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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而且更顾不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巨痛，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一样。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
？ 张仲民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是一个后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见仁见智的概念〔1〕。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在法国1894年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而逐渐兴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一直都是“显学”，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2〕。本文不准备涉足这个概念的争议与对之进一步的阐释，取的只是其比较简单的、约定俗成的含义，着眼于知识分子作为“行动人”的概念，而不是其作为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理念人”——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的概念；或更简单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3〕由以上可知，知识分子是具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他们主要从事着知识的创造、传播与传承，其成员主要包括在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学校园（包括研究机构、咨询机构）里的学者、专家们尤其是其主体。不应当否认；这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不过，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促使其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即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和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4〕。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联系和中介作用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则是“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分裂点，它为读书人开辟了许多新路，也使得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使大部分的读书人成为一个自由浮动的阶层，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并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使他们愈感到“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5〕。这就彻底改变了士大夫的命运和功能，即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化现象开始继续，直到被完全边缘化为止〔6〕；同时，还伴随着边缘势力如商人、军人等集团力量的勃兴与知识分子主动造自己的反的自我边缘化现象〔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知识分子边缘化只是一个泛指，并不是指所有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即使就是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还上演着“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8〕。实际上，这个现象不独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的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为然，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和进步都与近代知识分子吸纳新知识、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9〕。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的作用。当然这个现象也不独中国如是，作为每个社会中的精英人物，知识分子都带动其所属社会的发展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10〕；不过，对于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能尤为突出，但其遭遇和所受的待遇也颇与众不同，极富有“中国特色”。
1949年以后，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等一系列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事件无不是针对“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来，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接着，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把知识分子整体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在被戴上“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帽子以后，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等反知识论观点随之广为流传开来。本应该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大贡献的知识分子被当作了“异端”，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之外。而随后的“文革”更是把这种行为推向了极致。知识分子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基本角色也被剥夺了，他们当中有学识、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深深损害了刚起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由于中共汲取了已往的有关经验和教训，中国开始比较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摆脱了长期受“疏离”（alienation）的寂寞状态终于感受到了“早春天气”的“温暖”。
但随着改革与市场化的深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就目前而言，大学里学术探讨和自由思想的衰落、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与个人研究兴趣的日趋没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现实：由于学术资源、现时代中国学界学术能力的限制，更由于体制的弊端，加之饮鸩止渴式的高校扩招，已经引起了学术标准的大大下降，大学里流水线式地生产出的高等人才，其学识的浅陋与无知既糟蹋了自己，也危害了社会。而更要命的是大量不合格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的出现正在大大降低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价值与地位——越来越多高学历的知识人却正在做着与其所受教育大相径庭的职业，越来约多的高学历人才工作无着，尊严全无；同时，大学校园里敢于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胆怯、虚伪与不负责任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校园不再是莺歌燕舞的象牙塔，对世俗荣誉的渴望与追逐早使现代知识分子降低了对自己、对知识的要求与追求，敬业精神与自由思想日益拜倒于商品拜物教的石榴裙下——教师自贬身价宁愿去外打工挣钱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学校里教书搞研究；课堂、实验室成了知识分子走穴的地方，他们转向现代社会具有象征权力意义的大众媒体，其地位的高下由他们与媒体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来划分〔11〕，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常客，通过媒体来获取名声和利益——在公众面前做无所不通的“权威”。这样的“作秀”和“煽情”成了他们最大的享受，也最大地实现了他们的价值，“功夫在诗外”——藉时会、靠稗贩，用非学术的力量成就大名是此辈中人的终南捷径，“为学问而学问”早已经被对名利的崇拜所代替，知识分子“清高”的形象变成了神话——“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12〕。所有这些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化领域里的贫乏与无聊，导致了人类学术史上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学术腐败；导致大家越来越喜欢玩弄玄虚，越来越爱哗众取宠和媚俗，在最流行的知识样式与风气之后潜藏着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匮乏与思想的懒惰——在最多的文章里显示着最少的思考：一方面是作伪与庸俗的模仿，专业论文与书籍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天才式作品的缺失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所见的只是庸俗的模仿与疯狂的发泄，尽是浮躁、平庸、无聊与贫乏。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读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难堪，与社会处于对立，甚至造成其不快。因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在行动本身，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