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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今年重读村上的小说，尤其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莱辛顿的幽灵》时，才感觉出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的一股深沉的潜流，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带给我们思想的特异空间”，说得有点玄，我想用简单的一句话表述就是，他的小说里流动着一股特殊的忧郁，那是现代都市的忧郁，更确切地说，是成长中的都市青年的忧郁，或者就叫做村上春树的忧郁。
荒诞派戏剧之父尤奈斯库曾道：“当年支持我的年轻人时至今日都不见了，他们都变成了公证人和律师……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年轻人永远保持年轻。”
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一些不想变成公证人和律师的年轻人，他们拒绝长大，拒绝按照社会给他们安排的程序进入人生。在《挪威的森林》里，女主角直子的两个最爱的人，姐姐和情人，都在十七岁那年自杀了。他们都是天资优异的青年，却在亲友都对他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年华突然自绝于人生。直子在这样的阴影中长大，尽管她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旁边的朋友家人也尽力帮助她，她却始终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走入社会，和别人一样恋爱，工作，成家，最后终于步了姐姐和情人的后尘，一死了之。对于一个胸怀理想、热爱生活的青年来说，不成为公证人和律师，有没有别的道路呢？很遗憾，我们从村上的小说中总是得出否定的答案。
但村上的小说最大的魅力还不在故事的过程和结局，而在那些感觉细腻的细节。我们在故事中的每一件道具，每一个出场者身上都感觉得到那种深刻的忧郁，例如《莱辛顿的幽灵》中男主角的那条狗，他写它“无法长时间独处……一定要到谁的身边，把身体一部分，不惹人注意地悄悄靠上对方。”这条狗由于老是和孤独古怪的主人生活在一起，也变得和主人一样寂寞，它这种摆脱寂寞的可怜姿态，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村上的小说和一般的青春小说不同，没有那种激昂的调子，而始终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是一种中年人说青年人心事的“欲说还休”的调子，在高昂激越的都市生活中，它们恰如一道道低音和弦，提醒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据说，村上是在二十五岁那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躺在美国的一片草地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棒球赛时，突然决定了要写一本小说的。我想那股忧郁的调子一定在他内心流了很久，使得他坐卧难安，一定要以某种形式发泄出来，他的心才能得到安宁。我注意到村上和别的优秀作家一样，有些情节和细节，反复在他不同的小说中出现，比如孤独的两父子、去医院探望胸部开刀女友的青年、阴魂不散的童年亡友……我想他一定经受过比他的主人公们更为酷烈的惨痛，只是他是小说家，他能把这些惨痛往事反刍成一片片的故事，和世人分担。这是小说家的得天独厚之处。
村上春树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使我想到是一个默默沉思的人，他所发出的一声叹息，悠长、悠长的。
这部小说写的其实是很陈旧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感情生活。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他爱上了三位不同的女子，和这三位女子在一起的感觉变化过程，也就是他个人心灵的成长经历。
令人耳目一新是村上叙述这个故事时的语调，和在这种语调的流动中，使我们深刻感觉到的寂寞。那是每一个有思想的都市人都会感觉到的沁入心底的寂寞。所以，读着读着这本书，我们往往就会不由自主沉耽于那些人物的精神世界。进入那种很难得的忘我之境。
我一直为近年来日本电视剧对香港青少年的冲击甚感惊异。那些日本电视连续剧，动辄十数集，絮絮叨叨讲述的，好像都是些儿女情长的老套故事，但却能抓住少男少女、甚至成熟男女的心，原因何在？可能一时半刻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它们好好歹歹呈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某一方面。美国作家奥登谈到卡夫卡时说过：“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村上的小说和那些日剧正是在这方面突破了传统日本小说。传统日本小说一向给人一种沉重之感，从芥川龙之介到川端康成，那些优秀的日本小说家固然在他们小说中表现了日本民族本质的东西，颇具古典的静态之美。而村上的小说却抓住了日本当代社会的脉搏，具有现代的动态之美。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当然还是日本的人物，但却是日本当代都市人物了。那是当代日本生活的主流。
男主角阿始，日子过得不可谓不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淑，事业兴旺。下班开着车去幼儿园接女儿，周末与妻女去别墅度假，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但他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梦想中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好像总缺少了一点甚么。是甚么呢？却说不出来。与少年时代的女友重逢似乎令他看到了答案：他所缺少的，是一份刻骨铭心的、能把自己完全投进去的爱。
我说“似乎”，是因为事实上答案却并非如此，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与女友难解难分地爱过了一回的阿始，最后还是回到妻子的怀抱。与女友的一场爱，就像一个朦胧、却摆脱不掉的梦，似幻还真。他只是在大梦过去之后，自言自语地述说着梦中情境，以确认自己的存在。他叹息着，叹息表示对现有状况的不满足，不安定，但这不满足也许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使人有冲动和欲望，但并不表示非得要以行动去填补那些空虚。填补的结果，可能是更大的失落。固然，歌子里老是吟唱着“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有些什么美景呢？想一想是美丽的，真的去追寻也许就很失望了。
这就是现代人的都市梦。
这都市梦是琐碎的，有时甚至是无聊的，村上敏感地把握住的正是这种琐碎和无聊之处。用一种百无聊赖的调子，以一份似是而非的执着，玩味着那些琐碎无聊、却自有其真实动人之情的细节。这是村上春树的独特，也是他打动了千万读者之心的成功处。
如果说《听风的歌》和《寻羊的冒险》是七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叹息，那么《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可以说是那叹息的延续，它延续了十数年之久，也许还会不断延续下去。
绚烂归于平淡
——读欧阳修的《采桑子》
？ 范晓燕
平素总改不了慵散的习性，常于无所事事也不愿有所事事时，不带功利性地读闲书以消磨时间。前些时候得暇，窗外夜雨疏疏，一枕清凉，灯在床头笼下一围惬意的淡光，随手拈读《六一词》，翻开的正是欧阳修的《采桑子》：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杆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首词二十年前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授过，“西湖好”好在哪里？记忆中一片依稀，清晰的倒是老师吟诵时的声调，那抑扬顿挫的忽高忽低、时断时续，诱人皈依中国古典诗词的遥远和神秘，直到现在想起仍有些沉浸。后来，也曾经再次读这首词，只是当时锋芒展露的浮躁使人沉不下来，匆匆一瞥，终是未得个中三昧。不料如今人到中年，心境闲暇时抚卷低吟，倒生出一怀感慨来。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副宰相，诗、词、文均为一时之冠，人生可谓绚烂。他四岁丧父，家贫无依，母亲郑氏“恭俭仁爱”，亲自督导其学习。欧阳修自幼敏悟过人，也勤学过人，常常借他人藏书抄阅。曾于邻人废书箱中觅得唐代韩愈遗稿，“用心苦读，至忘寝食”，为韩文的深厚雄博所倾动，志欲追踪前贤而与之并驾齐驱，后夙愿以偿。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二十三岁进士及第，之后步入仕途，既有平步青云的得志，也有坎坷落寞的失意。初，欧阳修为人刚劲，论事直切，力求通过朝政改革，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却为保守权贵所忌恨，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后应召还京，复为馆阁校勘，官知制诰。“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韩琦相继罢相，欧阳修为之上疏剖辨，反被人构陷，削官降职，谪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后徙颖州（今安徽阜阳），遭排挤外放长达近十年。也许是屡遭贬谪后否极泰来，到嘉祐年间，欧阳修仕途渐顺，累擢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至此，他也已是一代文坛宗师，倡导并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文章名盛一时，天下士子共仰之，可谓权重、位显、声赫、业著。但历官几十年，渐近老境，反思一生经历的宦海浮沉和人事倾轧，遂生出及早抽身之意来。宋英宗治平三年，“濮议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欧阳修横遭无根流言伤害，这一风浪促使他决意求去，不久远离朝廷，外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再移任蔡州（今河南汝南）。是时，欧阳修晚年心境颇为闲适，自云：家有金石一千卷，藏书一万册，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自身一翁“老于此五物间”，故号“六一居士”。经累次上章请求，欧阳修终于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六十五岁时告老退休，退居于早年贬颖州所营治的宅第。颖州城郊，有一碧流十里的西湖，风景清幽，引退后的欧阳修常徜徉其间，仕宦奔波一生，终归于优游林泉的安闲自得，可以说归得其所，可惜第二年便病逝。朝廷赐谥号“文忠”，以表彰他一生卓越的文学业绩和为政忠直。
《采桑子》正写于欧阳修晚年退居颖州时。共十首，每篇首句末三字皆用“西湖好”领起，或写轻舟短棹，惊起沙禽掠岸翩飞；或写风清月白，一片琼田碧水如浸；或写残霞夕照，野岸无人孤舟自横；或写绿荷深处，画船载酒烟雨霏霏。所取景角度不同，无一篇重复，用疏隽清丽的笔墨，描绘了颖州城郊西湖的秀美风光，流露出晚年远离官场纷争、流连山水自然的恬淡闲适心境和意趣。我灯下捧读的“群芳过后西湖好”是其中的第四首，写暮春凭阑观赏湖景。上片群芳凋后，残红铺地，飞絮缭乱，一片春光衰残；下片游春过后，笙歌散尽，游人归去，一湖暮色沉寂，但词人却在开篇冠之以“西湖好”加以赞赏。“好”，美也。这花谢柳老、人去湖冷，究竟美在哪里？须于词的结拍处细加体味。宋代小令词不像长调慢词那样讲究婉转铺叙，而是以结句取胜，往往通篇蓄意、蓄势，最后于结处得之，造出一种清韵永长、有余不尽的意境。此词以“双燕归来细雨中”收束，和风、笙乐、游人、画船一切繁丽热闹都消歇了，只剩双燕翩然归栖，一帘细雨迷癇。这一收束结得自然有神韵，是喧极归寂的“悟语”，“西湖好”一路说来，终归于一片至寂之中，真让人吟味不尽。掩卷之余，一怀被牵引起的心绪弥散在床头灯那一围柔淡乳白的光晕里，低
杨联陞为什么样生气
？ 谢 泳
读赵俪生的回忆录《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时，看到有关杨联陞的一段事。
我一向认为，回忆录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做为孤证在研究中使用的，因为事后的回忆总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赵俪生回忆录中涉及到杨联陞的那件事，虽属偶然，但不能说是一件小事，因为关系到杨联陞的人格，所以我想就此事做一点分析。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著称的史学家赵俪生，应美国一个学术机构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赵俪生此次美国之行，很不愉快。其中就涉及到了杨联陞（203、204页）。
赵俪生在美国遇到困难时，想到了他在清华的同学杨联陞。赵俪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当时负责接待赵俪生的美方人员，在赵俪生困难的时候，就问他在美国还有什么认识的人。便中就问起了他和杨联陞的关系。赵俪生说：“是大学同学，他高我一级，他九级，我十级，在学校住一栋宿舍，见面打招呼。”那位美方人员告诉他，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他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美方人员听了赵俪生的介绍，就给杨联陞家里打了电话。他和杨说明情况后，就把电话递给了赵俪生，说杨要和他直接说话。赵俪生在他的日记中说：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