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声音真的存在，那的确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哭声。
第四章 永恒之都
使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所有民族的因素，无论是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还是文人在他们之中所讲的语言，在四千年从未有过变化。
――伏尔泰《百科全书·历史》
史记与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产生了第一部通史，在书中，作者司马迁写道：“有一位商王叫做盘庚，他为了去奢从简，整顿国风而迁都到了一个叫做殷的地方。自此以后，直到商王朝灭亡，一共773年，历任商王再也没有离开过殷。”
四百年后，到了公元三世纪时，人们开始对司马迁的叙述产生怀疑，起因是一次盲目的盗墓活动。
盗墓成名
古代埃及的法老们认为：从现实人生走向死亡不过是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是肉体和灵魂的暂时分离。他们在世时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修造另一个世界的地下王国。200多年前，当战无不胜的拿破仑率领328艘战船、38000名士官攻打开罗时，他被金字塔巍峨的奇观所震惊。他带着众将领登上了胡夫金字塔塔顶，下来后又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把三大金字塔的石块加在一起，可以砌一条3米高、1米厚的石墙，把整个法兰西包围起来。
但再高再重的石块，也无法阻挡盗墓人的脚步。以至到新王朝时期，法老们便不再为自己修建金字塔，而是在尼罗河的南岸凿岩成窟。地下挖成的曲折甬道，给人一种进入来世的亲切感。虽然有重兵把守，但依然不能使法老们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些盗墓的世家，甚至整个村庄，冒着坐牢和杀头的风险，千方百计进入墓穴，将里面的财宝掳掠一空。到公元前4世纪，豪华的洞穴荡然无存，许多入口敞开着，甬道破败不堪，成为野狐、猫头鹰和蝙蝠的栖息地。
但中国却有一个幸运的盗墓贼，他因盗墓而载入史册。
公元280年（西晋初年），在离安阳不远的汲郡，有个盗墓贼，名字叫不凖。他的运气实在不错，居然让他挖到了战国时期的一座王陵——魏襄王的墓冢。当他刚一踏入漆黑的墓室，火把燃尽了，他便捡起墓道里的竹片烧取照明。几天后，偷盗一空的大墓被发觉，待官府的人赶到时，只有地上散落着未被烧光的大批竹简。
晋武帝接到报告后极为重视，立即组织人马进行清理。由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合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文化界精英，参与梳理释读工作。后人称这些被抢救出来的竹简为“汲冢书”，也称作《竹书纪年》。
这些竹简被后人整理为《古本竹书纪年》，它比《史记》成书的时间还要早两百年。《古本竹书纪年》说，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经过273年被周朝所灭。两相对照，《史记》中的记录整整多了五百年。
孰是孰非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极少有哪个王朝的统治超过500年。中国的神话故事中说，天上的仙桃500年才开一次花、结一次果。500年，的确是一个漫长的岁月。
上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在北大曾就《史记》与《纪年》的差异评说道：甲骨文中所记帝王上迄康祖丁，下至商纣王帝辛，一共是8世12王。如果按《史记》所写，12王掌国773年，平均每位国王当权时间超过64年。12位国王中有4位是传弟不传子，也就是有近半数的国王寿命超过100年，这样的事情可能么？
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摆在眼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享年267岁，共传10位皇帝。这样比较来看，似乎《古本竹书纪年》中273年共传十二位国王的记载就相对可靠的多。然而，要想确定这一差异，还需要找到更加科学的依据。
两千多年的时光里，史学家们对此一直迷惑不解，这迷失的五百年岁月，到底在那里呢？
董作宾的出现
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1927年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使考古学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点金术。
就在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甲骨文重要性的时候，对甲骨文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两位大师罗振玉与王国维却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命运，罗振玉追随逊帝傅仪，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后，他专心政治，在学术领域上的建树日渐减少。而王国维一心恢复清室，眼见复国无望，在昆明湖投湖自尽。
他们的命运与甲骨文的研究息息相关，然而，最有希望破解这一秘密的两个人却都无法再继续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1927年，中国刚刚结束了内战，新的政府建都南京，一切百废待兴。第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筹备之初，请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任通讯员，他叫董作宾。董作宾是河南人，1922年曾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师于甲骨文大师王国维。他为人聪明灵活，勤奋好学，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
恰好，中央研究院一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出土甲骨文的河南安阳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工作，董作宾是王国维的学生，又是河南人，他人地两相宜，这个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傅斯年成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派董作宾前往安阳作非正式的私人摸底。
清末民初那段长时间的私挖乱掘，使小屯村及其附近沟壑纵横。到了1928年，包括罗振玉在内的学者、收藏家、古董商，均认为地下的宝藏已空，就连当地的村民们也失去了掘地三尺的兴趣。
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1921年对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1927年对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科学发掘，使考古学成为炙手可热的点金术。
1926年10月，在欢迎瑞典王储访华的学者招待会上，中国学术界的圭臬梁启超也发了言，他称甲骨文的发现使 “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甲骨学的研究使“许多古籍中我们认为难以理解，毫无根据，甚或是牵强的重大历史事件昭然若揭”。
小屯村还能有带字甲骨出土么？这里的地下究竟还有什么未知的秘密？
带着种种疑问，董作宾踏上了前往安阳的行程。
寻访甲骨
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独身一人到安阳实地考察。安阳，还能不能挖到甲骨，董作宾也没有答案。
这里依旧在做着甲骨贩买的生意，普通村民手中，还有不少甲骨等待出售。在洹河西岸，董作宾发现十个新挖掘的大坑，坑边还有一片无字的甲骨被丢弃。种种迹象表明，地下还存在着未被挖掘的甲骨。
经过明察暗访、走街串户，董作宾确定小屯村这片古老的地层下面仍然埋藏着数量不明的甲骨，为了防止珍贵文物的流失，董作宾毅然决定，建议中央研究院对安阳展开挖掘工作。得到董作宾的汇报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火速上报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立即特批1000块银元。
安阳，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中央研究院的这次行动也预示着中国科学考古时代的来临。然而，对甲骨文的再次挖掘能够寻找到商王朝消失的500年时光吗？
初试牛刀
1928年10月13日，在董作宾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次科学田野考古挖掘开始了。发掘地点选在村北、村中及村东北洹水岸边处。此时的考古队员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在安阳，人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挖掘到甲骨呢？
第一天，董作宾在几处出土过甲骨的坑边进行挖掘，他采用土壤识别的办法，在方圆一丈的范围内打出几个探眼，然后对土壤的色泽进行比对。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收效甚微。
第二天，第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掌握科学地质学的原因，考古队虽然设计了“轮廓法”、“集中法”、“打探法”3种作业的方式，却都与甲骨埋藏的情况不符。考古队同样没有太多的发现。
在气候与失败情绪的影响下，考古队员开始变的沮丧，作为考古队长的董作宾，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董作宾决定另辟蹊径。
要想挖到甲骨文，必须请求有经验的村民帮助。他明查暗访，多方打听，逐渐锁定了目标。据说，在村长张学献家对面的莱园里，和莱园东墙外的麦场里，是甲骨文比较集中的地方，几十年来常挖常有，是个长盛不衰的风水宝地。
于是，董作宾决定在这几个地方集中进行突破。
曙光乍现
几天后，挖掘工作移到莱园北一家田姓人家的院内。在考古人员精心的试挖掘之下，人们找到了不一样的土层。这里的土质产生了变化，土层明显变为灰色，而且含有细沙。挖掘人员放慢了脚步，没过多久，大家已经可以确定，这是一片从来没有被人挖掘过的地层。
人们一点点，一点点清理着地层，临近日暮时，突然，一版龟片的一角现出了地面。考古队员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这是董作宾安阳考古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发现，共出土有字的大龟版十五片，这十五片龟甲骨质坚实，字迹清晰，实为已经出土的甲骨中不可多得的宝物。
在其后的挖掘中，考古队员不断的总结经验，挖掘工作也越来越顺利。10月30日，当第一次考古挖掘结束时，考古队员共发现字甲555片，字骨299片，还有不少骨器、玉石器、铜器、陶器等重要文物，这在当时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洹水南，殷墟上
董作宾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的成功，使中央研究院终下决心大力对安阳进行考古挖掘。没想到，这一挖就耗去了人们整整十年的时光。
早在二十世纪初，甲骨学的大师罗振玉就对安阳的历史进行过研究。他遍查古籍，只在《史记》中找到了模糊不清的六个字——洹水南，殷墟上。
这六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安阳河在古时一直称为洹水，难道说，这条洹水的南边就是盘庚迁都的所在地，人们一直称为殷的地方么？罗振玉的推论极有吸引力，从某种角度上说，甲骨文是商王的秘密档案，既然是秘密档案，就应该保存在最安全最隐密的地方。对于商王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当然就是他守卫严密的王都。但是，安阳，真的就是殷墟么？
袁世凯的风水宝地
今天，安阳市依然古韵尤存，这里也保存了八十多年前，中华民国第二位总统袁世凯的墓地。袁世凯在做总统前，曾经被清政府罢黜，在那段失意的日子里，他就在安阳洹水边隐居。袁世凯认为自己随后的发迹与安阳的风水息息相关，所以遗嘱中特别要求安葬在于此。
舆地之学在中国的历史中源远流长，所谓风水其实与地形地貌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的幕僚精于风水之学，认为安阳是一片很好的土地，于是选中这里为袁世凯安葬。
由此推论，三千年前的商王会不会对这片水土产生兴趣呢？安阳，莫非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继续发掘
1928年底，李济从美国拉赞助归来，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同意出资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开展田野考古。这对当时资金短缺的中国考古界不啻为一个大喜讯。
李济1918年毕业于清华，随后被派往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傅斯年批准下，李济与董作宾达成协议。李济接替董作宾出任考古组组长，董作宾主要负责研究甲骨文资料，李济则研究其它遗物。
李济上任后，共主持了4次挖掘，但有时运气似乎与学识无关。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李济率董作宾、王湘、石璋如等八大金刚，在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霍家小庄全面开花，61的天辛勤劳作，仅获得一片有字甲骨，考古队只得铩羽而归。
美国人曾经允诺的赞助款并没有到位，但庆幸的是，考古学者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了资助。同年，李济接替傅斯年代理所长职务，董作宾再次出马担任安阳小屯考古发掘的主持人。在此期间，董作宾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第一次发现占卜机构及其官员的存在，从而确定甲骨文开头“贞”上一个字为人名，即“卜问命龟之人”，而非地名、官名，由此开启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肇端。
寻找贞人的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阳考古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面积的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挖掘工作，又连续出土甲骨3794块。正是这3794块龟骨，使董作宾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在一个称为“大连坑”的长方形坑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四块较完整的大龟版，这四版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