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乔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 臃肿，更难看，千 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们之间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乔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在高兴之余，顺手写了三句打油诗 ，就念给章含之和 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正在征求第四句。因为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 正值八重樱盛开 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 ，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 ”（May Flower，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 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 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在北 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乔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 样的：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 是“洋洋得意 乔老爷”。乔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毛主席召集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 松。有人 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大家齐声说好。毛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 给你填后 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章含之：《风 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0～163页。
据章含之回忆，“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 华的结合虽然还 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 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 。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 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屡见不鲜的 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 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 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 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 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 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 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 ，多年前的家庭纠 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 犯政治错 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 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 政治界线可划 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 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 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 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 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 家庭的一员。”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4页。
1973年春天，乔冠华和章含之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 最好的。“文 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 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 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 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部内上 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乔冠华和章含之当然有理由企盼 着美满的家庭生活……
但是，就在乔章两人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他们袭来。它也许是酝 酿有时的 ，但乔冠华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 右”的倾 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恩来总理，但乔冠华是外交部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 这些“错误”负责 。乔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而此时，命运似乎为章含之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该年6月中旬，她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她的父亲章士钊已在一个月前根 据毛主席的 指示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国 务院管理局决定趁她 父亲不在京，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 的房子。于是她就暂时住在前 院门口的传达室。
那时，章含之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她，他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 一杯清茶 ，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许 多年过去，章含之 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
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时急匆匆去看她，她猜是 出了什么大事， 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章含之问他，他就带着迷茫 的神色对章含之说：“今 天早上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 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 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 ，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 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 我们的事怎么办。”
这天上午的党组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 个女大使 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都会由“通天朋 友”先打招呼 ，而这一次她事先却一无所知。
章含之面对乔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她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 望两个人 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章含之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她一 起前往。三年五载 他们将长期分离，而乔冠华那年已是整60岁了。
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她后来是这样认为的：“我的一生无论是正 确的或错 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 几乎没有要考虑一 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 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 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 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 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 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 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 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5～166页。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 却不知所措。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她：“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
章含之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她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 她故作轻 松地对乔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但是他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章含之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 ，但她知 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章含之随他到工作人员 使用的休息室，他 激动地对她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章含之紧张得不 知怎样回答，后来她就说：“ 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 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 什么生章含之的气，但她猜那是违抗他的指示，没有 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当天，听到章含之坚定的回答，乔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说：“我今天上午思想 混乱极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怕我太自私！”
章含之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 足矣！” 乔冠华默默地看着章含之，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章含之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 干泪水， 她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 说服了我，我也可 以不当这女大使。”
对她这一选择，章含之感慨万分，她说，“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 陈迹，当 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 也曾饱含辛酸地回 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 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 就开始捉弄我！”
对章含之来说，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当乔冠华和章含之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又在香港逝世。在 此前两天， 周总理通知她，香港方面报告她父亲病危。
周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她父亲立即回北京，要她们7月2日启程。
但是7月1日的凌晨3时左右，乔冠华给章含之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 的噩耗。章含 之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她抓起电话，传来了乔冠华 沉重的声音：
“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 来陪你。 ”这虽然是章含之预料之中的，但她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她颤抖着哭了起来，说道：“就差 一天了， 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乔冠华安慰道。此时，章含之似乎清醒了一些，她坚持说他不必来看她，她会冷静的。
章含之理解到，那时乔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她这里陪到 天明，难 免又出闲言碎语，他们那时还未结婚。乔冠华拗不过她，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 ”
她挂上乔冠华的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作代表同家属 一起赴香港料 理章士钊的后事。在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 值班室并通知她当天下 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章含之放下电话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她一直认为父亲在她的生活中并不 牵连多少 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她心中的世 界塌陷了一块。她 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 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 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 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 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 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 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 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 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 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 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 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 给我宁静和梦幻 。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 种 父女、母女的殷殷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 。
只要 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 确对待父亲，他 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