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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基督教联军（加上日本人）镇压了试图驱逐他们的义和团运动以后，外国定居者更喜欢北京了。从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外国人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期，是一个外国人享有特权和特殊自由的时代，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中。20 世纪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同13 世纪的蒙古部落首领或17 世纪的满族领袖或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凯姆布鲁克和法斯卡尔领导的天文局一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我们现在称之为治外法权）。而且，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赌赛马或信仰上帝。对在他们家中和办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国仆人来说，文化共生现象像是一篇古老的传说。任何操着俚语的北京人，都会使外国朋友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外国人试图通过语言侵人中国文化，但他们却无从下手。
在这种文化情势下，出现了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公众的中国问题学者和汉学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像中国的官僚阶层那样）使他们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并且受人尊敬。这两种角色是相关的，但并不能轻易融合。《时代》记者G·E·莫里森对中国的评论，没有受到任何语言知识的限制。J·O·P·布兰德只懂得一点实用的中文，但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著作。这两位学者常常能从中国问题专家埃德蒙·泰洛尼·贝克豪斯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回顾以往我们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著作的外国汉学家和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同族人的外国学者。像莫里森这样精力旺盛的学者甚至能成为著名学者，成为一个能向中国人解释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国顾问。这些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如履薄冰，有时他们被他们的国人所迷惑，相信“中国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 因为文化差异从理性上讲是难以解释的。这种差异有时使你感到可怕，有时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坚强的汉学家才能不受他的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诱惑。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和神秘的。中国空谈家的预见能力并不比现在更强，而且，他们遇到莫测高深的问题不能解答时，往往用无关的细节描述来掩盖，这是中国学者的惯用伎俩。在北京俱乐部广泛流传的街谈巷议，与人们在西城中国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简单的事实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间，一个在北京有很好社会关系的英国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个人的目的和欢乐，而对其后果却可以不负责任。北京是外国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温床：城东南受武装保护的使馆区内居了着养靠国内汇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显贵：有外交背景、爱交际的寡妇，退了休领养老金的音乐家，喜欢孩子的困窘诗人，艺术收藏家，诚挚的学者，天主教前传教士，身为考古学家的教士，还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虽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国的名胜、喧闹、烹饪和北京的风俗迷住了。他们有权资助仆人、商人、中文教师（主要是满人）、马童、女仆、厨师、卫兵、人力车夫、清洁苦力、卖花商、街头小贩以及那些能帮他们接触中国人生活的人。外国团体争相体验这种经历：然而，到了20 世纪30年代，有一个他们只知其名但从未见过面的汉学家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把他们都甩在厂后面，他住在西城过着当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座教授休·特里沃，罗伯认为，贝克豪斯是个文学大骗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阁下的日记》，作为重要章节收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1910年）一书中，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录。《琦善阁下的日记》由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兰德执笔，这是那个时代惟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二贝克豪斯说，这部日记是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l900年，在琦善的书房发现的。日记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描绘成一个反对义和团过激行为的温和派。学者们早已指出，这本日记不可能对这一事件做出聪明的预见，而且，它抄袭了后来发表的材料，但像布兰德那样的一些人却坚信贝克豪斯是无辜的，这个捏造的罪名是强加给他的。
《北京的隐士》一举推翻了这种辩解。贝克豪斯爵士是个少有的骗子，他不断地在高层宫僚中进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诡密地使之成为泡影。杜撰只是他机敏地把自己的梦想当做事实传给世界的一种手段。特里沃·罗伯先生的著作，揭开了贝克豪斯捏造事实的伪装。贝克豪斯的父亲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国海军元帅。他因负债无力偿还离开牛津，呆在国外。1899年他到了北京，这年他只有25 岁，靠国内汇款生活，同时他已经是个老练的骗子。他给罗伯特·哈特爵士带去几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写的介绍信。这位神通广大的年轻人腼腆、可爱，有着天赋的语言能力，他主动结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为莫里森和后来的布兰德的中文翻译，并与他们密切合作。
贝克豪斯伪造琦善日记只是个开始，1910年以后，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称同中国文化上层的知情者有联系，军机处大臣王文韶、大太监李莲英、总督徐世昌、国务总理段棋瑞、邮传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认为合适的人，都是他的好友。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显贵，对外国人来说形同陌路，文化、语言、社会的隔阂使外国人难以渗透到这些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但并没有外国人就他们与贝克豪斯之间的友谊提出疑问。他超越了文化的断层。
1910年，他通过欺骗结识了大船业公司的经理人约翰·布朗。1916年，通过和中国政府“谈判”，他让这家公司“为中国海军提供6 艘l0400吨级的海防战船”但就在那一年他从北京消失了，这笔交易也随之告吹。
与此同时，他还经营大宗中国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为英国公使约翰·查顿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国秘密购买武器，以便在欧洲与德国人对抗。买主是英国陆军部和吉青纳勋爵（英国陆军元帅）。鉴于贝克豪斯在不列颠和中国如此神通广大，他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一微妙使命（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反对中国出售武器）。很快，他报告说已经购买到几十万条毛瑟枪、来福枪，几百挺机枪、几百门野战炮，听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将军手里秘密购买的。他到处忙于协商、谈判，说武器要由长江“船运”而来交易一笔接一笔，英国出钱，满载武器的商船由上海开往香港。英国外交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舰护航。船停在福州，后因改道滞留在广州：
查顿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凯总统，但袁高深莫测地“假装完全不知道整个交易”； 在这种情形下，贝克豪斯用秘密报告和密码电报甚至包括德国人向袁发出的“外交抗议”，编造他的“天方夜谭”，这使英国外交部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查顿让贝克豪斯把整个经过告诉政府总揽财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惊说，他认为贝克豪斯被人骗了。查顿报告说：“很显然，梁和贝克豪斯那伙人之间有分歧。”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顿渐渐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个骗局，好在无人知晓。
同时，创造力旺盛的贝克豪斯开始了他宏大的纸币计划。他为美国纸币公司“联系”了一笔秘密交易，欲使之成为“惟一一家印中国纸币达10年的外国印刷公司”。印钞数量据说迅速增加，在贝克豪斯4 次“私访”袁总统之后，印数已达到65 亿。1916年底，贝克豪斯亲自到纽约向公司汇报。回到北京，他递交了总统和首相签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镑的佣金，后来这笔交易却没了下文。最后，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监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家人把他保释出来。
由于这些事和许多类似的事件长年秘而不宣，使得贝克豪斯还能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他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中文图书藏本，包括15世纪初期珍贵的六卷本《永乐大典》。这部收有17000个条目的大典的确是无价之宝。牛津大学正式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被选为伦敦皇家学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兰德合著的第二本书《北京宫廷史话》（191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后来，他声称身体欠佳、眼睛有疾，结束了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辞去皇家学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后，他允诺向博德利图书馆赠送5．8 万册书，使这所“著名的宫廷图书馆”兴奋不已。这些书在从天津船运之前，必须先用马车运700 英里，送到甘肃西部的火车站。但博德利图书馆从未收到这批预支了钱的图书。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一骗局的话，可以从贝克豪斯为瑞士驻北京公使写的两卷粗糙的回忆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这是他1944年1月死于北京之前写的。这两卷回忆录再次提供了详细的证实琦善日记真伪的材料。贝克豪斯以色情的笔调详细记录了琦善和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长期的同性恋生活。贝克豪斯估计，他看见过琦善为慈禧提供性服务大约有15O 次到200 次。这些想入非非的推测细节和这个荒唐故事一道广为流传。《北京的隐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内幕，还因为其构思像本侦探小说。特里沃·罗伯先生是个熟练的叙述者；他能吸引住读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他认为，贝克豪斯富于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贯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骗“取决于个人的魅力……坦率真挚……外在真实……实践的韧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细节描写”。当然，还需要一种写作方法，使他成为惟一的记录者。
至于他的动机，我们只能推测。特里沃·罗伯先生把贝克豪斯看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假绅士，他厌恶教友会的中间阶层，受到了“19 世纪90年代‘唯美主义’、性狂热以及目空一切富于进取思潮”的影响。在这种“空虚”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之下”，他背离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国，最后向法西斯主义发展。乔纳森·斯宾斯教授的英文评论《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学增刊》1976年10 月29 日）进一步提供了说明他的动机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 岁就死了，以后又生了一对孪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纪念，后出生的这对孪生兄弟受人宠爱并很有作为。在前面的开头一段，我曾试图证明，北京的社会环境如何能培养一个粗俗的年轻人的脾性——他会讲两国语言，这能使他很快进人一种有两种文化的双重生活。
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宾斯先生评述了贝克豪斯的计划中体现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特点——国家政权和商业公司的天真、无知和“一时糊涂”。虽然《北京的隐士》找到了了解许多问题的线索，但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显然很不够。如特里沃·罗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脱瑞特的《中国人》滥用了《北京宫廷史话》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责：布兰德以起诉相威胁，使麦克米伦在拉脱瑞特不在的情况下刊登了 《一份自认为过失的道歉书》。（这使人们想到，在50年代《中国人》出版后，罗斯·科恩在《中国活动家》一朽中坚决把同样的材料删去了。）布兰德和贝克豪斯对历史的贡献需要重新估价和综合认识。
汉学研究当然是爱挑剔者的乐园一位叫“邮传部先生”的人，听起来使人怀疑为是“邮电部张先生”； 这显然被弗兰奇勋爵曲解了。再者，虽然琦善日记被说成是“非常难认的‘草书'”，但基本中显示的部分更像较易认清的行书。在多大程度上，贝克豪斯参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从中国人那单得来的信息？他和荣禄家放有无联系？
特里沃·罗伯很笼统地描述了他的材料来源，而且还列了75 个“资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学博士式的脚注。无疑，热心的读者将让他给予更多的指导。因此，他也许可以开办贝克豪斯工业。事实上，争议已经开始了。
特里沃，罗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图书馆检查藏书时，在巴赛尔机场得到两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