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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猜错！我从机场被揪走，在总理身边消失后，他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我的处境，听说我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我的死心眼儿忧愁，他希望我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我已到国界线上。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我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我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加急电报！我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我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我暗暗猜测。
第二天我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或许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粗粗拉拉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我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我已无法抑制因悲痛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我离去的第二天。我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我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我这个复返的幸存者，只有悲痛和仇恨。
回到北京，我看到更大的不幸在高层政治中温文尔雅、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我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什么呢？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文革”中的毛泽东（2）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儿笑容。我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
家，心灵的避风港。在这平静的港湾里，我悄悄地抚平了流血的伤口，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报到。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出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奇异缩影。
我走进中南海，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里是多么熟悉啊！总理的秘书看见我……“哦”地一声吆喝，就扭在一起了，那高兴的莽劲就别提啦！恨不得将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这可是整整憋了三年啊。我们谈了一会儿，秘书就到总理的办公室通报我的消息。我独自走进后院的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人长时间的委屈后一下子有了依靠。鼻尖老是酸酸的……
一会儿，我听见鞋底敲打地面的熟悉脚步声，我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我迎到门口。
“老杜——”
“总理……”我声音有点哽咽。
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我是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大姐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我们坐下后，总理和邓大姐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他们笑了，我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我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大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
我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我点点头。一股热血从心头滚过……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连亲戚都没在这见过……你不信？问问他们。”邓大姐见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不相信，就指指秘书对我说。
“邓……邓大姐，我怎么……怎么不信呢？”
倘若我不是个汉子，倘若总理不在跟前，又倘若……或许会洒下男子汉苦涩且又浑浊的泪水。
周总理又询问了我的近况，当他听说我大难不死，幸存下来时，脸色立即严肃起来，半晌无声……客厅里的空气沉重地使人嗅出草原上经久不散的血腥味。
总理浓眉炯目注视我，问：“就是上个星期外交部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在我国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发生的那件事吗？”
“就是那件事。”
“几个记者都……殉难了？”
“是的。”我仿佛看见天苍苍野茫茫交融之处，隆起的几座坟包。
总理深重地吐出一口气。将头扭向门外，看着院子里的海棠树。
这时我蓦然发现总理苍老多了，消瘦了，脸上烙着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记载了他沧桑世事的岁月，也记载了他艰难处境的跋涉。我一阵心酸，这几年总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充满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历程的？
我不该讲个人的不幸，全民族都遭受着巨大的不幸！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
“好，挺好啊！”总理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大姐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吗？”
总理沉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大姐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和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吃。”邓大姐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邓大姐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我过去。我看看总理，总理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儿想吃也没有了。嗳，你看这瓜多好！”
我跟着总理来到桌前，和邓大姐、秘书，我们四人正好一人一块。
一口甜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大姐又把我从后厅一直送到了前厅的门口。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毛选，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后可以交流学习体会，看谁学得多学得深！”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林彪的“天才论”（1）
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第一节 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
1970年8月底，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闭幕时，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虽然庐山是一座众所周知的“政治名山”，我却是第一次来到此山。
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
在上山前，我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我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我们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我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我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我们随总理回到北京，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我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历史在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周恩来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我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