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人的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倾覆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到北方蛮族的毁灭罗马帝国，及至现代苏俄对美国的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同归于尽这等一连串的劫数轮回。
但是还有中国。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限于西洋的史实，中国的史实则未有过都市僧侣政治或王国帝国，未有过任何资本社会的奴隶制度。中国换朝易代亦不是革命，无论内忧外患亦惟亡国而无亡天下。他而且不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亦不走社会主义社会的路。他的历史并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绎的。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艺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 佛经里有迦楼罗的故事、“迦楼罗者，金翅鸟，又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庄严，不唯金故。亦翻大身凤凰。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龙，有四生别，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湿，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其湿生者惟食其湿。此四天下，有一迦楼罗王，名曰正音，寿八千岁，日别新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次第食之。命欲终时，诸龙吐毒，不复能食，饥火所逼，耸翅直下，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而复上来，往返七回，无处停足，遂至金刚山上命终。 以食诸龙身肉，毒气遂发猛火。其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恐烧宝山，遂降大雨，滴如车轮，以灭其火。身肉消散，惟余心在，大如人塍，纯青琉璃。轮王得之，用为珠宝，帝释得之，为髻中珠。”
这故事不但是说的巴比仑埃及等古国，而亦是说的现代西洋，他们虽有众宝庄严，但未得人身，不离胎卵湿化生命的无明。他们这种原始生命的大力冲决徘徊，至于地球上不够立足，而日月以火与剑吞食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命欲终时，殖民地吐毒，不复能食，遂起世界大战，差一点烧毁了金刚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遗下现代西洋的东西，则将惟有中国人及日本人印度人来用它，而使之成为美好，如珠如宝，如髻中珠。
原来西洋史是从物种的生存竞争到人类阶级斗争的传统，而中国史则自是从阿瑙苏撒始生文明而来的演绎。 西洋虽早先埃及人巴比仑人亦如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曾与我们通谱，但自从他们那边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而我们这边则出现井田之时起，就两家各宗了。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份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 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分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 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
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戌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 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具在，未曾中断过。 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历史的事，议论犹可，而他们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书”，如“我对于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实在连笑亦不好笑。但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凤阳花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只是说说道道，由听的人怎样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来从头说起。
却说汉人当初来到黄河流域，此地虽不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广衍，不受幅员的限制。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没有出息，你以劳力给与土地，与从土地取得收获，皆可以是无限制的，没有劳而不获，亦没有不劳而获，是如此的取与给为一，给予一分部取得一分，如嵊县戏玉蜻蜓前游庵的唱词：听你说，姻缘不结子咳难添，据我想末非是神圣之灵验，原是世人的劳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即是因为有人的可靠，所以没有宗教。
黄河流域的广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制，各种产业相互间及各地产业相互间皆可保持和谐，而为全面的平等发展，故不堕于西洋那种杠杆力学的经济规律，而出现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计夫授田，农有农田，牧有牧田，猎称田猎，亦在授田之列。工贾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贾则以其器物相报。工贾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数居在都市的，亦前后门开出即是田亩，可以照应得到农业。 中国人家庭的庭院这样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时工贾亦为农夫所养，但不是原始共产社会那样的。井田是已有私产了的。已有私产亦能这样好，此即是经济的规律已被涵养在文明里，而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来与原始共产社会联想，因为决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它亦非集团经济或自给经济，因为已有私有财产，已有通行无阻的商业。 井田虽土地公有，但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还田，亦等于终身有之，如同私有，种作及收获时虽众人一齐出动，满田畈有人击鼓发号令，亦是各种各的田，各人收获各人的，并非几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后又来分配，像原始共产社会或现代共产社会的集体农场那样的。
商业则见于周礼，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走卒为主，但这不是原始，因为当时周朝已经很繁盛，而是众产业皆生在一起，且又没有土地买卖，故商业亦不凸出，商业倒是惟保持众产业的空气流通。盐铁论“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货币这样幼稚，并非当时的商业微小，而是因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 一部周礼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制度，朝聘会同及命将出师所能动员的物力，此即可见当时产业的活泼运转不全靠商业的机能。可是当时的商业亦并不小。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伦，但惟中国人家能演绎出五常，即因中国人家是为井田所养。 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礼那么多王官其实亦是民，政治几乎都是经济行为，而且职司的界限划分得不严，因各部分皆是个完全，只是职司而无所谓政权。乃至政府与民间的界限亦似有似无，因为政治并不是统治。中国的政治两字，政只是事，而治则是太平的意思，即非经济统治政治，亦非政府统治人民，没有所谓下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是下层建筑的反映这种区别隔膜，而且从西洋那种诸势力关系作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杠杆力学所作成的历史规律全解脱了。
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大而至于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与焉”，不是一种权，一种干涉的有，所以亲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则是霸占，中国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却占而不能有。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著它。现在遭著共产党这样的大劫，以为中国民间要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仍旧有，仍旧很大方。而西洋人的占有则不能这样的遍在自在，又常会失去，故西洋史从来诸行无常。私有公有是总要能有得好，怎样的革命，若只把私占变成公占，予掠夺者以掠夺，则狼群及蜜蜂蚂蚁社会亦共产，有何好呢？
财产制度私有公有的变化原是极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于阶级斗争，而且要说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与合理的分配。野蛮人才是生产第一主义，而且那样严肃的在分配，又时而把抢劫亦当作是生产与分配，而如何处理这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则只是茹毛饮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产成为美，而且使生产品在使用时成为美。
若知使生产亦成为美，则今日的工厂与机器必定还可以更好看，而劳动亦可以更有喜乐，经济制度将不只是取决于劳资双方的权利之争，而以一种更高的标准，即人情物意之美来衡定，生产不应只是生产关系，却是还要有好性情的。中国向来即学徒店伙亦分得红利，雇主与被雇，一是东家，一乃西宾，过年还分压岁钱，不为别的，只是做人的道理如此，只为叫大家也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