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成员。1969年，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当上政治局委员，负责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学历，其中包括5年小学。她使大学关闭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书籍和电影的出版、发行，主持创作了8 部革命样板戏。这种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的模式化的样板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英雄人物总是紧握双拳，意志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正气浩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1976年10 月即毛去世后一个月他的遗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文艺界。
如何评价江青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国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多持贬义。我们从照片上见过狂热的青年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宝书。毛动员这么多青少年红卫兵，为的是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但在这之后，几百万红卫兵被疏散到了农村。这些混乱最终有何收益呢？
我们美国人对毛发动的第二场革命迷惑不解，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传统的无知。在古代，一切组织形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国大众引人现代生活的那种平均主义，与鼓励由中央控制的大众交流技术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平等，并未减弱人民对最高权威的需要。因此，与过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条管理约束老百姓相比，一党专政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操纵政治和群众。
共产党认为杰出人物产生于广大群众之中，江青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且领导群众，是革命者的最高职责。如毛月成兑：“只有虚心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如果他自认为是群众的主人……群众就不需要他。”话虽如此，中国仍实行独裁政治，而且，这个管理8 亿中国人的庞杂的精英政府，近期内不会改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能说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样板戏在中国大众中不是有效的？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价江青当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论，有个结论是明确的：一个被选出来用平均主义统治大众、维持现政权统治的杰出人物，不可能拥护外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信条。在我们敲响对华政策的人权之鼓以前，需要从文化差异中找出共性，并寻求共同的基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纵。我们应该承认，双方都不能成为彼此的楷模。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吧。
此篇评论的是罗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纽约书评》，题为《毛夫人与群众》。
14 1976年的危机起伏与“毛周时代”的结束
＇1976年l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 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 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 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从屈辱中解救出来。1 月8 日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层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到过日本，随后又到法国留学，而毛则从未出过“家”门。周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亚、非很多国家。从更广义上看，周还是一位杰出的调解人，他不仅平息了一系列争吵，还在毛领导下保持着中间地位。
4O年来，毛、周关系的关键，是周对毛的忠诚。在外交领域，周恩来创建外交部，选派了大批驻外人员，除此之外，他总是避免出现党内派系。20年来，刘少奇的地位一直仅次于毛，在党内居第二位。刘对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更有经验，而毛则擅长农民运动。刘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第二”的位置被当时的军队领袖林彪所取代，后来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据称是刺杀毛的未遂行动中。当时，周一直稳坐第三把交椅，从未有任何争权夺利的迹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后，邓小平很快作为代总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邓受到以毛为后台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的激进分子的抨击，这并不难理解。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道德复兴与技术进步以及“红”与“专”之间冲突的激发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两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为可以因教导、规劝以及学习以往的榜样得到改进。结果，孔教的改革家们接连不断站出来谴责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甚至进谏皇帝。他们常引经据典，很像那些用国旗裹身斥责亲共或亲外倾向的美国的“爱国市侩”① 。他们表现得非常正直，使官员们胆战心惊。
① 以爱国为幌子而谋私利的人。——译注
当革命来临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常正直，就能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传统继承人的今日官僚组成了党派和政府来完成现代职责，扩大生产，从而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主张用不断革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领导了整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创举，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目标。1973年，邓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此毛的感情是复杂的。
从更深一层讲，美国观察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关心政治；我们也不要忘记，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组成统治阶级来管理中国的一切事物，是中国最为牢固的传统之一。总之，中国在唐朝就确立了科举制，而西欧在此几百年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 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 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ro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