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 第23部分

　　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②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③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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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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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①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②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③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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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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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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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②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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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④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①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②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③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④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