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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明朝洪武年间，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母亲病愈，愿杀子以祀。后来母亲病好了，他果真把一个已有三岁的儿子杀了祀神。这算是“孝”行呢还算是恶行？州县衙门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报到中央，明太祖朱元璋闻之大怒，道是“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下旨将江伯儿逮起来，打100杖，发配海南。从此，又有了割股疗亲不许旌表的新规定。（《典故纪闻》卷5）一部廿五史，“孝义传”、“烈女传”等不绝于书，这都是历代州县衙门用“牛刀割鸡”的成果。
州县衙门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广，也要抓“坏人坏事”树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职，有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则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分争，遽兴骨肉之讼”，（《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这些事都要责以大义，教育开导，令其悔过自新；教之不改的话，就要张榜公布，让你恶名远扬。明朝时，还有个“申明亭”制度，府、州、县及乡里，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有过犯者，书其过、榜其名于亭上，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姓宣传皇帝的“圣谕”和“大诰”等，也是州县衙门的任务，有关情形已在本书第一章 里介绍过，不再泼墨。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七、无所不管的“父母官”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景阳冈山神庙门上那一张阳谷县衙门的榜文，却不太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发生联想。这张盖有衙门印信的告示，规定“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连走山路的时间和形式，州县衙门也得管起来，这才体现出“父母官”的“亲民”特色，也是中国封建政府的一贯特色一一至少从形式上讲，社会上任何类型的阶层、任何性质的事象，全得兜起来，管着点，这无所不管的原始职责哩，就归州县衙门掌握。
市场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集市办在什么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然后，对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时检验；又有设“公平秤”的，如明代时六合县，“各市贸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缘为奸。嘉靖三十年，知县董邦政立于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嘉靖六合县志》卷1）物价平抑也由衙门主管，这涉及到市场秩序是否稳定，生意贸易是否正常，也就关系到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春渚纪闻》载北宋后期宗泽在开封府坐衙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於前者”。他叫衙门里的厨师去市场买来面粉，照着市场上出售的笼饼也蒸一笼，然后估价，—枚值六钱，再看市价，一枚要卖二十钱。于是把饼坊里的人叫来责问，那人说“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拿出衙厨里做的饼来说，“此饼会汁面工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将出令止作八钱，敢增价者斩。”这张告示一贴出去，饼价全降到八钱一枚，也没人敢闭肆罢市。以后，“其他物价并减”。
治安要管。治安的涵义，大莫过于防盗防火。就防盗言，除驻军外，历来州县及各乡都有警铺、巡铺一类设置，巡夜敲锣击梆是一种轮流承担的劳役，一处有警，众铺响应。防火制度依附在防盗设施上，如明代时宛千县“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每保设牌甲若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卧、盗贼、火烛，必报，风雨寒暑不敢后，而又有守宿、灯烛之费”。
（《宛署杂记》）《老残游记》里写到老残在齐河县住旅店，半夜起火，众人皆“知道县官必来看火”。果然，正慌乱间，知县大老爷就坐着轿子赶来了。《坦园日记》里，还记有乡人建谯，知县亲自带人弹压的事，可知凡有热闹之事、人多之处，这份维持秩序的担戴，必须是落在州县衙门肩上的。
陋俗要管。比如赌坊、私娼、杀牛卖肉这些，都属于违法现象或不良习气，州县衙门除了出示明禁外，还得去捉拿，但这些歪风邪气很难禁绝，一般来说，衙中胥吏都和搞这些活动的地棍流氓辈有勾结，或本身就包娼包赌者。明清时，许多老典（典吏）就专靠收取这些场所的“月敬”、“节敬”当外快。还有淫祠、会赛、乱婚、溺女这些，也都是陋俗，均在衙门禁管之列，认定是淫祠的折毁；断定是荒诞无稽的会赛就取消；不符合法律和礼义的婚俗，就要引导大家革除。明清时代，尤其是清朝后期，缠脚、吸鸦片烟这些现象，也都是陋俗，各州县衙门都有设禁或劝导的责任。四川仪陇县双盘公社高石坎大队靠古驿道旁，曾发现一块明代万历九年（1581）时的官府石刻告示，“今后男婚配应在一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四川日报》1983年3月6日）瞧，那会儿人口思想有了转变，连早婚早育也划在陋俗中而要有衙门管着些了。此外，在许多衙门看来，唱小曲、唱鼓子词、演髦儿戏等，也是陋俗，宜行禁断。
《清稗类钞》上，记有一则《汤圆案》，谓清朝时郑裕国在归安做知县，人称“郑青天”。某日，邻县乌程有个乡下人到他这里拦轿告状，郑裕国问明情由后喝斥道：“此为乌程界（事），汝应往该管衙门呈控，不得岐渎尸乡下人事先请教过讼师，这会儿口口声声道：“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官之言也！”结果郑裕国果真为他申理了曲直。读者在本书前几章 中，已经知道，这类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按中国许多朝代的制度，不仅有一个知县兼领数县正堂的规矩，也有将本县公事或案件移往邻县经办或复审的规矩。昆剧《十五贯》里，就提供过一个本县审过邻县复审的故事，这种事历史上比比皆是。即《十五贯》发生的背景明代论，据《渊鉴类涵》引《献徵录》载，明世宗时，龚起凤当杞县知县，有廉平声誉。邻县发生了一桩豪强杀人的命案，又花钱贿买知县，得以脱死。上司命龚起凤前往复审，原审知县出衙二十里相迎，再四叮嘱包涵着点；到了，该县衙门后，又有一吏提着贿金来悄悄见他，被龚起凤痛斥，“竟穷治，伏其辜，人大称快”。当然，老百姓见得多的，还是《十五贯》里那种“官官相护：的场面，因此便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衙门一样贪”的经验之谈给总结出来。不过《清稗类钞》里那位乡下人喊的“天下官管天下事”之通例，亦得因这些故事或史实而坐实。有这句话在，州县衙门样样管处处管的内容，还用得着作者再一一开列详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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