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好啊，去一个陌生的异地，在一个没有熟人、单位、领导、工资、房子、职称的地方，自己对于那个地方完全是陌生的，自己对于那个地方的人也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和那个在家里天天到菜场买菜的人，那个一大早匆匆爬起来上班的人，那个一分钱也要掂着花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去远方，去旅游，我们其实是和这个陌生人——我们自己的陌生人约会，它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老朋友，是我们幻想中的亲人，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我们常常思念它，想念它，可是在平常的庸常的生活中我们无法见到它，现在我们去远方，我们和这个陌生人约会，在一个神奇的异地我们去见这个人。在远方我们尽情地挥霍时间，挥霍想象，挥霍金钱，在远方与我们的“陌生人”约会时我们一掷千金，这是我们在远方为我们的浪漫、激情所用的定金。因此旅游应该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定义：日常生活的中断与出离；自己的陌生化。
第三部分第13章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2）
让自己成为一个陌生人，让自己从日日相见的我们的朋友、天天照面的同事中间消失。因为天天见面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他们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存在，然而现在我们从他们身边抽身离去，我们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时我们的朋友开始思念我们，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我们的突然缺席，因为我们的不在场。我们的朋友反而感到了我们的在场，我们成了他们中间不在场的在场者，我们的朋友不再把我们看成是那个天天出现的毫无新意的人，他们开始回忆我们在场的情景，开始想象我们
在远方有一次美丽的恋情，一个浪漫的故事，在远方的我们被我们的朋友思念着（一次异地之旅就这样使我们成了一个重要的人，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想象着、我们一下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人，成了世界上最被人羡慕的人，我们的朋友一遍又一遍地在办公室里谈论我们，我们的故事像玫瑰花一样开满了办公室，甚至开到了朋友的梦里。
1991年的时候，我到处跑，试图把整个中国跑遍，然后就绝望地回家，在家乡终老，那个时候我想大学毕业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人生的结束，我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再怎么样我都无法反对这个命运，1991年的时候我试图将我的一生，一生中对远方的渴望都用完。
1991年的时候，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大地上行走啊！直到现在有些地方我都不敢再去，我害怕当时的感觉，害怕那种一去不回的冲动再次击中我。那时候我想再也用不着回去了，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它让我们在大地上自由地来去，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可以在大地上任意地迁徙，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之地。
第三部分第14章 我的标志（1）
如今的人没有身份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户口簿也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工作证更是不可想象。我们需要标志。当我在生产流水线上（一所学校的教室）机械地忙碌了一天，我坐着电车回家，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我的妻子如何认定我就是那个每月向她交工资，每天起来送孩子上班的人？我的身体是那样毫无个性，一米七的个子，有些清瘦（那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但是这样的身材在我的同龄人一抓一大把；我的技术？我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制造生产工具的工人，虽然我的职业是教师，我所能做的其他人
都能做——将一个个自动来到你眼前的学生培养成铁锅生产者、痰盂买卖员、树木修剪工、人类繁育者、垃圾制造者等等；我的个性呢？我不知道个性为何物，我不锻炼，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擅长，我只会读书，但是读得很少，我一到家就累极了，我惟一想的就是睡觉，因而我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那么，我们（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暗号？不，没有，本来应该有一些的，比如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儿子的生日，可是因为劳累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所以我讲不出任何暗号。我的妻子凭什么认定我就是她的丈夫呢？她需要我的身份证，我必须每天都把我的身份证带在身上，在进门的时候向她出示。
同样的理由，我必须带我的教师工作证，我们那个劳动力制造工厂太大了，它有成千上万的人，即使是在一个教室内我们也互不相识：我们各自处于流水线的不同部位，我们不允许相互串岗，一进教室我们就坐到我们自己的方位，例如我的位置，固定在一块大的黑色的板的后面，前面是一只半米见方的黑色的桌子。如果我想起来走动，我只能在这之间来回徘徊，走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我坐到桌子上去都是不允许的，我在那个位置上呆着一直到下班。
下班我们就匆匆地回家，因为在路上我们还要接我们的孩子，还要到菜场买菜，还要到电车公司购买月票，还要到学校开家长会，还要到我们的父母家看望他们，还要收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这样我们虽说在一个单位工作，可是见面的机会是绝少的，我们几乎不相识，至于那个看门的老头，他戴着老花眼镜，对于我们这些毫无个性的人——我们不留长发，不戴眼镜，不会唱歌，不穿任何出格衣物，他凭什么认得出我们呢？他必须看我们的工作证，他把我们的工作证拿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左看右瞧，对照我们的照片研究了又研究，最终又让我们报出自己的工号，这才确定我们就是那个工号上的人，这样我们才算是进了“工厂”。
得感谢那些聪明的人，他们发明了身份证、工作证，这样我们的身份便一览无余了，这样我就对自己放心了，我不会被认作张三李四等其他人了，我的妻子不会开错门，将其他人迎回家，我的儿子也不会喊错别人为爸爸了。因为有了工作证，我们单位的会计师就不会将我的工资给错其他人了，他对照我的工作证，然后将我的工资发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拿着工资回家。这是我对于家的意义，我的妻子因此而需要我，我的儿子也因此而需要我，有人需要我，我该感到多么的充实啊。
然而身份证和工作证还不是我最感激的，我最感激的是户口簿。尽管户口簿在我们家已经许久没有拿出来用过了，但是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啊。因为户口簿，我来到了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个城市公民，没有户口簿的话，我有什么理由是一个城市居民呢？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农民，当我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我就酷爱山川河流，热爱自然，我就喜欢听牛羊的叫声，我愿意我怀孕的母亲在散发着芳香的土地上行走而不是在水泥马路上散步。要是由着我的性子，我会一直是个农民，而事实上我是多么感激户口簿啊，因为它我终于吃上了商品粮，望着户口簿给我带来的白花花的大米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也因为它我得以进入这家“工厂”，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以教育为职业的“工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养家糊口了。看一看我们隔壁的小三吧，就因为他没有户口簿（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农村下放时娶的农村人），他成了一个小商贩，他在街头东躲西藏地贩卖蔬菜、录像带、二手服装、年历片、垃圾筒，甚至我还见到他在天桥下摆摊擦皮鞋。他满脸灰尘地呆坐在天桥的阴影中，失神的眼睛大大地望着天桥下走过的人群，他的眼神充满乞怜，他将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视作他潜在的顾客了。而我这时正从他的眼前走过，我穿着西装，拎着一尘不染的帆布包，帆布包里是我的新婚妻子为我准备的红烧鸡腿以及酱油黄瓜——从他乞怜的目光中走过，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使我颤栗不止，要知道小时候小三的体力是多么的强壮啊，比力气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要知道小时候小三是多么聪明啊，我的父亲经常说“你要有小三一半的聪明就好了”。
当然现在小三发了，他有钱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老婆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依然进不了学校。现在小三买了一套房子，他的那套房子在偏僻的西郊，还要3000元1平方米，而我的房子呢？在市中心，我只是带上了我的户口簿，我就以2000元1平方米的价格买下来了。如今我的儿子在市里最好的小学上学，我的房子是90平方米，我的老婆长得又白又胖，这些都很满意。我怎能不感激户口簿呢？
第三部分第14章 我的标志（2）
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因为有了户口簿，我不用（也不必、不能）再选择我的身份证、我的工作证了，我的户口簿像一个上帝，它将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它殷勤地为我提供了一切，尽管我失去了一点小小的自由，比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比如选择职业（也许我可以不做教师，而做一个理发师、邮递员）……但是这些小小的自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有人为我安排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选择的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是可能性，如果我的生命有多种可能性，我一定因为不能选择而一
事无成。现在一切都被别人安排好了，因而我成了一个“工人”，我是一个本分的“工人”，这难道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吗？
感谢身份证、工作证、户口簿，它们给了我一个身份，使我感到踏实。我不能想象哪一天没有了它们我会是什么样子。它们是我的身份，我不能失去身份。它们是我的存在，就是我，我不能失去我。现在我要好好地将它们收藏起来，将它们放在我家的大衣柜的夹层里，我不能让任何人拿走它。
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之下，社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劳动力组织成一个个固定集体，使他们与特定的生产单位（企业单位、农村公社）形成凝固的人生依附。这种情形之下，公民，首先是作为劳动力进入管理者的计划视野，劳动力则被看成是一种国家公有的生产资源，由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公民个人无权选择自己的职业（一颗红心，服从分配），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一旦你被生下来，你就被纳入了计划管理的体系，就不能在计划外随意迁徙）。现在，经济条件变化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户口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三资企业吸引人才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吸引了内地的大量人才，就是在“不要户口”这个前提下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流行的大学生“三证报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只要户口制度存在，企业对劳动力的选择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公平的。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毁弃这个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所谓劳动力市场都只是针对各个城市具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居民的，对外，尤其是对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是封闭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对工作挑挑拣拣，他们宁可失业，在家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做脏、苦以及所谓的贱活。例如北京市曾对失业者提出一项只要自己创业就可以享受数万元补助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失去国家安排的危险到市场上自谋生路。
这对于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失去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公平就业的机会，也就同时几乎失去了一大半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而这种户口制度上的不平等往往演化为实际上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的不平等。如北京某大学后勤部门正式工作人员人满为患，达到数千人，但是他们依然必须雇佣数百人的农村劳动力来负责打扫卫生，原因是这些活正式员工不愿意做，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一个正式工的十分之一。在这个大学的后勤部门，一个正式工的月实际收入近2000元（还不含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收入只有200元——尽管他的劳动强度通常要比正式工强得多。
以上分析可知，户口制度的存在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