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遭受的一连串的失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经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
局一年多的详细审查，他们确定这两个警卫并不曾让克格勃进入密码室。1987 年
8 月24 日，克雷顿因间谍罪被判处30 年的徒刑。
在服刑了将近9 年之后，他于1996 年3 月获得假释。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考虑技术方面遭到渗透的可能性的同时，特别小组也开始认真考虑情报局内
部混有克格勃奸细的可能性。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维特佛尔不主张扩大特别小组，
因为吸收更多有对苏工作经验的人员，很可能会把奸细也吸收进来，这将给小组的
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请回两位已经退休的雇员的部分原因也是基于这一考虑，
因为他们早在情报局对苏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之前就已经离开，不可能是特别小组所
要寻找的苏联奸细。此外，扩大特别小组也难免走漏风声，不但会弄得人心惶惶，
还会打草惊蛇，引起奸细的警觉。
特别小组并没有提出大多的要求，他们的上级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组以后也感
到心安理得，乐得让特别小组去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特别小组刚一成立，事情就找上门来。1986 年10 月22 日，苏联政府宣布
已将美国间谍托尔卡切夫处决。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托尔卡切夫是莫斯科的
一个研究隐形飞机的国防科学家，被中央情报局收买为美国提供情报。他是1985
年8 月13 日被捕的。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托尔卡切夫是被爱德华·哈沃德出卖
的。9 天之后，中央情报局获悉美国间谍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也将被处
决。但是，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他们身份暴露的原因何在。
1986 年11 月，中央情报局苏联部反谍处负责人芮得蒙德在一份备忘录中指
出：“情报局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活动遭到破坏或者出现的问题多达45 项。”
在1987 年1 月的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我们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事实上，
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剩下的对苏行动中有任何一项正在产生有用的结果。”
维特佛尔所面临的任务是分析所有这些遭受破坏的行动，首先找出情报局的哪
些部门曾经插手或者知道这些行动，哪些人员可以看到相关文件，这些行动有哪些
共同性，哈沃德可能知道哪些行动。在哈沃德不可能知道的那些行动中，有哪些可
能是因为其它原因，比如说是因为当事人的疏忽而遭受失败的。他们将分析的结果
储存在一个计算机里，不和任何其它的计算机联网。这些资料中包括一份涉嫌人员
的名单。就在特别小组开始工作的同一个月，联邦调查局也得知马尔季诺夫和莫托
林被捕和面临处决的消息。他们也组织了一个6 人小组来调查这两个情报来源被克
格勃破获的原因。这个小组由反谍官员卡鲁索负责，其中包括曾负责与马尔季诺夫
接头的吉姆·霍特。
但是，他们对中央情报局损失了另外几十个情报来源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12 月，这两个特别小组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其后的两年中，他们又召
开了7 次类似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气氛并不融洽，让两个小组合作实在是非常困难。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敌意可以追溯到1947 年中央情报局建局伊始。
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爱德伽·胡佛深恐这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会影响联邦调查局
的权力。两局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其职权也有重叠的部分。
这样一来，两个机构常常暗中较劲，互相嫉妒，互相猜疑。1970 年，胡佛一
怒之下，断绝了两局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直到胡佛在1972 年去世以后才得以恢复。
联邦调查局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隐瞒哈沃德的情况仍然是耿耿于怀。
除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以外，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芥蒂还起源于他们之间对反谍
工作所持的不同的看法。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执法机构，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抓获间谍，
而中央情报局的兴趣主要在于搜集情报，他们往往倾向于让事情自然发展一段时间，
看它究竟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他们并不急于把苏联问谍送进监狱。在处理间谍案件
时，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常常会引发司法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的冲突。
但是，在两个机构执行具体任务的基层工作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尊重和
良好的合作关系。总之，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言难尽，谁也离不开
谁，谁也不服谁，双方都不原意把自己的底牌亮给对方。
中央情报局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很可能有一个苏联奸细正在从内部搞垮中央情
报局，使其对苏情报工作陷于瘫痪。可是，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仍然只愿有限度地
让外人插手他们的调查。在其后两年的时间里，在两局的联合会议上，中央情报局
只愿意提供关于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这两个原来在苏联大使馆里为美国工作的克格
勃官员的情况，因为他们在美国的时侯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管理的，
中央情报局无法撇开联邦调查局。而对于他们自己遭受挫折的行动，他们只提供了
简略的、经过严格删截的报告，他们无意向联邦调查局打开自己的文件。
注释*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英国人，著名的苏联间谍。30 年代他们在
剑桥大学读书时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并奉命潜入英国的机要部门，如秘密情报局、
军事情报局和外交部等。他们成功地渗透了这些部门，并且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
其中菲尔比曾经被派往华盛顿协调英、美两国的情报活动，并一度成为英国情报机
关的首脑人选。在此期间，他们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情报。50 年代，3
人的身份先后暴露，逃往苏联。
第四章 猎鼹活动举步唯艰
“我们从来不曾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发现过真正的鼹鼠。”1983 年11 月，中
央情报局反谍部门的负责人噶斯·哈沙维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保证。
“我们从未发现任何中央情报局的正式职工在其为情报局工作期间被苏联收买
为他们服务，中央情报局总部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苏联奸细。我们有可能尚未发现这
样的奸细，但是我很怀疑这种可能性。”
哈沙维的保证听起来斩钉截铁，可是却是经过字斟句酌的。就在两个月之前，
爱德华·哈沃德消失在新墨西哥州的旷野之中。可是，当时他已经不是中央情报局
的雇员，他已于1983 年被情报局解雇。因为他对“真正的鼹鼠”
的涵义做了小心的界定，人们不能不说他的证词是精确的。尽管当时中央情报
局正面临着损兵折将的严重局面，对于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是否存在有苏联奸细的
现实危险性，他仍然作了一个相当乐观的估计。
一年以后，迫于形势的需要，哈沙维组成了以维特佛尔为首的特别小组。
1987 年5 月底，威廉·韦伯斯特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位。前局长凯西于3
个星期前死于脑瘤。
韦伯斯特是一个英俊、和蔼可亲的人，出生于圣·路易，曾担任密苏里州的法
官和联邦上诉法庭的法官。1978 年，卡特总统任命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
斯特为人正派，受人尊敬。1987 年，里根内阁被伊朗——尼加拉瓜丑闻搞得焦头
烂额：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声称不和伊朗来往，却又在暗地里出售武器给伊朗，
并把得到的钱拿去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秘密暴露以后，民主党在国会穷追
猛打，把这一丑闻与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想要整垮里根政府。作
为执行机构之一的中央情报局当然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丑闻，弄得声名狼藉。为了
恢复中央情报局的信誉，里根任命了韦伯斯特做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出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韦伯斯特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那些直接参与伊朗——尼加拉爪丑闻
的人员。11 月份，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因欺骗国会而引咎辞
职。到年底的时侯，韦伯斯特处分了7 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有的被开除，有的被
降职，有的被警告。
为了取代克莱尔，韦伯斯特召回了61 岁的理查德·斯托尔兹。他于6 年前退
休，退休前是伦敦分站站长。因为较早离开了是非之地，他没卷入伊朗事件的丑闻。
斯托尔兹长得短小精悍，方面大耳，戴一副眼镜。他是韦伯斯特大学时的校友，比
他低两班。他于1950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曾被派驻土耳其、德国、保加利亚、意
大利，以及南斯拉夫。1964 年，他成为驻莫斯科分站的第二任站长，10 年后他
升为情报局苏联部的负责人。他本来有希望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可是，凯西担任
局长以后，任命了自己的朋友，新罕布什尔的商人马克斯·胡格尔。斯托尔兹愤而
辞职。可是胡格尔也没能待多久。 他上任两个月后，华盛顿邮报揭露他在股票市场进行非法交易，他因而被迫辞
职。
斯托尔兹在退休了6 年之后，又回到中央情报局担任行动部的部长，他不知道
此时行动部的对苏工作已陷入一片混乱。但是他很快就了解了真相。
他回到中央情报局总部1 个月以后，哈沙维和苏联部的负责人戈贝尔向他汇报
了人员损失的情况。当维特佛尔的特别小组向他汇报了详细的情况以后，他马上意
识到情况严重，必须向韦伯斯特汇报。
韦伯斯特后来卧亿说：
“我把狄克（理查德）请回来当行动部部长。当特别小组向他汇报时，事实上
已经把他也包括了进去。情报局里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这是一个非常精悍
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必须要非常之小才不会引人注目。狄克听完汇报以后，说：
‘我们必须向局长汇报。’于是我们在1988 年年初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研究损失的原因时，行动部首先怀疑是由于哈沃德或者龙特瑞造成的。可是，
后来他们发现有些事情哈沃德和龙特瑞都不可能知道。于是噶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小
组，来调查那些不能归咎于哈沃德或龙特瑞的案件。
“除了知道情报局的对苏行动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以外，特别小组手里没有一点
线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有奸细渗透了情报局，还是因为通讯
系统遭到破坏；是由于克格勃破译了美方的密码呢还是因为他们严密的监视工作卓
有成效。克格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来监视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每一个人员的一
举一动。特别小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开始分析下列问题：谁知情？谁可能得
到有关资料？他们甚至不敢肯定问题是否一定出在中央情报局。问题也可能出在别
的机构。他们只知道中央情报局蒙受了无法解释的损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
“就这样，特别小组向我作了汇报。是由简妮做的汇报，斯托尔兹在场，哈沙
维可能也在。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时侯就认识噶斯。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开过很多秘
密会议。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在
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们说两局之间有密切的配合。”
通过这次汇报，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负责秘密行动的主管人员至少
已经获悉情报局遭受到人员的损失，而一个特别小组正在努力寻找原因。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情报局对这些案件的兴趣似乎变得越来越淡漠了。这些事情毕竟是
发生在3 年以前的1985 年。
在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里，不管是海军，是农业部，还是中央情报局，总是存在
一种心态，那就是极力逃避责任。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可不是在我当班时
发生的。”现在凯西已经死了，情报局及其行动部也都换了新的领导，这种事不关
己的倾向就更为明显。
行动部的新主管理查德·斯托尔兹正忙于当前的，也就是1988 年的事务，他
并不特别喜欢回顾过去。秘密行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1988 年我们没有发
生任何事情，我们没有继续损失情报人员。那些问题都是3 年前的问题了。我们甚
至不敢肯定寻找内好的方向是否正确。”
这种说法反映了行动部上层领导的驼鸟心理。事实上，特别小组正在调查的那
些问题并不是老问题。就在几个月之前，1987 年秋天，情报局获悉又有3 个在苏
联的情报来源被捕，其中一个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