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在征南战争期间，与辽朝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契丹入寇则严拒，但平时严禁边境宋兵主动挑衅对方。当然，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也曾亲征过北汉，并在阳曲和定州大败过来救援的辽朝军队。最终，仍旧因为太原城坚墙厚，又恐契丹大军后至，宋军还是未沾什么大便宜，掉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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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2）
审时度势，当时的北宋确实没有力量贸然与辽朝相敌。军事方面，宋朝在开宝年间总军力达三十多万，但极其缺乏马匹；反观辽朝，传统的游牧民族，有轻骑约五十万众，雄视北方，又皆为能征惯战之士。经济方面，承五代乱世之余，宋初的经济实力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之连年兴兵，赋税难出，支撑大规模的消耗战根本无望。辽朝方面，“幅员万里”，“冀北宜马，海滨宜盐”，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来源丰富，连幽州也成为辽朝的“南京”。北汉与宋朝开仗，辽朝竟能一次就拿出二十万斛栗对这个附庸国进行支援，可以想见其经济实力。直到南方统一后，赵匡胤才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秋命令党进、潘美等大将兵分五路，准备统一北方。唇齿相依，辽朝方面派大将耶律沙提大军入援，双方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些接触战，宋军不敌，退军而还。从许多迹象表明，这次出军仅仅是宋太祖的试探性进攻。不巧的是，同年年底，宋太祖就暴崩，没有实现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书生总爱纸上谈兵。南宋的陆游就曾对宋太祖“先南后北”之举表示不满，认为宋太祖首先用兵南方诸地，使得师老兵疲，最终在打北汉时已经力不从心。大儒王夫之也曾探究过宋太祖首先北伐的可能性，认为赵匡胤如果一开始就率大军与辽朝争衡，说不定会有所成功。……所有这些议论，皆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在周世宗所向皆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原军队并未真正与契丹劲旅交过手。天假其年，如果世宗不得暴疾，后周军队得以继续北上，鹿死谁手，还真不能判定。乍胜乍败，也是兵家常事。赵匡胤建宋之初，国祚未稳，假使他挥兵北伐，万一有个闪失，很可能国内立即发生兵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是王朝开国者冒不起的。所以，笔者以为，宋太祖先南后北之策，在当时也合情合理。
降旗飘出太原城（1）
――宋太宗攻灭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很想建立不世之功以立根本。此情此想，与唐太宗弑兄杀弟后的境遇极其相似。南方割据诸国均已拔掉，北汉自然是宋太宗第一个下刀的目标。当然，这块肉非常不好切，北汉虽弹丸小国，其身后却是强大的契丹。
宋太宗伐北汉，经济上已经不用发愁。赵匡胤时代，“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后晋石敬塘）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这么一大笔财富，宋太宗一上台就刚好用上。他把兄皇所置的封桩库改为内藏库，表示说此举非为“自供嗜好”，而是要储积以待时缺。当然，宋太宗看见封桩库内“金帛如山”，对兄皇“储积太过”很有微词，“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宋老三啧啧之余，慨叹这么多的财帛“何能用尽”，显然是刚当家不知柴米贵，只要一打仗，金银粮帛就会水一般哗哗淌出去。
赵光义征北汉之前，颇有疑虑，他问大臣曹彬：“周世宗与本朝太祖皇帝，皆亲征太原而不克，难道是因为其城池太过坚牢而不能接近吗？”曹彬老将，经验丰富，回答：“周世宗时，大将史超在石岭关一战即败，人情震恐，不得不还军；太祖扎营于甘草地中，军人因水土原因多得腹疾下泄，也只得提军而返。太原城池虽坚完，但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攻克。”由此，宋太宗北伐之意遂决。宰相薛居正等人劝谏，不听。于是，宋朝遣潘美、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大将，率各路兵直趋太原。
宋初时一直与契丹有和约，乍闻宋朝伐北汉，契丹君臣还真下一大跳，忙遣使来问：“何名而伐（北汉）也？”太宗血气方刚，拍胸脯言道：“河东（北汉）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此种豪言壮语，宋朝自太宗以后的近三百年间再也听不到半句！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车驾发自汴京，亲征北汉。途中，有一“花絮”可表：师次澶州，有一名县级文官于路中献策言事，此人姓宋名捷。“宋捷，宋捷，宋朝大捷！”太宗见此姓名高兴，认定必克北汉。
北汉的“皇帝”，此时是刘继元在位。当初，宋太祖开国，当时的国主刘钧曾一度生出妄念，想重拾后汉旧河山，与李筠联合，结果是大败而返。宋太祖曾遣人转告他：“君家（你们刘氏）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互相争杀也合情理。我大宋朝与你并无前嫌，何必因一家一姓之故困一方之人？如果你有志于中原，可以率军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刘钧学得也乖，派人回复说：“河东（北汉）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中原王朝），我刘钧一家并非叛贼出身，守此区区之地，只是担心（北）汉社稷无人祭祀罢了。”如此低三下气装孙子，让宋太祖不得不“哀其言”，起了恻隐之心，对来人讲：“替我告诉刘钧，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刘钧在世时，宋朝果然未曾出兵进攻。刘钧日子很难过，南怕宋兵来打，北畏契丹逼迫，“终以势力窘弱，忧愤成疾”，没多久就死了，可以说是吓死的，也可以说是急死的，年仅四十三。刘钧本人无子，继位的是他外甥刘继恩。刘继恩本姓薛，年幼时被刘钧养为已子。仅仅两个月，刘继恩被人暗杀，其弟刘继元被众人推立。所以，北汉现在的继承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沙陀刘氏后人。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一莽撞军汉，娶北汉“高祖”刘崇之女为妻，一次酒醉，差点把“公主”一刀剁死，酒醒之后，薛军爷知道自己闯祸，畏罪自刭而死。公主再嫁一个姓何的，生下刘继元，所以这位北汉主原名应叫何继元。公主真乃一大扫箒星，不久何军爷也病死，小继元也为刘钧养为已子。
辽朝得知宋朝出兵，马上派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率兵守燕地，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等人率军入援北汉。
宋朝的云州观察使郭进沙场宿将，早已率军于石岭南（今山西阳曲附近）扼守。辽朝耶律沙率前部人马行至白马岭，隔一条阔涧，正好看见宋军严阵已待。耶律沙想等后军赶至再进攻，但监军的辽朝宗室冀王耶律敌烈等人贪功，认定要趁宋军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于是，耶律沙只得下令辽兵进攻。倘若在平原，人如猛虎马如龙的辽军精骑忽然冲锋，肯定占尽大便宜。山地崎岖，前面又是一条大涧横亘，辽兵丧失了突然发威的冲力，或下马，或边试水深边前行。未等这些下半身皆湿的辽军上岸，郭进率宋军迎头猛击，大败辽军。耶律敌烈父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均被杀死，耶律沙本人勉强逃得一命。宋军穷追不舍，如果不是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及时带兵赶到，用劲弩射退宋兵，耶律沙等人也要被宋军割去人头。
此战克捷，各路辽军气沮，纷纷退军。刘继元惊惶之下，又派秘使把告急乞师信塞进蜡丸插入发髻之中，潜出太原城向辽朝方面狂奔。半路，北汉秘使为郭进逮个正着，“徇于（太原）城下，城中之气始夺矣。”不久，北汉的驸马都尉卢俊从代州遣人向辽朝告急，“辽人败衄之余，不能再发兵求（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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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旗飘出太原城（2）
宋军得势不饶人，连克太原周边重镇及战略要地。五月下旬，宋太宗本人也赶至太原城下，慰劳诸将，指挥攻城。
“先是，帝（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契丹使节至宋廷，便殿赐宴时，这数百“杂技”军士“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吓得身为文臣的契丹来使“不敢正视”。这一队杂技英豪，又被宋太宗带至太原城下，攻城之前，在空地上飞抛利刃，左闪右腾，或以鞘承，或以手接，满天空飞利刃，“城上人望之破胆。”
宋太宗本人亲擐甲胄，不避矢石，亲自指挥攻城。宋军见皇帝亲自坐阵，“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刘继元帐下将校有不少人踰城投降，北汉守军渐渐不支。
宋太宗亲自草诏劝谕：“越王、吴王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位列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刘）继元但速降，必保始终富贵！”
为了防止攻城宋军因伤亡生怒而屠城，宋太宗还指挥军队暂缓攻城。穷窘至极，北汉主刘继元只得亲自于城北投降。赵光义没有食言，释罪不杀，授刘继元可检校太师，封彭城郡公，“给赐甚厚”。至此，宋朝灭北汉，得十州之地，共有三万五千多户。
刘继元虽是个动辄族杀臣下全家的暴君，投降后活得还不错，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病死，临终把三岁儿子刘三猪托付给宋太宗照顾。当时刘三猪才六岁，宋太宗“恻然哀之”，赐三猪名为“守节”，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赐禄，好好养了起来。刘继元乃一暗弱庸识之人，故而在太宗之世得以好死。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下诏平毁太原坚城，改为“平晋县”，并派兵纵火尽焚太原庐舍，“老弱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可见，对于太原兵民的抵拒，太宗心中仍有好大一股邪火。
平灭北汉，乍看上去乃宋太宗一大成功。其实，福兮祸兮，不能光看一时一地之得失。北汉蕞尔小国，于宋朝而言，大敌乃契丹辽朝。如果宋太宗亲征北伐，首先攻下幽州，平定燕地，北汉必为掌中之物，弓矢不发就可能一举得之。此种战略，宋太祖在世时已经与赵普等文臣达成共识，“太宗（赵光义）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北）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高梁河之役）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雍熙北征），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陈邦瞻）可见，宋太宗急于求成，舍本取末，灭北汉得不偿失，已经为日后的伐辽失败埋下一大伏笔。
平北汉之事，还需交待一下在石岭关一带大败契丹军的宋朝大将郭进。郭进自少年时代起就“倜傥任气”，在后汉高祖刘知远帐下当兵，以军功发迹。宋朝立国后，郭进一直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北汉接境相持。郭将军虽有材干，“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罪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所以，宋太祖每次向派往河东的兵将训话，总是好生告诫：“汝辈一定要小心奉法，犯我手里可能会获宽免，犯在郭进之手想必难活！”有小校得罪郭进，逃入京城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派人把此人押送郭进处理。郭进“能以权道任人”，对这个小校说：“你敢入京告我，真有胆气。我现在不杀你，放你还军，如果能破并寇（北汉军），我马上荐你入朝为官；如果失败，你也可以投附河东得以求活。”小校闻言，“踊跃听命”，率一股队伍突出，果然击败一大股北汉军，斩敌甚众。郭进不食言，马上推荐他入汴京升官。“太祖从之”。如此严毅威猛大将军，又获平北汉却辽军第一功，却屡受当时任监军的田钦祚欺凌。“（郭）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心不能甘，自缢死。”堂堂大将军，竟然被“政委”气得上吊，确实不值。宋初监军并非宦官，这位田钦祚也在太祖一朝立功甚多，然而“性阴狡，多所忤犯，好狎侮同列，人皆恶之。”田钦祚上奏，谎称郭进暴病而死，“太宗悼惜久之”。后来，郭进受逼自缢一事事发，田钦祚被贬为房州团练使，后又远窜瘴气多发的岭南。
高梁河畔尝败绩
――宋辽首次主力对决战
宋太宗所率宋军虽平灭北汉，但是，“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疲乏”。灭国擒王之后，宋军上下仍旧还是五代军人习气，“人人有希赏意”。宋太宗本人很想乘大胜之势，一鼓作气，攻取幽蓟之地。“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惟有殿前都虞侯崔翰独奏：“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一语已中宋太宗下怀，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