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当时即提出著名的主张：“欲确立台湾经营之方针，非确立对清政策之方针不可，确立对清政策之方针后，非实行华南经营之政策不可，欲实行华南经营之政策，非举福建及厦门经营之实不可。”参见岩壁义光《日本帝国主义与南进政策——以初期殖民地经营与对岸问题为中心》，《法政史论》昭和51年第4号。台湾殖民统治的奠基者儿玉源太郎也说：“欲收（台湾）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昭和18，第159～160页。
台湾与大陆相隔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往来必由海路交通担当其责，台海航运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新领土开发中不可或缺之一即交通运输制度的完备，特别是殖民地与母国及海外诸国的航路（即便在海外贸易发展上）是其重要条件。”鹤见祐辅：《后藤新平传》（上），太平洋协会出版部，昭和18，第345页。针对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经贸关系远胜于日台经贸关系的特点，甚至于有人提出：“对台湾的发展来说，南清航路比之其与（日本）内地的交通更为重要，换句话说，谈到台湾的经营就必须将目光投向对岸地方。”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第 22～23 页。尽管该言论有其偏颇之处，但“南清航运业的发展对我南清及台湾经营上有重大关系”已成为当时日人的普遍共识。《南清之近况》，《台湾协会会报》第44号，第22页。然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素来台湾的商业几为厦门香港等对岸外人所控制”，他们借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独占两岸航线，高价揽收运费，占尽垄断之利。《台湾的商业与新关税》，《台湾协会会报》第5号，第56页。面对“海上势力范围几全为某海洋王国专占”的局面，日人认为“无论是从台湾经营或是从国家经济政策出发，都迫切需要将南清交通机关收归我手”。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第 22～23 页。于是就有了台湾总督府巨额补助下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以牺牲性的价格与德忌利士公司的竞争，并最终击败后者，掌握了台海航运的主动权。其后还继续给予高额补助金维持航运，至1920年代中村孝志：《台湾与“南支南洋”》，收入氏编《日本在南方的参与台湾》，天理教道友社，1988，第16、19页。，占总督府南方施设费的大头，故时人称：“在南支南洋策中，若有特别应予关注之事的话，那无过于是对汽船会社的航路补助费了。”滨田恒之助、大山长资：《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第637页。
第九部分海峡两岸交通中的政治因素（2）
掌握了台海航路的控制权后，台湾总督府便利用其作为向对岸扩张的工具。首先，相继开辟了由福州至三都澳，厦门至石码的内河航线，将其势力渗透到内地。其次，协助台湾的日本各大制糖会社拓展大陆市场，1910年，台糖大幅度增产，为解决过剩台糖的出路，总督府配合台湾糖业联合会，命令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即时开辟从高雄经福州、上海、青岛、大连至天津的补助命令航线，紧接着是台湾银行的跟进；“一战”期间，为抢占西方列强留下的空白，又新辟由总督府补助的南洋命令航路。这些都反过来促进了岛内日本资本及殖民地产业的发展。为此，人们指出：“台湾产业的资本家企业化，其所生产的商品及所积蓄的资本，是有恃于大阪商船的海运与台湾银行的金融的。凡此都出于政府的援助政策，因此得以华南及南洋为主，实行对外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就有人下了这么一个断语：“台湾完全是日本资本南进的跳板。”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59页。可以说，正是日人掌控下的台海航运充当着这样一块跳板的作用。最后，尤应提到的是，台海航运的转向连带贸易方向的变更，使得台湾社会愈来愈紧密的与宗主国日本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化进程，“本来，台湾人来自福建广东，其生活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是随着廉价日本商品的大量涌入及高关税下大陆商品的阻隔，“乃以日本商品供作台湾人的生活资料，且使其生活方式日本化”。所以矢内原忠雄尖锐地指出：“这一变化的社会意义，是割断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纽带，使与日本相结合。”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59页。
日资对台海航运的独占，同时也限制了台湾人及台湾土著资本的向外发展，其对台湾生产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例便是1925年的香蕉自由输出问题。为避开中间商的盘剥，当时台中的农民绕过官方的青果同业组合直接把香蕉运到基隆港输出，遭到台中州当局的极力阻挠，其杀手锏就是“公然向邮船会社制止运载自由共同移出的芭蕉”，以至“运到基隆的芭蕉总数约二千笼，堆积如山，将在腐败之中”，给台湾农民造成巨大损失。《芭蕉的自由移出问题》，《台湾民报》大正14年8月2日。为了打破日人对航运的垄断，台湾人曾谋求设立自己的轮船会社以与之抗争，他们说：“台湾的移输出大概是米木材青果为大宗品，移输入是肥料木材为大宗品。这是台湾移出输出和移入输入商经营的事业，而其所积载的船只不是大阪商船就是日本汽船，此外尚有山下或是东洋汽船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台湾人经营的船会社。”因不断有日资轮船会社拒不运载货物，提高运费等事情发生，台湾本地产业界的不少有志者起而呼吁组织船会社，“为要保障生产者的利益，移输出入的利便，台湾人不得不组织船会社，而自己经营生产品的移输出，与外国日本内地品的移输出”。他们认为，“台湾住民的生产机关与交通机关，一旦能够如意连络起来，本岛住民的经济权前途就有许多希望，且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组织船会社的利益》，《台湾民报》昭和3年11月18日。然而，扶持和保护日本人的利益压制台湾人的利益及其正当要求是日本殖民者的既定政策，台湾人自己组成轮船会社的愿望最终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例使我们联想到它跟台湾人创办的金融机构大东信托所面临的命运何其相似，只要是触犯到日人对台湾经济领域垄断地位的行为都被视同对其殖民统治的一大威胁，以至台湾人“不得不继续的和反动势力恶战苦斗”。《信托预金与大东信托，台中州的干涉似乎超越职权》，《台湾民报》昭和4年2月17日。
台湾银行头目添田在其发表的题为《台湾与福建》的谈话中说：作为日本对岸扩张的两翼，一是台湾银行在华各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另一就是台湾总督府热心推动并在商船会社配合下的海上航路的拓展，交通与金融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日本“在华利益线”的基础。《台湾与福建》，《东京日日》明治34年3月21日，见《台湾协会会报》第19号，第70页。对于台海航路指定航线，李友邦曾经做过如下评论：“这官命航线之规则，共有八条，其第一条为：船客荷物之运费，要经总督之认可，因此，官命航线之特质，是在于被统制于台湾总督府一点。”李友邦：《日本在台湾殖民地政策》，人间出版社复刻本，台北，1991，第38 页。就其在台湾经济及对外关系上的重要性，他说道：“官命航线之开始，是与筑港及敷设铁道之发达，互相照映，而造成了巩固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李友邦：《日本在台湾殖民地政策》，人间出版社复刻本，台北，1991，第38 页。矢内原忠雄则更总结了日本对外殖民主义的一般规律，从政治力与经济力交互作用的宏观角度分析了日据下的台湾航海交通，他指出：“日本资本是随着日本国旗而来台湾，驱逐外国资本，造成自己的势力；依赖日本国内的投资与本岛人资本的动员，发展资本家的企业，终于形成帝国的及地方的独占，使台湾实业界的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大资本家的支配之下，更以台湾为基础而向外发展。”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59页。显然，日本殖民地台湾之对外航运事业及与大陆的海上交通，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么一条轨迹向前发展的。
第九部分大陆赴台劳工（1）
随着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的变化，台湾成为日本帝国的所谓“领土”，祖国大陆变成所谓“外国”；台湾人在《马关条约》签订两年后转为“日本臣民”，而大陆民众则沦为所谓的“外国人”，并且是不能拥有与其他国家公民平等权利的“支那人”。于是，作为“外国人”的“支那人”不能随意出入台湾，大陆人民数百年来的渡台移民史，就这样被人为地切断了。
然而，台湾人原本就是大陆移民及其后裔，两岸人民间有割不断的亲情和阻不断的往来，况且随着台湾岛内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对大陆劳动力资源的依赖（譬如茶工）。因此，要完全断绝大陆民众赴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日本殖民者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大陆民众陆续到台湾工作、探亲和从事其他各类活动，其中又以劳工占赴台者的绝大多数。由于两岸关系的新变化，这些赴台者被日人称为“华侨”，从而在台湾地方史上呈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移民群体。
一日本殖民者对大陆劳工赴台政策的变化
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伊始，台湾人民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在这些武装斗争中，大陆民众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不少抗日武装集团获得来自大陆的枪支、弹药乃至资金的援助，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来自大陆的有生力量加入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由此之故，台湾总督府认为大陆赴台人员是造成台湾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求限制大陆人员赴台，1896年1月1日颁布实施《清国人台湾上陆条例》，规定：
（1）清国人只能在基隆、淡水、安平、打狗等4个港口上岸。
（2）登岸时须携带官方证明书，并写明籍贯、姓名、职业、年龄和渡航目的。
（3）禁止劳工及无固定职业者上陆，以维护地方安宁秩序。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大陆赴台者之绝大多数为劳工，而台湾社会所需最殷者亦为劳工，尤其是近代台湾茶叶生产、贸易发达之后迫切需要大量大陆茶工，因而日本殖民者的该项禁令给台湾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897年制茶季节来临的时候，居然没有一名大陆茶工前来。执台湾制茶业之牛耳的大稻埕茶商纷纷要求日人改变政策，他们在陈情书中称：“本岛制茶职工依赖中国人以应其需要，禁止彼等渡台，不仅事关本岛茶业的兴衰，而且对茶叶贸易将产生重大影响，制茶工为有一技之能者，不应与普通茶工同等视之。”涩谷长纪、松尾宏：《台湾的华侨》，《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8，第406～407页。英美领事馆亦就此提出交涉。迫于压力同时也出于维持殖民统治初期尚未稳固的经济局势，台湾总督府不得不修改其政策，于1898年10月13日颁布《清人茶工券规则》，其中规定茶工入台须持有茶工券，茶工券有效期为一年。为防范茶工券买卖情形的发生，设置台账详记申请者的相片、住所、姓名、年龄及许可证号码，交付驻厦门领事馆审核之用，登陆后由台湾官方再次核对。普通劳工渡台则仍在禁止之列。
儿玉、后藤时期，台湾殖民地体制基本确立，殖民地经济渐具规模，尤其是台湾事业公债法施行后，岛内基础设施建设次第展开，譬如港口、铁路、房屋建设、土地调查等。岛内劳动力资源顿时紧张，工人工资呈上涨趋势。曾有部分日人主张从日本内地移民台湾，但事实表明日本人对台湾气候的适应性很差，吃苦耐劳方面比之大陆劳工更是相形见绌。显然，原有对大陆劳工的严厉限制措施已不合时宜，1899年7月18日总督府颁布《清国劳动者取缔规则》，其宗旨即采行契约移民的方式引入大陆劳工，而不仅限于茶工。赴台劳工首先应与华工承包商订立契约，承包商则向官府交纳保证金，向劳工发放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