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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盘棋下得妙极了！”
她坚持说赢棋的功劳不在她，而应归于阿莫乌尔，因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没有心绪去把握棋子。当那盘棋中断时，他请求她让他独自留下来。那时大约是十一点一刻，因为舞厅的音乐已经停止。他想写封信给乌尔比诺医生，他认为这位医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挚友。就像他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下棋这个撤好，他仍然这样评价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对峙，而不是一门学问。那时她知道阿莫乌尔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写一封信的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医生真是难以相信。
“那么说，您当时知道他要死了？”他惊叫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知道，而且十分愿意帮助他分担痛苦，正如当年她怀着同样的感情帮助他发现幸福那样，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十一个月：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是告发他。”医生说。
“我不能对他做这种事！”她愤怒地说，“我太爱他了。”
乌尔比诺医生象听海外奇遇一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企图将她当时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她矗立在那里，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许多年之前，在交欢之后，两个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阿莫乌尔突然叹息道：“我将青春常在。”当时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时代的灾祸进行英勇的殊死斗争，但是他进一步把话说明了：“我决定到七十岁就离开人间，说到做做，决不反悔。”
果然，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满七十，于是他把最后期限定为圣灵降临节前夕，因为圣灵降临节是这个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节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细节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那件事。时光流逝，他们对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肝肠寸断。阿莫乌尔以麻木般的激情爱着生活，爱着大海，爱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恋着她和爱情。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完全绝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无情的命运的安排。
“昨晚当我同意他独自留下后，他就悄然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说。
她本想把狗带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抚摸它说：“我很遗憾，不过，维尔松将同我在一起。”他在写信时，请求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个活结，以便它能够自然松脱。那是她唯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从那条狗阴冷的眼睛里永远记住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那条狗并没有逃生。她说：‘哪是它不愿这样做。”这时，她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她更愿意按照阿莫乌尔的意愿来纪念这位已故的情人。当时他正在写信，突然停下笔来，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烟，用一个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为了等他把信写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这封信又长又难写。将近三点钟时，狗开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并穿起了重孝，然后到院子里去剪下了黎明时分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他是多么讨厌那个不可救药的女人。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访问结束时，她又对乌尔比诺医生讲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参加葬礼，因为她是这样答应自己的情人的，可是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内容与此恰恰相反。她不会流一满眼泪，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记起那个惨死的人来折磨自己。她也不会关起门来埋头编织裹尸布，这对当地的寡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她打算出卖阿莫乌尔的房子。根据他在信中的遗嘱，这所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她将象往常那样继续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上，因为她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乌尔比诺医生的耳际：“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那座城市，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市，尽管岁月流逝，旧貌仍在：炎热，干燥，充满恐怖的夜晚，享受着独居乐趣的年轻人。在那里，花朵凋谢，食盐发霉，除了月桂树正在日渐萎败和人们正在烂泥塘中慢慢地衰老以外，这座城市四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冬季，阵阵突降的灾难性暴雨使厕所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沼泽地。夏季，一种刺鼻的、有如鲜红的粉末似的看不见的尘埃被狂风吹荡着，透过哪怕堵得再严实的缝隙钻进屋里。可怕的狂风可以掀走屋顶，把孩子们吹到空中。在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儿吵吵嚷嚷地乱纷纷地离开在泥沼地边上用马粪纸和锌皮搭成的棚屋，带着家畜和炊具，来到殖民区多石的海滩举行他们的欢宴。在那些最年迈的人中，有些人不久前胸脯上还留着用烙铁打上的印记，这是真正的奴隶的标记。周末，他们疯狂地跳舞，豪饮家酿烈性酒，喝得酩酊大醉后在椰林中自由寻欢。星期目半夜时分，他们便以一场全体出动的血腥格斗来代替方丹戈舞。在一周的其它日子里，这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又涌进了老区的广场和小巷，摆起小摊，做各式各样的生意，他们使死气沉沉的城市变成了散发出煎鱼香味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展现一种新的生活。
摆脱西班牙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奴隶制，加速了王公贵族们的衰落，而乌尔比诺医生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名门望族静静地呆在他们撤去防卫的宫殿和城堡里，深居简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盗突袭登陆的用石块砌的城墙上，杂草沿着墙头爬了下来，在石灰粘缝的墙上打开裂缝，哪怕它是本市最豪华的府邸。下午两点钟，这些府邸唯一有生气的标志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时刻传出无精打采的练琴声。里面，在充满香气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阳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在做早弥撒的时候，她们也用毛巾蒙着脸。她们的爱情来得又迟缓又艰难，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预兆扰乱，生命在她们看来是无尽头的。傍晚时分，在交通拥挤的时刻，黑压压的长脚坟子从沼泽地里飞起来，好像一团团乌云，追赶着路上的行人。同时，难闻的人粪尿味也从那儿涌来，热乎乎地扑到人脸上，扰得他们心烦意乱，确信那是死神送来的信息。
年轻的乌尔比诺在令人忧郁的巴黎常常怀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在十八世纪，它的贸易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最繁荣的，尤其是由于它的令人诅咒的非人的特权——这里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传统驻晔之地。总督们喜欢呆在那儿，面向世上的大洋进行统治，而不愿意住在遥远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打乱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满载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的巨大财富往来于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队，一年几度要在这里的港口汇集，那是这个城市最荣耀的黄金时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圣约瑟大帆船载着时价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起航，开往加的斯，刚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国舰队击沉，直到漫长的两个世纪以后还没有打捞上来。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间的财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挥台上的船长的尸体，经常被历史学家们作为那座被淹没在记忆中的城市的象征提及。
乌尔比诺医生的家坐落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那是一幢旧式房子，一座宽大凉爽的平房，室外平台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从平台可以看到散发着瘴气、布满遇难船只残骸的水塘。从门口到厨房，地板上都铺着黑白相间的方格瓷砖。不止一次，这一建筑都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别出心裁，而忘记了那是本世纪初叶，建筑那个暴发户住宅区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们的共同弱点。宽敞的客厅象家中所有的房间一样，天花板很高，临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厅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门和饭厅隔开，上面雕着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还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芦笛诱引的姑娘。客厅里的家具，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钟在内，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苏雷斯的各式花瓶和异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处处可见。但是，那种欧洲家具在家里的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别的房间里，既摆着藤制扶手软椅，也有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靠背椅。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圣·哈辛托的豪华帆布躺椅。躺椅上用丝线以哥特文字绣着主人的名字，四周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的一旁有一块地方，原来是用来举行盛大宴会的，后来成了小音乐厅，每当出色的演奏者来到本市时，主人便邀亲朋好友来开音乐会。花瓷砖地面上铺着从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买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使环境更为幽静。近处摆着整整齐齐的唱片架，放着一台时新的电唱机。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架用马尼拉大披巾盖着的钢琴，乌尔比诺医生已有多年不弹琴了。这个家里，到处可以看出一个务实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劳。
然而，最庄严肃穆的地方要算书房了。它可谓乌尔比诺医生在进入老年以前的圣殿。那里，在他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皮革安乐椅四周，镶满一道道上过釉的搁板，把墙壁甚至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搁板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千册书，全部用小牛皮精装，书脊烫金。其它房间都充满港口的喧闹和污浊空气，书房恰恰相反，它有着修道院的宁静和芬芳。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是在加勒比海海边诞生和长大的，那儿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打开门窗可以引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空气。所以起初他们关在那座书房里感到呼吸局促。但是，最后他们终于相信了罗马人对付炎热的好办法，就是在闷热的八月，白天把门窗全部关闭，不让街上的热空气进来，晚上有风时再把它们统统打开。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房子就成了拉曼加区炎炎赤日下最阴凉的所在了。在卧室的昏暗中睡午觉，下午坐在柱廊上观看新奥尔良满载货物的沉重的灰色货船和水船通过，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这些木船一到黄昏就点燃起全部灯火，呜呜地鸣响着，清除滞留在港口的垃圾。每年十二月份至翌年三月份，来自北方的信风掀开屋顶，夜间象饿狼似的在屋子周围呼啸不止，打着转转寻找缝隙企图钻进屋里时，乌尔比诺的书房也是保护得最好的。谁都不会去想，住在那样一幢房子里的夫妇有什么理由会是不幸福的。
尽管如此，乌尔比诺医生在那天早晨十点钟赶回家时并没有感到什么幸福。两次拜访弄得他心神不安，脑袋昏昏沉沉。这两次拜访不仅使他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而且有可能使他变成一个和他心力交瘁的年龄不相称的另一个人。他本想在跟拉西德斯·奥尔贝利亚医生一起用丰盛的午餐之前睡个午觉，但是仆人们却在乱哄哄地追捕一只脱笼飞走的鹦鹉。仆人们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想替它剪翅膀，它却冷不防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上。那是一只秀毛的怪鹦鹉。训练它讲话时它死不张嘴，但有时却愣头愣脑地自言自语起来。眼下它开了胜，而且那种清晰的语调和才智，即使在人的身上也是不常见的。鹦鹉是乌尔比诺医生亲自驯化的，这使官享有全家人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他儿子在小时都没有这种特权。
鹦鹉已在医生家里养了二十多年，谁也不知道它以前活了多少年。每天下午午睡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坐在院中的花坛上，与鹦鹉为伴。花坛是家里最凉爽的地方，他以教育家的热情，勤奋地训练那只鹦鹉，直到它能象大学教授一般讲地道的法文。之后，纯属对它的过分宠爱，医生又教会它用拉丁文为做弥撒伴唱，并背诵《马太福音》的一些片断。他还企图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