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作为私人助理干了一段时间，他正是苏兹贝格们喜欢的那种能够集中代表《纽约时报》的利益和形象的年轻人。伦敦对于他来说已成为一段难以忘却的经历，一个在德国炸弹的极度重压下，集中代表着民主政体的英国，已经在他的民主主义进程的信念中刻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从那儿又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1945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安全会议（Dumbarton Oaks Security Conference）［2］获得了普利策奖，那次会议为美国打下了基础。赖斯顿在会议期间搞到了一套有关会议的十分机密的《联盟报》，并在会议期间杰出地利用了这些资料。他的报道使得在那里开会的高级官员们产生了极大的骚动。每个国家的代表都以为自己的对手向赖斯顿提供了这份材料。实际上这些材料出自会议的局外人中国代表团。赖斯顿告诫年轻记者们：“每次都应去盯住那位最受冷落的。”
他是一位出色而又顽强的记者。他知道怎样在一座城市里进行采访，怎样从获取一些零碎的消息着手，加以发展、补充，最后整理成一篇完整的材料。对于新闻他有良好的预见性，知道事件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他运用电话的技术相当娴熟。当他得到有关情况的只言片语后，便会打电话到消息源处，假装已深知故里，其结果是对方相信了他，并开口讲起话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在行了。这是他的专长，捷足先登、独揽消息。1956年，当艾森豪威尔受到心脏病的侵袭后，大量的政治报道都在议论他能否再次出山的问题。参议院安排了心脏病医生保罗•；达德利•；怀特（Paul Dudley White）在那年夏季的一次会议上提供有关艾森豪威尔病况的详情。当时，一大群记者麇集在那儿，谁都想优先就艾森豪威尔心脏病的问题采访怀特医生。在指定的时间，怀特乘坐的出租汽车开到参议院门口停下来，记者们蜂拥而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汽车里钻出了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詹姆斯•；巴雷特•；赖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他把全部明星记者收集到一个分社里，他觉得没事不报道比定期报道更好，偶尔突破一下每周的最大新闻报道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在他身边那些愈加出众的、跃跃欲试的小老虎们。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至善的情趣，而并无对报社的愤恨。他的新闻评论通常是简练而有力的，但他的专栏文章看起来有些感伤的成分，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平衡那些长期不平衡的势力，他似乎工作得相当艰难。
在50年代，没有人比他更为成功地去论述过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方针了。（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读了赖斯顿的一篇专栏文章后，愤然地说：“到底是谁使得赖斯顿这个苏格兰佬总是以为是他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呢？”）他的几篇关于白宫警卫队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的变化的文章，在各个阶层的美国人中的反映都非常好，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思路清晰、富于想象力，是新闻评论的典范。这时，他已经把握住了新闻业的脉搏，并且有职有权又有路子，他才华横溢地驾驭着自己的讲坛，以求自己的道路更加宽广。他也像李普曼那样成了华盛顿具有象征性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他对世界事务更深的认识上无不带有李普曼的烙印，但他的思想又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的采访记者，他是一个论述那些他们不得不涉及的材料的采访记者。对同辈来说，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事实上这是一种涟漪效应：李普曼影响赖斯顿；赖斯顿递次地影响新闻界的上层人士；而这些新闻界的上层人士在华盛顿阐释各种问题时又从字里行间去递次地影响广大的传播对象。人人都说赖斯顿不错，甚至连国务院的上层人物也这样认为。其实这些人通常是蔑视他们这些新闻记者的，总认为他们是一帮粗俗的无赖之徒。赖斯顿热望新闻业更加神圣和美好，热望他的记者们文化水准更高，更严肃和庄重，希望他们把目标定得更高。他既要为新闻界的诸多事情操心，又要去想到使新闻业更加严肃、更少妄动；他既要偏重报道，又要记者们随时从重大问题着手。他感到有些信心不足，因此他常常告诫那些年轻的记者们：按照新闻本身要求真实性和鲜明性的特点，新闻报道应该知道怎样去首先报道那些富有爆炸性和喧嚣性的事件，而不应去报道那些玄妙而又含混不清，并且在社会中常常有过多重大变化的事件。他常常说：“我们报道的革命要比我们报道的渐进多。”另外，他为他的分社建立了高标准的伦理标准。而阿瑟•；克罗克却已经享有了那些在华盛顿社会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时常借《纽约时报》来宣传他的那些社交朋友。而赖斯顿却要严谨得多。他并不排斥朋友，他告诉年轻记者们，他们并不需要在华盛顿通过举办社交晚会来获取新闻。赖斯顿得以自豪之点在于：他到白宫去时随时都带了铅笔和笔记本。
人人都想要聘任赖斯顿。于是，这情形就好像只要谁一旦聘任了赖斯顿之后，他的那家报纸一夜之间就会由一份普普通通的地方小报而跃变为一份国家大报。显然，你得不到赖斯顿这个人，但你能够感受到他，赖斯顿是一座灯塔，他是一个已经被别人聘任了的年轻的、光彩夺目的明星记者，到了下一次，他也只能被人聘任一次。有一段时间，赖斯顿本人对外界的吸引力甚至压倒了他为其效力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严肃，但调子灰；而赖斯顿的文章既严肃又光芒四射。那些对为《纽约时报》工作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却很少怀疑为赖斯顿工作。他比这一代人中任何人都更能去开发那些可能在《纽约时报》上报道的东西。“不要写，”他劝告一位即将出国的记者，“如果那样就仿佛是你在为《纽约时报》的外事部写作，仿佛你是在给家乡的朋友写信。”
菲尔•；格雷厄姆在他第一次企图诱惑赖斯顿离开《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去的事情上已遭到失败，然而即便如此，他却仍然坚持不懈。格雷厄姆对拉斯•；威金斯并不太中意，此人的来历在某些方面与赖斯顿相似，他也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干过。然而，格雷厄姆却在赖斯顿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更为灿烂和志趣相近的东西。聘任的优厚条件是答应让赖斯顿到《华盛顿邮报》去担任社论版的总编辑，并允诺不久将让他出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那时，格雷厄姆已经明显地对他的那份报纸感到不满意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华盛顿应该得到某种更好的东西。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情感。他老是爱说：“我想要一份小型的《纽约时报》”，然后他们就凑在一块谈论他们应该为这件事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这时，格雷厄姆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心情又会冒出来，显得疑虑重重。于是，他又总是说，《华盛顿邮报》还不准备办为《纽约时报》，它需要更强的地方性报道；《华盛顿邮报》应该报道华盛顿，报道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阿灵顿（Arlington）和马里兰（Maryland）。其理由是《明星报》凭借它的地方新闻力量，在过去总是取得胜利。他说，“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服华盛顿，你们不要想到成为国家大报是一件太遥远的事情。”他渴望着赖斯顿民族威望的最高象征，同时他又对赖斯顿采取谨慎的态度。也许，他是过快地尝试着和《纽约时报》展开竞争了。
格雷厄姆的聘任是如此的含混不清，这使赖斯顿感到有些心绪不宁。他喜欢格雷厄姆，敬重他的政治嗅觉，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格雷厄姆仍是一个典型的机灵而又诡诈的人。他想在会上正式提出这件事。但是，以阿道夫•；奥克斯和阿瑟•；苏兹贝格乃至尤金•；迈耶这些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还没到足以使他那样去干的程度，他们在等待事情的结局。赖斯顿已经感到十分烦躁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像报社内的大多数同事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这份报纸怀着一份感激之情，因为毕竟是这份报纸把他从以前那种为发行人干些下等差事，还要不时地去奉承那些被发行人所喜爱的政客的恶劣情形中解脱出来。他感到吃惊的是，如果他的发行人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位并不那么神秘的表演者的话，他是否能够真正地成为那种他想要担当的总编辑呢？这个问题给他带来了许多的烦恼。赖斯顿只得去找他的朋友李普曼征求意见。这个哲人的朋友们都知道，李普曼有两个形象：一个形象是在他的政治专栏里出现，这个形象严肃、抽象、时常是理论化的、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太理论化，这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远离尘世的李普曼；而他的另一个形象则表现出精明、尖刻、实用主义，是个几乎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能够异常冷静地测度官僚主义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李普曼。李普曼力劝赖斯顿回绝格雷厄姆的聘任。其理由不仅仅是格雷厄姆这个发行人是个神经质的人——在有关旧《纽约世界报》的事情上他看到了太多的危险把戏。而且他并不认为《华盛顿邮报》具有赖斯顿所希望的那些资源。李普曼说，唯有《纽约时报》才具备资源、金钱、声望、驻外记者和像赖斯顿需要的那种人的那种学术协会性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纽约时报》需要他赖斯顿。总而言之，李普曼完全反对赖斯顿到《华盛顿邮报》去。他了解格雷厄姆，了解这座城市，他警告赖斯顿：菲尔•；格雷厄姆至今也没打算要去出版一份像赖斯顿所希望的那样一份报纸。此外，他感到格雷厄姆这个人内心的冲突太多，虽然格雷厄姆有些迷人，但他是一个新闻报纸发行人的同时，又是一个政客。于是，赖斯顿最终又一次地驳回了格雷厄姆的提议。赖斯顿已经浑身太多《纽约时报》气息了，在那里，他过得非常舒心，《纽约时报》已经给予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而且是在他正值年轻有为的时候。无论是处于一种何等气派的绅士风度，也无论是出于一个多么高尚的原因，他都不能够离开这份已经造就了他的报纸而去跟它竞争。也许，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如果他在那时要去试着很快地把《华盛顿邮报》办成一份国际性的大报，其结果反而会伤害了那份报纸。这样，《华盛顿邮报》不得不等待一位更为年轻的人去担任总编辑。然而，其人看上去似乎更加有点像个无赖之徒。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一）
1948年是无线电转播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年；到1952年一切都已开始改观。摄像机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它们尚处萌芽状态，却已连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全国性电视网。不过1952年只是分水岭；这一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能够自己决定大会的礼仪和规则；但是到了1956年这种做法已成了过去。全国性的政党提名大会如不征求广播公司的意见就无法做出任何符合播放逻辑的决定，这两方面陷入了一种共生关系，据说这对双方都有裨益。1952年这方面的规章尚在建立中。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由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大群大群的记者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都争着想抢到头条新闻，唐•；休伊特（Don Hewit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室的制片人，他突然心生一计，告诉采访记者把他的受话听筒拿去给尼克松，好让广播室里的克朗凯特和默罗能跟尼克松直接通话。尼克松自然愿意跟他们和整个国家谈话，就这样当新闻界记者等得心急火燎时——他们只能听到回答，不能听到提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一声不响地劫走了这条独家新闻。
伟大的电视原型产生了
正是这位休伊特，这位在电视方面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照他朋友的话来说，他是位天生的电视制作人，或生来的纽约《每日新闻》编辑室主任），一天早晨，在去那次提名大会会堂的路上，偶然走进了当地一家不怎么干净的低级餐馆吃早饭。当时他正考虑着怎样分辨出会场的人这个问题而不得其解。摄像机在抢摄各位重要代表时毕竟是在不停地转动，而制片人却想在不中断克朗凯特解说的情况下分辨出显要人物。休伊特正和他的同事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讨论这个难题，即怎样把摄像机跟解说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