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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苦无逸态，亦坐是耳。学者须从迟入，以速成，而终复反于迟，斯得之矣。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传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井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徵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勒之贞珉，以布海寓，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亻台，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靡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厘亳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弈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阳公主以父掩，世无得而称焉。亦可惜也。而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亦时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业衰。”呜乎，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则不足，下视元和则有余，当与虞、褚争道而驰。古今彤管，此为白眉矣。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
汉光武一札十行，皆亲手细书。唐太宗尝手书敕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万乘犹然也。故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拙。彼岂乏掌记侍史哉？故王右军上孝武书，皆手笔精谨。至唐犹然。至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者，而诰敕王言，皆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良亦不虚。至宋而来，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则胥史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学安得而不废哉！
书力可千年，画力可五百年。书之传也以临拓，屡临拓而书之意尽失。矣画之传也以装潢，屡装潢而画之神尽去矣。书名之传，视书稍易，而画迹之藏，视书稍耐。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
画视书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画手多工神佛、士女、鸟兽、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树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顾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怀羞恨。刘岳与工匠杂处，立本以画师传呼，虽声价重于一时，而耻辱怀于终身矣。自宋而来，虽尚平淡清远之趣，而吮笔和墨，终未能脱工艺蹊迳也。
唐初虽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训、王摩诘之笔，皆细入毫芒。至王洽始为泼墨，项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关仝，一变为平淡高远之致，遂令写生斗巧诸名手，索然减价。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宽辈出，天真横逸，上无古人矣。然其结构精密，位置适均，浓淡远近，无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办也。自米元章学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镇用枯笔而都无色泽，于是藏拙取捷之辈，转相摹效，自谓画意不复求精工矣，此亦绘事升降之会也。
宋画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故名独震一时。接其武者，唯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趣舍稍异耳。
古人言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传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此数者，何尝一语道得画中三昧？不过为绘人物、花鸟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于今，何啻枘凿！
顾恺之《天女维摩图》，一身长至二尺有五，时犹谓之小身维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画若作此，当置之何地？《列女图》人物三寸许，诧以为极细，若在今犹为极粗也。吴道子、黄筌皆画《钟馗捉鬼图》，近代如戴文进乃不肯为方伯作神荼、郁垒。夫使之画者非矣，要之，画亦未为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训父子始。盈尺之内，云树杂沓，楼观延袤，人物车马，以千百计，须发面目，历历可辨。其后，五代有王振鹏，不用金碧，而精巧过之。宋、元，李龙眠、刘松年、钱舜举，近代，尤子求、仇实父，互仿为长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王孤云《避暑图》、李龙眠《山庄图》及元人《水碓图》，皆细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诸君所能仿佛也。闻刘松年有仇书图，画塾师外，出而众稚子戏剧之状，备尽形态。仇实父临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丝，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动，不觉为之阁笔，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处，惟深于个中，始知之也。
唐画所见甚少，如王维、李昭道、周，不过数轴耳。宋画之可辨者，其气韵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长，非近代优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于绢素为辨，非知画者。
米芾《画史》云：“世人见马，即命为曹、韩韦；见牛，即命为韩隼、戴嵩，甚可笑。”今人见鹰隼氵，即命为宣和；见马即命为子昂；见模糊云树，即命为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龙，林良、吕纪之翎毛，夏昶之竹，盖愈趋而愈下矣。
元时有任月山善画马，钱舜举善人物，雪窗和尚善画兰，至于大痴、黄鹤之山水，皆与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远矣。
国初名手推戴文进，然气格卑下已甚，其他作者如吴小仙、蒋子诚之辈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时。至沈启南出，而戴画废矣。启南远师荆浩，近学董源，而运用之妙真夺天趣。至其临仿古人之作，千变万化，不露蹊径，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征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至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唐子畏雅称逸品，终非当家。云间侯懋功、莫廷韩步趋大痴，色相未化，顾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于此。然为董源、郭熙则难。为大痴较易，故近日画家衣钵遂落华亭矣。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金陵吴文中，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昧。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後代，价当重连城矣。吴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至尤子求始学刘松年、钱舜举，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吴文中始从顾陆探讨得来，百年坛坫，当属此生矣。
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甚画故事及人物。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麽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是时韩在中书，广蓄声伎，日事游宴，名闻中外。后主闻之，欲窥其灯烛、尊俎、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窥窃之，目识心存，翌日，图绘以献，广布中外。此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事相类。虽君臣之眷，形骸无间，然近于淫，非所以训也。今后世所传石崇金谷屏障盖本于此，然粗俚无复仿佛矣。
王フ、周以唐臣子而画贵妃出浴、明皇斗鸡斫脍等图，不一而足，可谓无礼于其君矣，而世犹然赏之。至于韩晋公与李赞皇同时，而行辈皆高于李，反为德裕见客图，可见当时好事有一传奇必形之歌咏，写之图画，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风绝矣。
张僧繇画龙，点睛便飞去。曹弗兴传，至宋明帝时累月旱，祈祷无应，以弗兴画置水傍，应时澍雨。绘事既精，神物凭焉。乃知韩干画马，鬼使乘之，不足异也。然龙之形状非目力可以细察，视之牛马，难易迳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异，加以海潮风浪之势，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传授，而致精绝若是？至宋四明僧传古者独专是技，名震一时，其跃波吟雾，穿石戏珠，涌水出洞诸态，种种备具，当时以为绝笔。元末国初，则长乐所翁，为世珍重。自是以后，无复有传之者。盖亦史所谓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者与？
宋徽宗工画花鸟，故宣和殿所藏黄荃父子画至六百七十余幅，徐熙画至二百四十余幅。盖江南之亡，所藏尽归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气下。昔李伯时好画马，有道人戒以来生当堕马腹中，乃改画佛像。当时艮岳所蓄珍禽异兽，动以万计，深秋中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