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致，支持他的革命政权。这就使毛把农民捧得高于学者（无产阶级高于资产阶级），并使他陷入了反对现代知识的斗争。
这场斗争并不是瞬间掀起的。在50年代，解放前的旧体制依然存在。学生在从低向高分为四级的学校里竞争：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 4年）。中国人和以往一样，坚信学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1905年前的政府考试，分县、地区、省、京城和宫廷等级别。现在，革命再次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过去，保证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的方法，是考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著作，但20 世纪自由主义的课程里已抛弃了儒家学说。
为了重建支持革命政府的正统观念，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划定了不同的阶级成分。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宣布这些阶级成分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词句，但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实行过的。这位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他和以前的那些帝王一样，在1368年后让所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家庭、军人家庭和官员家庭都进行登记，并让儿子继承父亲的成分。这位皇帝声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教育实行改造。”他还下令：“州、县、郡、府建立学校，每个学校的师生员工都由国家资助。”（摘自查尔斯·欧·哈克1978年写的《明朝的起源及其机构的演变》一书）
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只能这样做。中国共产党用三个标准衡量申请人学的人：家庭阶级成分、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阶级成分有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士兵、工人、农民）、中（过去的中农和城市职员）、差（资本家、富农、地主、“右派”）三类。在每个地区，教师水平最高、设备最好的学校是重点学校，特别招收家庭出身好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和成分中等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这些人从其父母那里获得了学术上的才能）。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只能进最差的中学或另一个等级的职业学校，然后直接进工厂。
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中共还采取了许多权宜措施，努力培养工农兵毕业生，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业余民办学校，缩短学制，简化教科书和降低教学要求。另一个改革措施是减少死记硬背（据安格讲，之所以提倡死记硬背，是因为中文写作的特殊性，中国人相信范文以及中国人具有通过学习经典伦理溉言推行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传统）。教师们认为，“需要教给学生的只有一个真理，即‘正确的路线”；，他们还经常对学生进行测验。为反对这种倾向，重点学校和大学试行了开卷考试。安格还提到农村的半农半读学校以及像苏联那样把12年学制缩短到10年的计划。到1965年，这两者都渐渐被取消，“回到由更高一级学校的考试所设定的标准，回到正常的教学课程，因为这一课程及其考试制度规定了公众和学校教师认为是正统的教育制度”。
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有人否认这种考试制度（舍克称之为“英才教育”）是衡量当代中国公众的标准吗？安格并未谈及此问题，但只要再研究点历史，他就能告诉我们，中国的英才教育在时间上先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考试制度比英国的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历史更悠久。这种考试制度是中国人谋取功名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已为中国人的经验所证明。在中国，与我们的罗钦瓦尔和利剧·阿伯纳等民间英雄齐名的人物，一般都是这种考试的考生。（哈克·芳当然可以算是个不成器的学者。）在恺撒或基督诞生前，中国的帝王已开始考核高级官员推荐的候选人。早在查里曼帝国建立以前，中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官员们推荐候选人；礼部公正地对候选人进行考核，排出名次，然后再由户部任命官职。选拔与任命是分开的。
考试的程序和防范措施、各种学位（包括可用钱购买或通过一般推荐便可获得的学位）、就政策的内容和变化所发生的争斗、学位在各行政区的分摊以及官员的连续“考龄”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它们本身就能构成一部厚厚的材料。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数千人每3年一次在各主要省的省会角逐（而现在，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这样挑选出来的精华人物，还不到总人口的2 ％，相当于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百分比。毛的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他在努力取消这种选拔英才可怕做法的同时，也极为反对知识。
安格和舍克援引了许多第一人称的叙述。随着60 年代学生人数的增加，竞争愈演愈烈。同时，政治活动家（主要来自共青团）和学者（主要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苏珊·舍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作是德育对智育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学生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能动主义把人们推向政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获得权力，但它也使人们互相疏远，甚至最终使他们脱离政治。这是因为衡量正确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含糊、主观并且极为变化不定的；每个人都被放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中去衡量；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舍克的结论是，在德育中，“人们不是互相合作，而且相互之间在学术和政治上进行激烈的角逐。学生们对政治活动家既不钦佩，也不信任，而是回避他们。政府对人们提出的政治要求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相反。学生们为了保护朋友，在公开批判时只是草草走过场，相互批评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德育……培养出来的不是毛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而是一些小心谨慎、见风使舵的人”。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对领导的信任”。
道德能动性（“政治挂帅”）在学校中的失败，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之间的武斗。乔纳森·安格列了一份他所采访过的人与其同班同学在当红卫兵时关系情况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派性等于阶级斗争”。在广州，忠于毛的“东风”派红卫兵主要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而他们的对立派“红旗”派红卫兵则多出身于阶级成分中等或不好的家庭。安格著作的涉及面比舍克的要广。安格在书中描述了毛在1967年通过把红卫兵遣送到农村而平息了学生武斗后，对中国教育实行改革的情况。在改革中，重点学校和升学考试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这是取代考试的传统做法）；大学在农村设立分校，以便学生参加田间劳动；课程减少了；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做法受到阻挠。
毛于1976年逝世后，这些做法又被推翻。刘少奇得到平反。考试又恢复了。教育正在稳步前进。但是，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失为一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变动。这场大变动也许有着吸引人的目标，但其具体细节却是骇人听闻、极具破坏性的，对此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中国农村现在仍有8 亿农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以适应现代生活呢？
此篇评论的是乔纳森·安格所著《毛制度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课堂与斗争，l960—198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苏珊·L·舍克所著《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罗伯特·泰勒所著《中国知识界的困境：政治和大学招生制度，1949—1978年》（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2年12 月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红”还是“专”？ 》。
22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
《革命之子》一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与过去诀别的辛辣分析。所有这三部分都值得一读。
梁恒1954年出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统一中国，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且开始搞苏联式的工业化和重新组织农民。原来的私有土地都合并成高效率的大片农田，归村里的生产小队使用。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运动，动员6 亿中国人抗涝抗旱，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的邪恶旧势力。这些群众运动可谓硕果累累。在朝鲜，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世界局势。
梁恒最先学会说的是爸爸、妈妈、奶奶和毛主席。3 岁时，他被送人讨厌的日托幼儿园。有一次，他爬出幼儿园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结果，他受到处罚，因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亲是长沙（湖南日报》记者，母亲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虔诚的积极分子，并且梦想“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认为足够纯洁、忠诚，可以吸收他们人党”。但他们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在“双百”运动中，党鼓励他的母亲发表批评意见。她最后遵命给上司提了一点温和的批评意见。但1957年突然开始了反右运动，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须揪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贬默，被判有罪，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然后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没有上诉法庭，我那忠厚老实的母亲就这样去农村当了农民。”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恒陷人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都一心扑在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呆在一起。“父亲全身心地相信党，相信党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使孩子不背负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离了婚。梁的母亲感到极为羞愧，她的哥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恒恨母亲，因为她毁了他们一家。在小学里，他也受到骚扰和排斥。
梁的成长分为红卫兵、农民和工厂工人三个阶段。1966年他12 岁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 月，毛畅游长江；8 月，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梁恒参加了批判老师的运动。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因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批判。一个工作组要梁恒谴责父亲；父亲也劝他这样做。在批斗大会上，这些“恶棍”都被揪出来示众，并遭到毒打。这些反对宫僚和知识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在人们的巨大热情、对道德胜利的狂喜和对毛崇拜的气氛下进行的。小梁恒戴上红卫兵袖章，和伙伴们一起长征240 英里，到了井冈山，那是毛在1928年开始造反的地方。这些成群结队进行长征的年轻人，都狂热地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严重腹泻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还是冒着雨雪，攀上井冈山的顶峰。数以千计的人汇集到这一圣地，但最后不得不撤离，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伙伴坐上军用卡车撤走后，许多留在山上的人死于脑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间，梁恒到了北京和广州。他同数以10 万计的年轻人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到祖国各地考察。在北京，他这个13 岁的红卫兵，负责看守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这位钢琴家曾在莫斯科获过奖，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双手叉腰站着，严厉看管着他，……刘诗昆抬起头来……，我马上喝斥道：‘不许动！’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一会儿，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地说：‘请给我一点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该拿水给敌人喝，可就在几码远的地方便放着水壶，里面有水。如果被人发觉了怎么办？……我匆匆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时候，我厉声对他说：‘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我就什么都不给你了’。”
1967年5 月1 日，梁恒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可那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留在那里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过手的人……。这些被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当时成了人们的兴奋点，所有人都伸出双臂向他们涌去，希望毛主席神圣的一触能转移到自己身上…… 希望能同和我们的大救星握过手的人握手……最后，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来毛主席握过的手，而是顺次往下转移已达100 次的一握。”
在长沙，红卫兵各派于1967年年中开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导致街头内战。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 月，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制止派仗，没收红卫兵的枪支。到1968年初，梁恒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