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普郎克- 第5部分

导权。　

　　　　　特别是当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之后，以普朗克为代表的正派人士当然就　

越来越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地位。　

　　　　　普朗克不赞成“纳粹”的政治原则，并谴责它的方法，特别是谴责它根　

据种族和世界观的原因对科学家的迫害。　

　　　　　1953年春，普朗克在同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中曾试图抵制对犹太民族科学　

家的大批解职。关于在纳粹主义时代的这次会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相互　

矛盾的报道。人们纷纷赞扬这位科学家本人在其生命中最后一年里对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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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详细说明。尽管离会见已时过14年，但是凭着他清醒的记忆和无可辩驳　

的诚实，看来可以无须怀疑他的谈话的真实性，即使他的谈话并不是十全十　

美的。　

　　　　　普朗克的谈话于1947年以《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拜会》为题发表在《物　

理之页》上。普朗克写道：“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我作为德皇威廉大帝　

科学研究会的会长理应对元首表示敬意。我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替　

我的同行——犹太人弗里茨·哈伯说几句话。”普朗克以冷静的客观态度继　

续讲述着他列举各种合理论据的一切企图是怎样碰壁的。读着德国精神生活　

最新史的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相信，这次会见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　

了普朗克所写的结局之外：“……他没有作出回答，转到了一般谈话上，并　

作出结论说：　‘人们说我有时神经脆弱。这是误解。我的神经有如钢铁。’　

当时他抓住自己的双膝，开始讲得越来越快，并且暴跳如雷，以致我没有别　

的办法，只好沉默和告退。”　

　　　　　普朗克没有干预“爱因斯坦事件”。当报刊上出现关于爱因斯坦发表反　

法西斯言论的第一篇报道时，普朗克正在去意大利的旅途中，他不愿中断自　

己的旅行。他从慕尼黑写信劝爱因斯坦自动退出科学院，以便保证他自己正　

当地完成科学院活动和保护他的朋友免受“众多敌人”的攻击。　

　　　　　普朗克向柏林的一位同行承认：开除爱因斯坦的手续将使他同个人的良　

心发生痛苦的冲突。他写道：“尽管无底的深渊在政治上把我和爱因斯坦分　

开了，但我深信，爱因斯坦的名字将作为柏林科学院最光辉的名之一，受到　

未来历史的尊敬。”　

　　　　　当写这些话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宣布退出科学院。即使普朗克本人在　

柏林，他也不可能以此改变“爱因斯坦事件”中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他也许　

能够以对科学院更相称的形式去安排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告别其多年活动的　

地方。1933年4月中旬从西西里写的一封信证明：普朗克没有免受良心的谴　

责。他有充分理由担心：“爱因斯坦事件”将不是科学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因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在科学中的意义是“难以估价”的。　

　　　　　普朗克从旅行回来之后，立即于1933年5月11日发表声明，他竭力以　

此声明改正他在道义上的过失，这个声明作为讨论爱因斯坦退出科学院的结　

语而附入记录中。　

　　　　　普朗克声明说：“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许多杰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　

坦还是这样一位物理学家，他在我们科学院发表的著作对本世纪的贡献是如　

此巨大，以致他的意义只有约翰奈斯·克卜勒和伊萨克·牛顿的贡献可与之　

媲美。我认为，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所表达的既是我们科学院同行们的　

见解，又是绝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见解。我认为说这些话之所以必要，首　

先是为了让后代不要以为爱因斯坦先生在科学院的同行们不能充分理解他对　

科学的意义。”　

　　　　　在会议前夕，冲锋队的匪徒们在歌剧院广场焚烧了进步诗人和科学家的　

书籍。这件事发生在离科学院会议地址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纳粹分子激烈地攻击普朗克，甚至有人“用科学方法”调查了普朗克的　

家世，胡说他在血统上是十六分之一的犹太人。仅此一项，就可想见那些政　

治恶棍们是何等的卑鄙无耻了。　

　　　　　1935年1月，在柏林举行了纪念著名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政治流　

亡者弗里茨·哈伯的大会，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功绩。弗里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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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在此一年前在瑞士去世了。尽管正式禁止了德国各大学、各高等学校的教　

授们和德国化学家学会会员们参加这个纪念会，但是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　

纪念会。他向利斯·迈内特指出：“当然，如果我不被警察逮捕的话，我要　

组织这个纪念会的。”奥托·哈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普朗克使大家感到　

惊讶，他勇气十足地举行了纪念大会。”　

　　　　　这样，普朗克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观点的反法西斯性质。在“第三帝国”　

时期，这使德国科学的权威在国外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当中并没有完　

全丧失。　

　　　　　因此，物理学家—纳粹分子斯塔克也像对劳厄和海森堡那样对普朗克进　

行辱骂，称普朗克为“白色犹太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8年，普朗克被迫辞去柏林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1946年夏天，马克斯·普朗克应邀赴伦敦和剑桥参加了牛顿诞生300周　

年的庆祝大会。这个邀请，是对他反法西斯功劳的承认，是尊重他在法西斯　

年代里不得不承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证明。　

　　　　　马克斯·普朗克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个以行动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人。　



　　　　　　　　　　　　　　　　　　　　　　　　　　　　　　　九、伟人垂暮　



　　　　　普朗克虽然在科学上作出了无以伦比的卓越贡献，获得了无限荣誉，但　

在个人生活中，他却饱尝人间艰辛。　

　　　　　1909年，普朗克的第一位妻子去世。玛丽和普朗克一起生活了23年，　

生有一子二女。从小就在家庭影响下形成严格的道德观念和循规蹈矩的生活　

态度的普朗克，十分重视家庭生活。夫人的病逝使他感到万分悲痛，但他不　

能忍受没有家庭的生活，所以在1911年第二次结婚。　

　　　　　两次婚姻使他拥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如果在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　

普朗克的晚年应该是能享受到天伦之乐的。　

　　　　　然而，经受过丧妻之苦的普朗克不得不面对接连不断的打击。　

　　　　　1916年5月，长子卡尔在残酷的凡尔登战役中因伤重不治身亡。　

　　　　　孪生女儿马加丽特和和爱玛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死于难产。　

　　　　　小儿子埃尔文在魏玛共和时期担任高级军官，一贯反对纳粹。　

　　　　　1944年7月20日，普朗克在外交部任秘书的小儿子埃尔文被捕了，理　

由是参与了斯泰芬贝格伯爵策划的刺杀希勒的计划。　

　　　　　埃尔文有一段时间和斯泰芬贝格伯爵交往甚密，所以也被当作同案犯逮　

捕。虽然埃尔文拒绝承认参与了密谋，但纳粹当局不肯相信。　

　　　　　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雳，使得普朗克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频繁晋见　

一些他从不愿接触的秘密警察，然而普朗克在科学上的声望并没有起什么作　

用，秘密警察的头子表面上答应帮忙，其实他们始终认定埃尔文参与了密谋　

行动，所以只是一味地敷衍普朗克。　

　　　　　尽管这位著名的父亲四处奔走，请求当局的赦免，但一切的努力终告无　

效。埃尔文于1945年1月被秘密处决了。　

　　　　　这次打击几乎要了普朗克的命，2月份的时候，他写信给阿尔诺德·索　

末菲说：“我失去了一位最亲近的人，我竭尽全力让理智的、诚实的工作来　

填补我未来的生活。”　

　　　　　从那以后，他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永远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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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纳粹德国在境外的军事侵略不断失利，盟军从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了德国本土。　

　　　　　1943年春，为了躲避空袭，普朗克迁居到了乡下，他仍然不断到各地去　

作讲演，宣扬他的学术。那年5月，他曾回过一次柏林。80高龄的普朗克仍　

然精力充沛，还曾爬过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但儿子埃尔文死后，普朗克得了　

脊椎粘连，行动困难，常常痛苦得高声喊叫。　

　　　　　1944年2月，英美空袭柏林一格吕瓦尔德，把位于那里的普朗克的房子　

焚为焦土。收藏在房子里的所有书籍、讲义和手稿全都付之一炬，其中包括　

这位研究者在几十年中坚持不懈写成的日记——这对科学史是无法弥补的损　

失。　

　　　　　普朗克的一部分藏书因存放在措伊滕而幸免于难，1945年，苏军救出了　

这一部分藏书。列宁格勒物理学家阿布拉姆·费多罗维奇·约飞院士，代表　

苏联科学院移交了这部分藏书。这位科学家的财产回到了他的祖国。现存于　

柏林库普维尔格拉宾的马格努斯大厦马克斯·普朗克博物馆中。　

　　　　　在一次讲学途中，普朗克遇到轰炸，那次轰炸破坏了卡塞尔市，普朗克　

自己在撒满尘土的避弹壕中躲避了好几个小时，差一点被活埋在里面。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普朗克在罗根茨的庄里受到了殷勤的接待，这　

个庄园位于马格德堡附近易北河岸上。1945年4月，该地区成了盟军进攻部　

队和希特勒武装力量残部会战的地方。80岁高龄的科学家和这个小地方的居　

民躲避在附近的森林里，睡在草堆上，受尽了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　

　　　　　回到村里后，普朗克在一位卖牛奶的人的家里度过了两个星期。5月中　

旬，美国人发现了生活在极度困苦中的他，用汽车把他送到他的哥廷根的侄　

女家中。　

　　　　　在哥廷根，这位研究者写完了他的《科学传记》，并重新进行活动，发　

表讲演。反对滥用释放出来的原子能，成了当务之急的课题。普朗克在警告　

不要使用原子弹时大声疾呼：“不能不警惕威胁着整个人类的自相残杀的危　

险性，如果未来的战争将使用大量原子弹的话，那么任何想象都不能描绘出　

将要产生的后果。有利于和平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广岛的8万名死者和　

长崎的4万名死者。这是对各国人民发出的呼吁，首先是对各国人民的命运　

承担责任的国务活动家们发出的呼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皇威廉科学研究会在纳粹的摧残和战争的破　

坏下已经濒于瓦解。纳粹覆灭后，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学会秘书十分着急，他　

迫不得已，又去请求普朗克出来重新担任会长。在普朗克的领导下，当时留　

在西方占领区中的所长们选出了哈恩作为下一任的会长，于1946年4月1　

日到任。英法占领当局同意学会恢复活动，但是美国人却还颇有保留。于是　

人们又请普朗克出面疏通。他的国际盛誉和儿子被害的悲剧加强了他的地　

位，最后商定，学会可以恢复，但是要改成一个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名称。　

　　　　　1949年7月，当普朗克已经逝世后，学会在英、法、美三国的占领区中　

正式恢复，改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1947年3月，在波恩大学物理学研究所的课堂里，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最　

后一次向大学生们作报告。他重新选择了他整个一生从事的课题：《精密科　

学的意义和范围》，报告的结尾部分反映了普朗克心灵气质的特点，听起来　

近乎正式的遗嘱。　

　　　　　普朗克说道：“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当作我们的财产去追求的唯一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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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这就是真诚履行职责的意识。我们的这种美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所　

不能剥夺的，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幸福。有幸参加创立精　

密科学的人，将感到最大的心满意足和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研究了已被研究　

的事物，并心平气和地尊重未被研究的事物。”　

　　　　　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参加科学活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原来的助　

手拉姆拉（后来是《自然科学》杂志的出版者）有这样一段叙述：“长期分　

别以后，在1947年7月，即在他逝世前稍多于两个月的一天里，我重新见到　

了他。当时（晚上八九点之间）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前面摆着一只小小的酒　

杯，并轻松地吸着雪茄烟。他已身躯佝偻，再不像先前那样健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