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低，或利益比较高，那么捐钱的行为就比较多。这样，自私这个假设就变得大有用场。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十多年前，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到香港来，一举而得捐款港元五千万。但我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本领。要是捐钱的人纯是为捐钱而捐钱，那么姑且不谈我儿子的不济，他们又何必隆重其事，何不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将支票寄到慈善机构去？又或说，“无名氏”的捐者有的是。但在捐款可免税的情形下，为什么会增加捐钱的行为？“恻隐之心”这句话是怎样来的？相信“好有好报”的“因果”之说从何而起？
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人会相信“因果报应”，会谈仁义道德？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人会有较大的恻隐之心？怎样的情况下人会为名而乐善好施？我很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人，对教育的捐助不遗余力——将一所大学的建筑物命名为“邵逸夫堂”是应该而适合的。说邵氏的捐钱是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毫无贬低之意；要是我有他的财富，我不会像他那样慷慨。但假若我们放弃了自私的假设，经济学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解释邵逸夫捐钱去大学，不是随便而是有选择性的。行为并非漫无目的；捐钱的行为不能例外。
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事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困难的所在，并非自私这个假设是对还是错，而是要怎样指出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图私利会引致欺骗与捐钱的不同行为的并存。我在第一章内说过，局限条件的审核与界定，是经济学上最费心思的事。很多关于人的行为，我们在今天还没有满意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什么也有好答案的科学是会寿终正寝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局限条件的认识不足。
经济解释之九：“自私假设”不涉及价值观
第二章从自私说起
第四节：人的自私本质
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自私”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数学的微积分被广泛地引用，提出了“边际”（Marginalism）的分析，“极大化”（Maximization）与“极小化”（Minimization）的概念就被广泛地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了“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或争取最小费用——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自私”，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的有道之士就将“自私”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就变得无关重要。当然，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分不开价值观与科学的辨证，使感情与分析有了混淆，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以价值观或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经济学也可以达到精湛之境，令人拜服的。像史密斯（A。Smith）、李嘉图（D。Ricardo）、米尔（J。S。Mill）等古典经济学高手的价值观很真朴，是足以令后人为之倾倒而仿效的。
是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科学式的“自私假设”，是由前贤的主观判断演变而来。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我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他是这样写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经过多年对《原富》的“消化”，我认为史密斯的“自私”观点有两处是要补充的。其一，史氏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轻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这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作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原富》的主要分歧。然而，我的主要结论不仅没有推翻史前辈，反而更强力地支持着他。另一方面，因为我对自私的看法比较全面，所以对行为的解释是比较优胜的。
第二个关于史前辈的自私观点，是他没有说人的自私是天生的。他的含义，是自私是被逼出来的：非所欲也，不能不自私也。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在《原富》好些问题都是那样看——后来影响了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的惊天动地之作：《进化论》。
我的老师艾智仁（A。Alchian）一九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的重要文章，触发了长近二十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我在第一章第四节举出的“白痴与汽油站”的例子，是得到该文的启发而想出来的。
艾智仁的论点，与史密斯的有雷同之处，但来得更为强烈。史氏的含义，是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艾氏的含义，是毫不自私的白痴也不打紧，因为淘汰后剩下来的白痴的行为，必然与自私吻合。
一九七六年，生物学家道更斯发表了《自私的基因》（R。Dawkins，The Selfish Gene），旁征博引，用了数之不尽的例子证明“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是遗传的，不可更改。这本重要的书启发了一门新的学问——“生物经济学”。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是这门新学问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最近他来信说，这门学问的发展大有看头。
从上文可见，“自私”可以有四种看法。史密斯认为是被逼出来的；艾智仁虽然一贯地以“自私”作为基础假设，但也认为白痴乱来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道更斯说是遗传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关于“自私”的发明，但一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我的选择是把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了。只要能把局限条件（constraints）处理得恰当，解释能力都是一样。
第五节：结论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辨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是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辨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
这样处理，自私的假设确是有惊人的解释力。当然将来某些天才可能创出另一个假设来代替自私，而又比自私这个假设更有用场的。今天，我们未有较好的选择，所以不能不墨守这个自私的假设而成规了。这不是顽固，而是科学方法划定下来的规则。
但假若人的本质真的是自私（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就必定会一败涂地！这是中国共产制度在初期的经验。到了后一段日子，相信这“无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人的自私本质真的可以被更改，而改造者又有上帝之能，他们会将人改造成怎样的呢？说人可以被改为不自私并没有说及人应该是怎样的。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人？我不知道读者有什么高见。我自己的想像是，即使一个人毫无自私之心而像天使那样，这个人应该远比自私的人恐怖。
经济解释之十：经济物品必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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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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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