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头目简（大狮）与后藤长官相对而立；土匪持枪；我方徒手；情形奇特。谷通译简要地翻译了长官的训示。这时；该头目将手靠在部下的肩上；一边打哈欠一边显出傲慢的态度。不久；该头目走出说了些什么；通译译道：“今后不再为恶”。但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谁也不清楚。随后；长官给了他一包钱；命令：“用这些钱把道路开到土匪据点的草山去”。就这样；土匪归顺式结束了。然而；在土匪方面；好像把这次归顺式看作台湾总督向土匪投降似的。参阅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1972，第113页。
这种有损日本殖民者颜面的归顺方式，以总督府民政长官为首的殖民当局之所以接受，有其深刻的背景。台湾是日本在海外获取的第一个殖民地，由于日本政府殖民经验相对缺乏，在向老牌西方殖民主义者学习的同时，其在台殖民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有一个明确且长程的目标，即使是到了台湾殖民地历史上被称为奠基时代的儿玉、后藤时期，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话说，总督府的治台方针仍是“以无方针为方针”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25～26页。；换句话说，日本的殖民政策还处于探索和拟定这么一种过程之中。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的社会治安一直不能稳定下来，即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给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给殖民地政治乃至日本资本进入台湾都造成了极大的妨碍，于是我们看到殖民当局百般劝诱到台投资的第一家制糖会社便不得不在军队的严密保护下才能正常开工建设，因此，尽速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以稳定殖民统治秩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此前历代台湾总督所采行的残酷暴力镇压方针并未收到多大的成效，相反，这些血腥行动更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无差别报复下的云林大屠杀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的同时也导致日本国内政坛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批判与质疑。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接手台湾治权的儿玉、后藤，在体认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如何以更加快捷有效的措施来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而大规模招降活动的展开正是其寻求到的新的突破方向。
整个政策的方向性变化在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发生了；1898年5月25日；他在对地方长官的训示中就提出：“在称作土匪者中；有种类的不同；重要的是要对其能予以判别处分。”6月3日；在对军队官员的谈话里更强调：“消灭土匪的根本性良策；为识别良民与土匪；不可驱民为匪。”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1972，第109页。日本据台之初；台湾实行军政；军部在台湾地方事务中有着很大的发言权；民政部门施政受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儿玉总督时期；确立了“民政主义”的方针；有效制止了“民政部与军部的倾轧”；在如何讨伐所谓土匪问题上；规定只有地方民政当局提出请求后方可出动军队；禁止军方凭借临机处分权而随意征伐。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25页。正是在此背景下；相对缓和的对台湾武装集团的招降政策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于是；在不放松武力讨伐行动的同时；招降政策成为日本殖民当局手中的又一重要砝码。因此，招降政策的出台既源于新一届驻台殖民当局政策上的调整；也是改善台湾殖民地统治秩序的迫切要求；这一政策当时曾引起日本政界的反对浪潮；“新政府的土匪招降政策陷于内外猛烈的反对声之中”。认为“招抚土匪将招至良民的怨恨；引起人心的背离”。据记载；当时儿玉与后藤都“痛感责任重大”；因此；这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苛刻的归顺条件；总督府居然能予以准许的原因所在了。
第二部分日本殖民者的残暴讨伐及招降政策（3）
其实，日本殖民者并没有发善心，他们耍的是大炮加糖饴的手腕；在握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冰冷的刺刀；从一开始；日人就设好了圈套让台湾人往里钻。据记载；在接受抗日军归顺时；殖民当局即要求他们提交所有成员的花名册；“假借为土匪生计所需；让他们交出人员的花名册；从而了解其内情；同时获取了土匪的政治名簿；该政治名簿里即便是无名鼠辈也贴上了照片；以备万一之变”。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56页。以下有一个具体的事例：简大狮归顺命令书第六条规定：“除按部下名册之格式申报外；对其余人员；采取适当之稳定生计办法后；须按格式申报其新住所；家属；亲戚之姓名；年龄等；以便查实。”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第565页。1905年赴台考察的法国人Kenn亦称：“（这样一来）到处都公布了他们的体貌特征和照片；即使要乔装改扮也很难。”雷吉纳乐德·康：《福尓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19页。于是；日人就摸清了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人员编制；实力和活动据点。通过人员花名册的获得；武器的收缴及归顺式中的所谓“纪念摄影”；日本殖民者取得了详细的情报资料；为以后彻底打击和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正是日本殖民者多年来极力谋求的事情。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曾指出：“土匪扫荡之难；不在于攻之；而在于发现之。他们隐蔽于良民之间；与良民相交往；良民知其为匪而不告诸官府。其首领白昼公行；即使从警察官身前经过；也无人告发其为匪首。他们有的还成了我军队借宿村民的主人；我军不知而正大谈作战的方略。有的混杂在为我军搬运行李的苦力中；我军却正将粮食托付给他们。他们与良民相混淆；军队为自保往往不得不将良民作为土匪来攻击；一见良民即信为土匪；其锋矢所之往往民匪俱伤；良民愤恨已极；不得不投身为匪。故若欲真正扫荡土匪；必先理解土匪为何物；知其巢穴；知其势力；知其姓名；明其政治户籍；必先使之与良民相区分。”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博文馆，东京，1905，第159～160页。这一工作在招降政策中无疑得到了成功落实。
应当指出，招降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殖民者镇压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一种策略性措施；一待时机成熟便会向其挥起屠刀。对于已准许“归顺”的各武装集团；日本殖民者并不信任他们；监视；防范和欺压兼施并用；一旦有了借口便毫不犹豫的出兵讨伐；乘机消灭抗日武装。简大狮被捕就义；林少猫惨遭灭门之灾便是其典型代表。更为残酷的是；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归顺式上；日本殖民者便迫不及待地进行大肆屠杀；如1902年5月25日斗六归顺场；就有张大猷等78人遭杀害；同日林圯埔有63人被集体射杀；嵌头厝有38人死难；等等。一天之内在斗六、林圯埔等地就有265人惨遭日本殖民者的毒手；这显然是有预谋的集体大屠杀；其残暴和背信弃义于此暴露无遗。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第727～729页。事实表明；日本殖民者之所以答应抗日武装集团的种种条件；是由于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些虚假的承诺；并不构成约束力；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撕毁。日本人自己就承认了这一点；台南县知事矶贝在谈到答应林少猫归顺条件时就明确地说：“这是为驯服无知的土匪所不得不出的权宜之计；若得归顺之实；则此条件之类自归一纸空文。”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39页。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条件只是引诱台湾人归顺的敲门砖罢了；门一旦敲开；敲门砖就可以丢了。
应当说；儿玉、后藤主导的这场招降闹剧是表演得很成功的；“归顺”后的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虽然赢得短暂的喘息时间；但经历“归顺”程序后他们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且经裁减后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活动范围也日益缩小。局势的相对平静则有利于日本殖民者重新调度和部署兵力；如1898年11月；北部抗日武装集团大部“归顺”后；日军便集中力量对南部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招降政策造成了和平的假象；松懈了人们的警惕；给予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政策显然获得了成效。
第二部分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1）
“归顺”后的抗日武装集团，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动向。有的丧失斗志甘愿放下武装而从事道路工程及其他工作；有的利用日本殖民者给予的特权开始对势力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勒索骚扰，这部分人原来多出身绿林，如北山东部的卢锦春即如此，并且由于侵犯了陈秋菊势力范围的文山堡而发生相互冲突；也有的仍然暗中集结抗日武装力量图谋再举，如简大狮即其代表人物。
“归顺”后的简大狮并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依然在山中构筑要塞，并且将继续武装抗日的詹番所部庇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向徐禄、卢锦春、陈匏耆等人发出邀请，共谋再起，劝说卢锦春与各方和睦相处，共同对敌。最后，各方约定在1898年12月11日举行起义。简大狮自称“督弁义勇”，发布谕告：“刻下倭寇猖獗已极，残害生灵日甚，我台湾绅士耆老，皆不胜愤慨，请传庄中各户，准备铳械，以备防御，共成大义，转祸为福。”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15页。并在各庄征收九一税以供军需，还要求富户给予援助。12月10日，简大狮所部300余人袭击树林坑警察派出所；日本殖民者组成北山讨伐队两次进行攻击，双方在南势湖、冷水窟展开激战，抗日军失败，简大狮内渡厦门。在厦门他仍与早先内渡的林李成相交往，图谋再举。1900年初，在日本的压力下，漳州府龙溪县逮捕简大狮并将其引渡到台湾，3月29日简大狮惨遭日本殖民者杀害。
在宜兰从事道路工程的林火旺所部，因不满奸商贩卖粮食牟利，于1898年10月12日宣布禁止宜兰城内米谷外运，遭到宜兰弁务署长小浜为五郎的训斥。此后，林火旺避居山中，次年5～6月间与从厦门潜渡台湾的林李成秘密联络举事。7月因抗拒日本官吏对其义弟施矮九的逮捕，与日本殖民者公开对抗，另一抗日武装集团首领郑文流也加入其行列。7月末8月初，林火旺抗日武装集团与日本殖民者的讨伐队在草南山发生战斗，随后抗日军不敌退入牛路顶、九芎根等地；林李成于1899年11月8日被枪杀。1900年3月31日林火旺于礁溪被捕，5月4日遇害。在这之后，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直至1902年7月6日抗日军对南庄的袭击失败后，才大致归于平静。
中南部地区的情形较为复杂，柯铁等四大头目“归顺”后，由于黄才将房屋租赁给日本当局作为弁务署，而与柯铁等发生矛盾，柯铁部下间也因张大猷事生出龃龉，陈提等人则另组“天公会”，抗日武装集团内部团结出现了危机。1900年2月9日，逃亡山中的柯铁在打猫东顶竿蓁笼的岩洞中病死，群龙无首，更给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5月8日至6月2日，日军组织讨伐队，以不安分为由，突袭刘茶、陈提、黄才等人的根据地嵌头厝、苦岭脚、樟湖、麻园等处，黄才等抗日军有94人被害。中部地区抗日武装集团便又四处蜂起，台中的赖福来于1901年2月1日率部火烧大墩街，打死打伤日军和警察11人，然后退回山中。1901年6月6日，抗日军廖远等与当地人民及倒戈的保甲壮丁团相配合，袭击仑背弁务支署，杀死民愤极大的警察7人。钟佑等对油东派出所的攻击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南部自1900年以来连续遭受旱涝灾害，民众生活困苦，抗日武装集团的活动更为活跃。1900年11月23日，黄茂松联合中南部的抗日武装集团猛袭朴仔脚弁务署，占领支署长官署及邮电局，放火焚烧。据日人称，抗日军作风顽强，武器精巧，军纪严明，不取民间一物，不伤一人。“大多数街民非但不防御土匪，平素与官衙相嫌者毋宁说是欢迎土匪。有的煮饭犒劳土匪，有的供给其弹药，其余间接帮助土匪或给予方便者，为数不少。即如保甲壮丁团，恐惧匪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掉转枪口加入匪徒的行列。”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0，第280页。在此可见日本殖民压迫下台湾人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