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芙•；钱德勒对大会的憎恶，并非仅仅因为洛克菲勒，她将此事看做是野蛮人的胜利，这些人是她一生厌恶，并与之斗争的人。加利福尼亚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孤立主义者和所有的人不仅朝着纳尔逊•；洛克菲勒，而且朝着她和她的儿子喧叫。当时的社论版编辑吉姆•；巴西特在大会那天到诺曼•；钱德勒旅馆房间，送来一篇温和的、在形式上对大会选择表示赞同的社论时，只有诺曼和奥蒂斯•；钱德勒同意了，而她则怒气冲冲。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对初选中《时报》的那篇社论恼怒。此时，她对巴西特说这篇社论过于软弱。“吉姆，这篇东西完全不行。你必须指出那些人的表演多么粗俗，那些人多么危险。我们不能接受这类事情，完全不能。”她不断地争辩，慢慢诺曼和奥蒂斯改变了主意，巴西特觉察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所以他下楼后写了一篇更加强硬的社论，攻击对戈德华特的选举。对此诺曼和奥蒂斯十分冷淡；可能他们同样对戈德华特怀着疑虑，但是他们已经使报纸对大会的选择承担了义务，他们和他连在一起了。巴芙对第二篇社论十分高兴，诺曼和奥蒂斯也同意了。这样，巴西特立刻打电话给洛杉矶，告诉他们拒绝头一篇社论。回到洛杉矶的尼克•；威廉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打电话给巴西特说：“你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仇视这篇社论的。”巴西特笑了，说他知道，他明白他在做什么，不过他是——威廉斯可以感到他在电话那边的笑意——奉命行事。不久《时报》的业务经理，一位对报纸一些微妙或者明朗的方针都十分有力量的人物，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Nelson）读了这篇社论。纳尔逊是一股十分保守的势力，对社论中自由主义的味道非常吃惊。他在威廉斯面前炸开了，“你不能登这东西，该死的，你不能登。这东西反对我们的全部朋友。该死的，不要登。”尼克•；威廉斯对鲍勃•；纳尔逊的若干胜利都来之不易，必须珍惜。眼前的局面没有引起他的不快。他像不知情似的对纳尔逊说，是的，这是一篇强烈的，不同一般的社论，但是它是从最高层来的。纳尔逊，给旧金山的诺曼•；钱德勒打个电话好不好？之后，威廉斯给巴西特回了个电话，这时他笑了，说，“你这个杂种，你知不知道你都给我干了些什么？我是说，业务那一边快要疯了！”
社论刊登了，像是对家族的一次攻击。和社论一起刊登的有一篇康拉德最杰出的漫画，很有感染力，是对钱德勒家族内爆炸了的神经的真实直感——一幅关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漫画，表现的是精神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太过分了，诺曼的业务助手造反了，家族成员造反了。一场严重的反叛，奥蒂斯接管报纸以来的第一次，人们议论着对他发起一次挑战，议论着汇集选票。幕后是巴芙，话传出来了，说明奥蒂斯仅仅是巴芙手中的爪牙。奥蒂斯安排当天去达拉斯（Dallas）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他不得不取消此行以稳定阵脚，尼克•；威廉斯代替他去了，他还告诉威廉斯必须对康拉德采取点措施，给他刹刹车，和他谈一谈。或者不论怎么做都行。威廉斯和康拉德和风细雨地谈了话，因为你不能命令或威胁康拉德；他只是解释了在一定时间里可以吸收多大程度的张力，暗示如果奥蒂斯完了，尼克也就完了，可能连康拉德也会跟着完。一个十分棘手的工作。总之这是十分紧张的一年。家族对奥蒂斯的挑战失败了，不过毫无疑问这个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他，他渐渐懂得，尽管父亲打算保护他，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事情越好，代价越高。
第二部（三）改革的代价：《洛杉矶时报》（三）
东西有别，新旧难融
将报纸从一个世纪过渡到另一个世纪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困难不仅存在于家族和读者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报纸自身，雇用鲍勃•；多诺万和一批著名的东部记者，一批名声卓著、薪俸高昂的明星是一回事，而改变报纸的内部的官僚体制，改变报纸的审稿编辑（copy editors）、任务分配编辑（assignment editors），以及日常的编辑人员又是一回事。报纸内部没有改变的意图；报纸的内部一如既往，采访记者和内部编辑人员之间存在着往常的对立和紧张状态——所有的采访记者都认为他们最有诗意的话，他们感情上最珍视的东西，被不抛头露面的屠夫宰割了，而编辑人员则认为记者花费了过大的工作开销，过于夸大自己和自己的署名，并以此为生。除此之外，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东部新闻思想和《时报》旧的新闻思想的对立，这种旧的新闻思想现在变得更审慎，以不同的态度出现，而都是报纸过去的东西。对立完全不是偶发的。尼克•；威廉斯打算改变，但他不愿意改得过多、过快。弗兰克•；麦卡洛克1960年出任了编辑主任，同时，威廉斯也希望弗兰克•；黑文（Frank Haven）留任晚间编辑主任（在向麦卡洛克提出编辑主任职务时，没人告诉他，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工作），威廉斯对这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毫无不悦之感。麦卡洛克在那儿推动记者，而黑文则在控制编辑，放慢记者的步伐。
这两人真是天壤之别。麦卡洛克是新闻工作者的理想，他干劲十足，铁面无私，乐观向上，他在《时代》杂志时熠熠生辉，是哈里•；卢斯中意的人。他的精力不同寻常，使人无法想象他是一位案头工作者。他到《时报》后，总是跑到采访记者室，推动记者，让他们走出办公室，寻觅新闻，改变报纸的节奏。而过去，报馆里人人呆在办公室，坐等失火的警铃。他推动这些人从被动转向主动。
除了编辑之外，黑文没干过别的行道。当尼克•；威廉斯在《时报》的阶梯上缓慢上爬时，弗兰克•；黑文是他最亲密的副手。他俩有自己的语言，对对方的口味和癖好了如指掌，甚至可以无言地进行交流。在其他人眼里，黑文强壮有力、生硬，不注意时就会带上恃强凌弱的味道。他是一个有知识，但缺乏想象的人。他的天地比很多为该报工作的杰出年轻人都小，都压抑。在这些人眼里，他是一个陈腐固执的人，他们私下叫他是“勒奇”（the Lurch）［1］。不过，他是该报最好的技师，他阅读稿子的本领特别高，阅读时间长，比他的批评者们精明，这给了他作为编辑的声誉。但是，不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新闻工作者，他的社会文化信条和态度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从一开始，他和麦卡洛克就处在对立之中。
在此气氛中，人们可以感到一种没有挑明，但一直存在着的东西，尼克•；威廉斯和麦卡洛克也并非完全融洽。尼克认为麦卡洛克不完全理解这种局势中所必需的限制，不理解家族内在的微妙格局，所以他的推动过于猛烈，他本人也过于张扬，过于轻率。这种局面很快发展起来。在麦卡洛克控制的编辑中，他签署同意的，较新而又有创见的文章，在黑文控制的编辑过程中被收回，被肢解，而这些文章恰恰是麦卡洛克最喜欢的，它们不是纯新闻事实的产物，而是新闻创见的结果。对他来说，这是艰难时刻。一位朋友记得在此期间一次和麦卡洛克在飞机上的邂逅，他问麦卡洛克情况如何，麦卡洛克说：“我不得不退出，我再也受不了那种办公室政治了。”
麦卡洛克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不安，对《时报》的眷恋之情日减。《时代》杂志在他的心理背景中跃动，那是他的初恋。《洛杉矶时报》并未渗入他的血液之中，这是他没有与之斗争的部分原因。如果他将全部身心投入《时报》，他就会去找奥蒂斯，就会和黑文以及编辑人员斗争，那他肯定会胜利。他告诉奥蒂斯和诺曼•；钱德勒他准备离任，这让他俩着实吃了一惊，他俩很少觉察到记者室中的紧张状态。他们提出了若干对应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和由他接任尼克•；威廉斯的保证。但是，太迟了，麦卡洛克已经答应哈里•；卢斯回《时代》杂志，任西贡（Saigon）办事处主任。
一年后，他在越南意外遇见了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戈登•；曼宁（Gordon Manning）。曼宁问他，担任《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主任是一种什么滋味？“噢，”麦卡洛克说，“就像登上了一艘巨大的，满载着钱德勒家族的航空母舰，将身子探出船尾，头埋在水中，手掌握着船舵。”
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时报》就是这样奋争着以图摆脱过去的羁绊。它在华盛顿，在海外获得的成功比本部快，给人的印象是，越靠近本部，报道就变得越加软弱无力。在华盛顿，办事处里全是新人，不少都是以前《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不过，在加利福尼亚的最高层中，增加了两个重要的编辑。1964年，埃德•；格思曼（Ed Guthman）加入该报，担任国内编辑，两年后，吉姆•；贝洛斯（Jim Bellows）成为软性新闻的编辑主任。格思曼的到来对于以加州保守主义的调门叫嚣了如此之久的报纸来说极为重要；他在须臾之间为管理的上层带来了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因为在《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报道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而荣获普利策奖。随后，他又撰写了关于卡车司机的重要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又将他和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尼迪的年轻诈骗案调查员联系在一起。当约翰•；肯尼迪任总统时，罗伯特•；肯尼迪出任总检察长，格思曼则到华盛顿任司法部的公共事务官员。60年代初奥蒂斯和博比•；肯尼迪成为密友，此时，格思曼开始对奥蒂斯有所了解，钱德勒对电视在新闻业里产生的影响的清醒意识给他留下了印象。格思曼本人也觉察到，在肯尼迪…尼克松辩论后，新闻界发生了变化，电视时代开始了。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调整的出版商寥寥无几，这使他大吃一惊。奥蒂斯•；钱德勒则与众不同。他还向格思曼提议，如果他想找工作就给他打电话。1964年，罗伯特•；肯尼迪离任之际，格思曼接受了奥蒂斯•；钱德勒的提议。他几乎瞬息之间给《时报》国内编辑部带来了合法的地位。在此行业中，格思曼很受人尊敬，即便他曾为罗伯特•；肯尼迪做过宣传工作，却没人感到他是一个宣传员，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植根于调查报道的、具有很强社会意识的人。他坚信涉足现实重大问题，而不持旁观态度是记者的责任；同样，努力奋进，揭露丑闻也是记者的责任。他以此形象网罗记者。有的同事称他为铁骑士（The Iron Duke），不过，他的朋友也认为他是一位在辩论中难以服输的人。这一切使人不难想象，他是一位与《时报》传说相悖的人。鲍勃•；多诺万风格优雅，文采俊美，能立刻产生不凡的气派，但他不是一位目光犀利，喜欢深究的记者，不是一位寻根追源的人，他在华盛顿的几年中，很少激怒高级官员，雇用鲍勃•；多诺万是一回事，雇用格思曼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代替立即产生的气派的是瞬息而至的麻烦。格思曼在报纸内外都成了变化的象征。他是报纸机构中肯尼迪的助手。开始时是康拉德，现在是格思曼。尽管在真正的关注者中间，他不是威廉斯的候补人，但是，《时报》的一些年轻记者却立即认定他是威廉斯潜在的接班人。依照钱德勒的标准，他过于东部化（他是西部人，但是，他与肯尼迪的关系使他看上去东部化了），过于自由化，过于犹太化了。
格思曼到《时报》两年后，尼克•；威廉斯招聘了另一位潜在的接班人。吉姆•；贝洛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最后的兴旺时期中，任该报的星期天编辑。当时，该报病疴日沉，所有的记者和作者获得的自由也随之变得越大。按钱德勒标准，贝洛斯也同样略显异端，可能是太自由化了，有些方面可能过于偏颇。（巴芙•；钱德勒从未真正喜欢过他，他似乎也并不认真看待她。几年后，他谈起这段时期时说，他从未感到合拍，因为他认为新闻应该有趣，而钱德勒夫妇却不以为然。）贝洛斯曾是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一类人的早期保护人；他是作家的编辑，他喜欢才能和风格，和才智充溢的人一起，他如鱼得水，但不少编辑并不属于这一类人。记者越有才华，越有创见，贝洛斯越高兴。从第一眼印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