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地打断他，声音冷峻，充满怒气，他对赛迪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没什么可笑的。肯尼迪说话的时候，赛迪意识到皮埃尔•；塞林杰和肯尼•；奥唐奈从他身旁悄悄走开。即使在总统海军助理塔兹韦尔•；谢泼德（Tazewell Shepherd）和刚刚溅落水面的格伦接通电话的时候，肯尼迪仍在为那本《时代》杂志严斥休•；赛迪。这是总统毫不掩饰的纯粹爱尔兰式的怒火。“你说我为他们摆弄姿势是什么意思！你安的什么心！你为什么这样写！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摆弄什么姿势。我会因此成为全国的笑柄。人们会记住我是一个为《绅士季刊》摆弄姿态的人，他们会永远记住这些不体面的事。人们还记得阿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喋喋不休给一个望台打电话的事，记得卡尔文•；柯立芝戴的那些帽子，他们也会记住我的这件事。”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谢泼德将军插话说格伦上校的电话接通了。肯尼迪点点头，大步朝电话走去，嘴里还在继续责赛斥迪：“赛迪，你这个杂种，看你能不能把这事改过来。”他拿起话筒，毫无停顿，语气立刻变得甜蜜蜜的：格伦上校，太好了，全国都为你骄傲，这是全体美国人的重大时刻，我个人由衷地为你感到骄傲。他热情洋溢地讲了好几分钟，最后放下话筒，立即转向赛迪，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打岔似的：“你这个杂种，总是这样对待我。你那个该死的杂志！”赛迪后来认为，记者很少能从自由世界的领导那儿得到这样的思想反馈，这同样是一条渠道，对他，对《时代》都是不错的。
任何一方面都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另一方，互相操纵，赛迪在中间，两头受夹攻。这份差事需要的不仅是记者的才能，还需要外交官的技巧。赛迪不得不和两股强硬的势力谈判，他知道其中的分寸，为了《时代》，应该如何与肯尼迪讨价还价，为了肯尼迪，又如何与《时代》讨价还价。他很有能力，把自己一分为二。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双料使者，他的工作很有成效，终于给他带来了好处，给他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渠道。但是，在肯尼迪生命最后的年头，赛迪注意到，局面渐渐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该杂志的重要性的估价，也不是对其公正程度的认识，而是因为电视的介入改变了那个先前的等式。在华盛顿，报界的力量急速下降。电视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渠道，它也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渠道。全城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感，当肯尼迪允许电视进入记者招待会时，他们感到气愤，当他与三个广播公司的代表举行过去只有像阿瑟•；克罗克这样的报界巨人才能参加的谈话会时，甚为愤慨。对报界头面记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和其他公民一样看电视更为屈辱的事呢？这类谈话会至关重要，它不仅越过了传统的新闻招待会的程序，更刺伤报界记者自尊心的是，这类谈话会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是更能显露才智的讲坛。这类谈话会能够引人入胜地展现总统，在谈话会上总统可以谈到各种事件的侧面。旧的秩序正在改变，现在电视正在进入统治地位。1963年初，肯尼迪曾经问赛迪《生活》杂志景况如何。“噢，已今非昔比了。”赛迪回答道。肯尼迪问他症结何在。赛迪说道：“噢，我也不大清楚。广告锐减，一定是电视的原因。”对肯尼迪来说，此事是天平变化的又一个证据。对《生活》杂志来说则意味着痛苦；二十五年来，《生活》杂志的势力在华盛顿一直令人生畏，是全国范围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刊物。人人都希望在《生活》上有一篇好的报道，可以好好地显示一下；艾森豪威尔的人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照片扣了好几天，为的是让《生活》首先披露。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而眼下，它的权力在衰减，一个新的，更富有戏剧性的宣传媒介正在勃起。
1963年，就连赛迪这样受宠的记者也感到新闻渠道变得艰难。他明白电视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对手。但是，使他糊涂的是，纽约的编辑们似乎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过于沉迷于自己的那个天地，就他们而言，他们手中还有决定封面的权力，而这正是开创或粉碎一个人的事业的权力。赛迪本人还能见到所要见的人，只是比以前困难一些，要见到白宫的高级助手需要更多的努力，可能因此，他更多感到天平稍稍开始了倾斜，如果有一个白宫的消息源接见你，就意味着帮了你一个忙，你就欠了他什么。在肯尼迪任期之初，赛迪每周和肯尼迪见一次面，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他的部属，但是，到1963年，消息来源开始枯竭，他每三周才能见一次肯尼迪。约翰•；肯尼迪逝世之时，赛迪有一个月没见到他。对总统来说，电视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容易打交道，总统几乎可以按自己的旨意定调子。大选年正在迫近，电视肯定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也是总统最好的宣传工具。事实上，在接近尾声时，赛迪有一个印象，肯尼迪和他见面主要是为了过去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朋友。肯尼迪非常喜欢聊天，听听，说说，喜欢和文字记者保持联系，因为肯尼迪对文字的东西有特殊的兴趣。赛迪感到，如果换一个总统，全盘的改变会来得更快，更加突然。
死的肯尼迪不如活的约翰逊
196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林登•；约翰逊在最后关头访问纽约，请求卢斯支持他争取提名人的努力。林登的形象出现在提名人决定后的第一期《时代》上，使该杂志的政治记者大吃一惊。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菲尔布林格反肯尼迪的姿态。此次，《时代》杂志很幸运，因为肯尼迪让全国大会大吃一惊，他提名约翰逊为副总统人选。但是，此举却激起了肯尼迪部分人员的怨恨。三年后，约翰•；肯尼迪遇刺，奥托•；菲尔布林格决定封面不登遇刺的领袖，而登林登•；约翰逊的照片。这是《时代》杂志的传统政策——与新领导人为伍；《时代》不喜欢在封面刊登死人的照片。但是，《时代》内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尤其因为全国上下都在哀悼肯尼迪（《时代》在其“出版人的信”中笨拙滑稽地吹嘘肯尼迪是该杂志的首席订户）。有的编辑认为约翰逊载于封面是因为菲尔布林格喜欢约翰逊不喜欢肯尼迪。《新闻周刊》登出了肯尼迪的照片。
刺杀后的几天，《时代》杂志高级工作人员举行工作午宴。赛迪应召从华盛顿回来介绍林登•；约翰逊的情况。他开口就说，约翰逊是一位能力超群的人，就管理方面而论，可能是白宫内最能干的人，不过，他身上还有不少瑕疵。他说，《时代》应该对他小心提防，林登•；约翰逊比大多数政治家都更会撒谎，欺骗，虽然常常是在一些小事上，常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说谎，在骗人。赛迪的话还没有说完，菲尔布林格的不悦之色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终于插话说，这一点无关宏旨，即或他有些粗野，即或他是一个说谎的人，那又有什么要紧，他将成为一个好总统。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赫德利•；多诺万（Hedley Donovan），卢斯编辑方面的继承人，现任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这位在此类会议上十分小心谨慎的人，竟然插进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应该对赛迪的话多加重视。多诺万说，无法设想人的特性可以分割；如果在小事上撒谎的人也可以在大事上撒谎。赛迪离席后，菲尔布林格再一次提出将赛迪调离白宫，但是迪克•；克勒曼守住了要塞。赛迪的工作又一次得救。
第二部（三）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一）
在报界有这样一种传说：菲尔•；格雷厄姆买下《新闻周刊》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个周末，他和凯到了纽约，凯感冒了，不能出门，就叫菲尔下楼给她买份杂志，他买了，买下的是《新闻周刊》。真实情况则是另一码事。20世纪50年代，《新闻周刊》是《时代》的翻版，一家更平和，更沉闷的翻版杂志，它没有《时代》的才智，没有《时代》的热情，也没有卢斯的非分之举。有人认为该杂志工作人员的质量高于杂志本身，其中不少是从卢斯王国中退出来的人。杂志的发行量为一百三十五万份，远远落后于《时代》。有人嫌《时代》偏见过重，这份杂志就成了他们所需要的软性的替代。该杂志归若干人所有，主要的是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 Astor）上尉，周刊的主要编辑是马尔科姆•；缪尔（Malcolm Muir）父子。1959年文森特•；阿斯特去世，在纽约流传着阿斯特基金会打算出卖杂志的消息。在人们心目中，高级编辑吉姆•；坎农（Jim Cannon）和当时的主编奥斯本•；埃利奥特是该杂志最干练的人才，他们决定自己买下这个刊物。他们有可靠的信誉，对杂志也有很好的打算，对企业中杰出的年轻人了如指掌，自认为是《新闻周刊》未来的理想开拓者。他们所缺的是钱。有一段时间，埃利奥特和坎农试图自己筹集资金。但是，新闻记者不论本身有多好的教养，有何等的社会关系，一般说来，都很难激起银行家的完全信任。他们需要的资金总数为一千一百万美元。他们又吸引了第三个同伙，周刊驻华盛顿办事处的本•；布拉德利，一位十分活跃的年轻人。他们三人几乎天天晚上谋划如何才能接管这笔财产，才能从缪尔父子手上夺得这家杂志。竞争愈演愈烈，他们周围又有了新的购买人，缪尔父子正在千方百计集合一批人。觊觎杂志的人们不断将埃利奥特带去吃饭，他们在饭店巨大的盆景后秘密商量是否能找到一条内部通道。终于，一天晚上布拉德利打电话给埃利奥特说：“喂，老伙计，我考虑了很久，在这座城内哪里才有这一笔钱呢？我认定这笔钱在菲尔•；格雷厄姆的腰包里。我们为什么不去见见他？”
《新闻周刊》争夺战
他们当中没有人熟悉格雷厄姆。20世纪40年代末，布拉德利曾在《邮报》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他喜欢格雷厄姆对人不恭的态度。他对1951年的事毫不介意。当时他向格雷厄姆告假去试一试觊觎已久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格雷厄姆回答布拉德利的方式正是他所喜欢的方式：“去你妈的，布拉德利，你不是早已去过哈佛了吗？”他们三人讨论了格雷厄姆方案，认定他是一笔很好的赌注。格雷厄姆比大多数出版商年轻、开通，也比他们知道的大多数人富有。布拉德利给格雷厄姆打了电话。他应邀在当晚九时去了格雷厄姆住所。他在那儿呆到第二天凌晨四时，最后，他感到自己有些死皮赖脸。他对杂志的财政和商业业务一窍不通，所知道的只是向人乞求一笔一千一百万的款项。他认为人应该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眼前的这个杂志就是一个机遇，他不愿意为《时代》做事。格雷厄姆对此事立即产生了兴趣。他的所有感官都开始行动。他让布拉德利把说的全部内容写在纸上，布拉德利照此做了，第二天他整整一个晚上没睡，写了五十页的备忘录。格雷厄姆的兴趣变得更加浓烈。布拉德利后来发现，格雷厄姆当时正处于狂躁期中，他本人清楚这一点，他要求布拉德利写上他的律师、财务经理人弗里茨•；毕比的名字。他告诉布拉德利：“弗里茨很不错，每当我头脑发热，他就给我降温。”此时，他担心自己头脑发热。而这次毕比没有泼冷水。他力促格雷厄姆行动起来，他嗅出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毕比对新闻交流并不熟悉，但他清楚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机会，《新闻周刊》的钱柜里有三百万美元，还有一些其他令人羡慕的财产。
格雷厄姆在做《新闻周刊》这笔生意的过程中显得才智出众，表现了他的全部能力。当时他正重病在身，头脑仍然十分清楚。他勇气十足，充满着创造力和魅力。虽然《新闻周刊》的正式标价为一千五百万元，可最后真正易手的钱还不到七万五千美元。这是当代新闻界一次最大的盗窃。格雷厄姆亲自掌握着这次交易，他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竞争，纽豪斯（S。I。Newhouse）可能插手，他了解纽豪斯的工作方式，先算出标价，一块钱一块钱往上加。所以格雷厄姆立即动手调动他的私人关系，格雷厄姆派布拉德利去见文森特•；阿斯特的寡妻布鲁克•；阿斯特（Brooke Astor），因为布拉德利的双亲是阿斯特夫妇的老朋友（自从布拉德利夫妇每年去缅因州拜访阿斯特夫妇后，老布拉德利老是抱怨说，在投资方面世上再也没有人比文森特•；阿斯特更小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