刻薄寡恩之君，所以其统治时代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忠直之臣，当然，作为搞政治的臣子们，秉性脾气不尽相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欠和道德“瑕疵”，但大体上还是良臣多，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