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考恩当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之列，他当时是该电视网的总经理。考恩被认为是一位在广播界富有人情味的自由派人物——他曾在1952年当过史蒂文森的首席大众传播顾问，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帮助过上演主要反映黑人士兵问题的系列节目，这些节目帮助恢复了黑人的一些本来面目。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经理，他负有约束默罗和弗兰德利的义务，并不顾越来越大的商业上的压力，努力做工作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来安排新闻特别节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往往给国家广播公司的鲍勃•；金特纳打电话，弄清楚他在干的事情，然后把金特纳和国家广播公司日益增长的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欲望当做一块楔子去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加尽职）。当他和斯坦顿两人在私下里商量要迫使佩利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时，他多次受到过斯坦顿的鼓励，但只要佩利在场，一当佩利有条有理地驳斥他们的论点时，斯坦顿就不支持他了。到1956年的黎巴嫩危机时，这种争论达到了顶点，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战争的边缘上，艾森豪威尔派出了海军陆战队。考恩在新闻部的力谏下安排了实况播送联合国辩论的节目，斯坦顿表示同意，而且看来很热心。但其后佩利休假回来了，他对滥用时间和损失利润大为恼怒，事实上那场战争并未爆发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警惕是多么的虚假。考恩一肚子的苦衷，但斯坦顿却没有支持过他。考恩也爆发过；他告诉他们，他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因为克劳伯…默罗的传说，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乐于服务的美名。
但考恩的地位是脆弱的。猜谜丑闻使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为他除了是一个公众事务的支持者外，同样是一个广告人。他创造了“六万四千美元的提问”，而当他声称没有作弊时——他的态度始终是：这个节目本身就非常自然，十分吸引观众，因此他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去作那些假——他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攻击目标，要么是他的下属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搞了假，这样他就负有总失职的责任，要么是他本人多多少少和搞假有牵连，同时，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广播网需要有一只替罪羊，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考恩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羊。斯坦顿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表明他相信考恩是无罪的，但同时又催逼考恩辞职，这个公司的利益需要一位高级人士下台，此人的职位应该很高。斯坦顿告诉考恩不要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他任何人通气，并提出他应以健康方面的原因辞职（在这件丑闻的非常时刻考恩生过病）。考恩则去公开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由于来自斯坦顿的压力他只有准备辞职了。于是猜谜丑闻影响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至上的思想导致了这场丑闻，而有关的烦恼似乎又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贪婪，反映出美元战胜了道德。谁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替考恩的问题讲述了大量有关威廉•；S。佩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广播界的事情。
选中的人是小詹姆斯•；T。奥布里（James T。 Aubrey，Jr。）。即便是到了现在，快隔二十年了这个人的名字仍然不同凡响。吉姆•；奥布里［5］是个广告人中的广告人。他毫不隐晦地公开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干什么——这就是要把广播网的贪婪本性公开透露和表现出来——这使得其他的广告人感到大为恼火。他与其他人的不同所在，就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放肆、更少分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是以它的地位、质量和文明著称的。奥布里曾对手下的一位助手说（此人已对电视感到失望，觉得电视对他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严厉、残忍）：“比尔，你的麻烦是你不是一名职业杀手。你决不会在这儿成功。”奥布里毫无羞耻地说出了广播界其他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即便这些人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在所难免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凶恶又贪得无厌的人，这个人爬到了如此令人目眩的高位而又使用着如此残酷的手段，他的生涯就像一部糟糕的小说——他确实写过几部（糟糕的）小说。当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惊人的高额年度利润时，这个人会顺便提醒说，要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在公众事务节目上浪费那么多钱的话，他们的赢利本可以更高。在约翰•；肯尼迪遭暗杀的那一天，奥布里对布莱尔•；克拉克说（此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肯尼迪的密友，在那可怕的时刻他极想在电视上播放这场悲剧，通过电视让人们看到举国上下的哀痛和美国政府为团结一致所做出的努力）：“只把遇刺的镜头反复播放几次就行了——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有人想要在公司播放《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这个节目，他却说：“你们当我是傻子，谁愿意看那玩意儿呢？这节目太悲观了。那女孩走起路来一瘸一跛的。”此人留给电视的最大遗产是一部名叫“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片子，这部片子如此丧失理性、如此索然无味，以至于把人都给搞糊涂了，正像其中所描述的那样，用默里•；肯普顿的话来说这部片子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人物跟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的环境所产生的对立”。当吉姆•；奥布里在1959年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经理职位时，他在同行中几乎是位独一无二的人；他认为电视广播网安排的节目过于理性化了。他打算降低格调，而他确实这样做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曲线图上的曲线也随之上升了。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明白吉姆•；奥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对他放任自流；没有人回忆得起吉姆•；奥布里干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从该系统安排节目的文化及其原因而言他比默罗更具有代表性，尽管这两人都是比尔•；佩利的延伸。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十二）
只要娱乐不要新闻
如果说在奥布里之前电视就已经不那么道德地繁荣起来了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使这种状况变本加厉。当奥布里在1959年12月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是二千五百二十万美元；两年后，他们增加了一倍多。1961年到1964年——奥布里掌权的最后一年——他们每年的净利润都高达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超过了其他的广播网。他的事业是成功的，这成功既原始又残忍——无论他的业务助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节目是何等的糟糕，利润却总是增加，股票总是上涨——以至于就在他下台之前，华尔街还有这样的说法，他其实完全能够摆脱佩利对这个广播网的控制。不是因为他人品更好，而是因为他的那一套办法行之有效，华尔街欣赏的正是这点，虽然这就意味着他们本人不看电视。掌权五年后，由于他的私人行为过于经常地为人们所注意而最终被解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下降九点。“这使我的广播网贬值二千万美元。”奥布里说。
奥布里下台后几个星期，一位名叫迈克尔•；穆尼（Michael Mooney）的年轻作家找到当时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密切关系的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询问奥布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解职了。毕竟，他没有做过什么越轨的事，不论从工作还是从相当富于戏剧性的个人生活上看他都没有做过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罗珀答道：“年轻人，奥布里先生使得我们如此富有，我们今天有能力照顾照顾我们的形象了。”
奥布里与佩利的关系是独特的。斯坦顿也许已成了一个几十年来与佩利共存，一道管理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终于幸免于难，该团体的这个主要人物蒙受了完全丧失个性的损失。奥布里这个最终被打倒并被抛了出去的人是不同的。在他短暂而又至尊的任职期间，他是带着近乎于蔑视的态度和佩利谈事情的。奥布里是个特别的人，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他不喜欢他为之工作的每一个人，但与其他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同，他很少花力气隐藏这点。相反，这就好像他觉得他是被迫要把他对上司的意见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掺进了钱与恨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表明奥布里持有一种机械的观点，他不得不对佩利无礼，但又不得不对他屈尊俯就。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召开一个草拟计划的会议，佩利开始讲话，这时奥布里几乎是满不在乎、只是谦卑适度地做动作道：比尔，让我来说。要是佩利给他打电话，他就会说：当然，比尔，我认为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点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使人厌烦。要是他正跟一位密友坐在他的办公室谈话，这时他的秘书进来说佩利来了电话，他会眨眨眼，说：“告诉主席，我要给他回电话。”他的这些办法是行得通的，佩利容忍了这些无礼，即使奥布里是在近乎残暴地抛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赖以自傲的讲求艺术的伪装外表。然而他的办法起作用是因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而恰恰又是在这个时候奥布里表现出了蔑视佩利对形象和等级的意识，并引以为荣。一切都是那样的粗暴、那样的无礼。佩利喜欢明星，喜欢杰出的人，但奥布里却故意对他们粗鲁、专制；他厌烦杰克•；本尼，这个人正在开始走下坡路，本尼曾有助于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成为过去那个样子，这是被看做神圣的。但有一次奥布里却生硬地对本尼说：“你完了。”这都使佩利感到十分恼火，但收视率是明显的，正是这样大的收视率，才使佩利忍受了痛苦。
奥布里的成功是非常简单的：他具备消灭最小公分母的天性，但与其他那些具备这种本能的人不同，他不要脸面，对是否受到尊重不感兴趣，或者至少对尊卑关系的传统形式不感兴趣。他明白如果按他的本性办事，他就能赚大钱，产生收视率，而钱和收视率本身又完全能给自己增光。他的特殊的手段是他相信，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还没有充分开发民众资源，它还没有吸引众多的乡村民众。他确信那些管理电视的人处在他们的立场，过于喜欢都市生活，受教育过多，对不看电视的人过于感兴趣了。他肯定，他们正在忽视为数众多受教育很少的乡下人（或者至少是乡下人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电视如果不只是游艺形式的话，似乎就是原始的）。正像佩利以前做过的那样，他控制了安排节目的部门，并按自己的严厉规则管理它。他想播放乡村喜剧和侦探故事。后来又转向性感女郎。事实上，人们发现了一本掌握在国会监察员手中的有名的奥布里备忘录，其中要求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更多的“行为放荡的女郎，没有头脑的人和女人的胸脯”，他不想要老人。愈年轻愈好。没有身体缺陷。没有社会问题。不要女仆——人们不跟侍者搅在一起。动作要多，但要尽可能地少想。“我不需要任何更多的陈腐的社会性广播脚本。”他告诉一个助手，“真是见鬼，我需要快乐的结尾。我不能和有创造力的人取得一致意见。他们正好不愿听。有创造力的人的麻烦是他们不了解公众。人们不愿意多想，我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诚实——他不认为他比观众更好，比他正在上演的节目更好。
与众多胆小怕事的同事不同，他并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整个历史都充满了嘲弄。因为猜谜节目丑闻，他当了总经理，并用平凡的节目替换了虚假的节目。同时，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国会议员和时评作家自庆美国文艺的自由，以嘲笑共产主义对文艺的限制时，真实的情况是由于那些最有力、最新颖的追求艺术的手段，美国人是在残酷的收视率和美元下过活。奥布里带给电视的不只是“贝弗利山人”，还有“埃德先生”（“Mr。 Ed”，这是部关于一匹会说话的马的节目），“女人的联合”（“Petticoat Junction”）和“芒斯特人”（“The Munsters”）。佩利对这些片子非常恼火。他不喜欢“贝弗利山人”，他告诉朋友说“芒斯特人”是部糟糕的动画片。但不管高兴与否，他已使收视率达到如此程度——唯一的上帝是尼尔森——那么他做的事就不容怀疑了。佩利反对“芒斯特人”这个节目，他告诉朋友这部片子会玷污广播网；但奥布里想要这节目，他觉得公众喜欢那些怪物。他是对的。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