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一个天才是否是真天才，不妨观察他的孤独与痛苦是否持续到生命的终止。
第二编 生命精神的迁徙
到北京生活不满三个月，便有天津的编辑写信来，约我谈一谈迁徙。她在信中说：“假如没有满腔的勇气、信心、乐观、浪漫，是不能成行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一种挑战新生活的勇气，满足于现状，不知进取。”
我知道自己不乏勇气、信心、乐观与浪漫，但是被她这样与我到北京生活这件事联系起来，总觉得过于昭彰了。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这次生活的改变可以称之为迁徙，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字是与那种属于团体行为的重大远征连在一起的，而我的同行者，只有妻子一人。
坦白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单就到北京生活这一举动，于我实在算不得一件大事，就像昨天头朝南睡觉，今天头朝北睡觉一样。但是顺着这编者的思维想下去，又真觉得人的每一次细小的决定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背景，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忽略罢了。
于是便大言不惭地谈起迁徙来了，写下的第一句话竟是：“迁徙使猿成为人，使人成为更精神化的人。”
我们必须感谢古猿从树上迁徙到地上，这可能是一次最近距离的迁徙，但它影响所及的距离却无法估量。如果没有那次迁徙，便不会有坐在电脑前谈迁徙的我和你正在翻阅的这本书。人类学家通常将那次迁徙视作一次被迫的举动，古猿的生活正在被日益减少的森林逼到绝境。而我却从情感上更愿意将其看作一次主动的行为，地面上的食物和景物诱惑着我们的远祖，它们渴望新奇。没有哪个学者会否认，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是人类这种被称为“裸猿”的动物的独特的原始遗存。
人原本是一种迁徙动物，城市的出现使我们丧失了某些本性。当我们习惯于“家乡”的概念时，已经距离我们这种生物体原本的自然属性很远了。与古猿拥有最近血缘关系的大腥腥从来不在一棵树上栖息三个夜晚，而人类早已形成渴望在一小块土地上栖息一生的集体意识，这被看作一种幸福，所谓安土重迁。于是，我们丧失了领略更广阔空间的可能，我们的生命也注定与我们的视野一样狭隘。
我没有对那编辑谈莫瑞斯的“裸猿”，我只是告诉她，我真的一点没有她所说的那种对安稳生活的迷恋。恰恰相反，我总是渴望一切新鲜的体验，一切未知的事物。安稳的现状习惯了，我便会觉得生活沉闷无聊。我喜欢在未知中体会快乐，居住环境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
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更助长了对安稳生活的现有生活的迷恋。大工业的特点就是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而变成企业、城市的一部分。人是工业化了的社会中一个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一个链条、一个齿轮，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自我。这是人的异化与悲哀。勇于走出固有生活的人，本质上一定是那些更关心自己独立价值并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外在的安逸使人失去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许多东西，而对精神的执著使人必须成为安逸温床的背叛者。我们在迁徙中成熟，其实这已被那句中国老话揭示了：人挪活，树挪死。迁徙真的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需要勇气，你走出来天高地阔，风清云淡，所有的忧虑都将显得可笑。
物质的繁荣一方面将人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另一方面又使人更有条件离开这块土地。我们不同于那些闯关东的祖先之处在于，他们的迁徙与否更多地受物质因素决定，而我们的迁徙则更多地取决于精神，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向往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单纯为物质因素进行的迁徙也许已经算不得现代化的迁徙了，真正的迁徙者在寻找精神的沃土。
尝试迁徙可以被理解为尝试另一种迥异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改变生存状态则意味着体验另一种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在延长生命了。更何况，如果我们有幸在短暂的生命中融入、汲取不同生活空间中不同的人文精神，我们便是经历不同的人生了。我知道自己终将抛弃北京，而投和另一种更为迥异的生活空间。就像我在写作上不断更换体裁、题裁一样。
我们要再次感谢人这一物种的好奇心，它使我们从蛮荒走到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迁徙这一貌似个人生活的小举动，从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心理层次上讲，无异于人类对必然的死亡终结的反抗。于是，悲剧意义的人生因此具有了正剧和喜剧的旋律。
（北京话题之二）智慧的生活
波兰通讯社驻北京记者达勒维奇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在北京接受不到先进的信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书，过不了智慧的生活。”我愣愣地看着他，无言以对。为了在这座城市接受先进的信息，买到需要的书，过智慧的生活，我刚刚抛弃宽敞的住宅和安稳富足的日子从另一座城市迁到这里。这个老外记者轻易间说出的话，对我构成讽刺和打击。
我对北京这座城市向往已久。我甚至于常对别人讲，如果不是天津紧邻北京，使我得以在过去的几年间经常到这座城市采访、会友、买书，参加各种会议，接受各种信息，我不可能是现在的我。
北京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大文化，提供给我们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足以诱惑我抛弃某种物质的生存。别的姑且不说，单就那一个个书店里出售的图书，品种之广博，学术之精深，就远非天津可以望其项背。在京城书店里徜徉也是一种享受，爱书人可以感受到一种身心的舒适。这貌似一件小事。但不要忘记，有时与一本好书的邂逅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甚至他的生命定位。
到北京三个月，我买的书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整好摆满一个书架。当抱怨书价上涨之声不绝于耳时，我常常窃喜书的定价实在太低廉了。20元钱，在饭馆里只能点一个菜，吃过几小时便化作废物，而20元买一本好书，却可能使我们受益终生。
无庸置疑，北京集中了中国顶尖的文人，顶尖的艺术家，顶尖的思想家。它无疑是中国汲取外来文化最迅捷的一个城市，无疑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都会，它本身的传统底蕴也厚实得使我们觉得自己渺小得可怜。北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过一种精神的生活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智慧，又能到哪里寻找呢？
继达勒维奇之后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中国最权威的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在饭桌上对我感叹，20世纪人类最先进思想家的伟大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中国还有没有引进。他说：“我们许多学者用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孜孜以求的课题，可能早已被西方的学者推演到了顶峰。”
由于无法得到最先进的信息，无法与世界最尖端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人文科学接轨，我们空掷了许多时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的思想不得不落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留洋归来的女博士也发出警告：中国现在已经出版的尼采著作都是根据早已被国际学术界废止的旧版本译出的，远远无法显示尼采真正的魅力。
每一个关注自己精神家园建设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困惑与痛苦。我们可以简单地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迁徙，但显然不能轻易完成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其阻隔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大的阻力将是面对文化隔阂所产生的精神孤独。即使个体的人可以抗拒这种隔阂，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也绝不存在着可以寄希望于迁徙的整个民族的精神繁荣了。
当汤因比将因袭了古希腊文化基因的当代西方文化看作惟一日益昌盛的文化时，于其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便处于一种思想的海拔劣势，这种先天不足将使我们的学者走许多弯路。而人生如此短暂，对于每一个想在人类的精装史中留下自己业绩的学者来讲，任何一天的浪费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还是那家权威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他说。
我完全理解这些学者对个人生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都去做“实事”了，我们的海拔劣势便永远不可能改变了。
我仍在北京寻找着相对于我此前居住的城市更为智慧的生活，同时，我深深知道还有更为智慧的生活离我很远，这只能使我更加努力地完善自己生活中的智慧。其实，属于智慧的东西是永无止境的，智慧的生活永远没有极限。有时便想，日积月累，几代人的寻找，也许这座城市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精神化，最为智慧的城市，也未尝可知。
到北京三个月间，又有两个外地的朋友来这里闯荡，来寻找更为智慧的生活……
（北京话题之三）心灵的居室
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是多年来索绕我心头难解的情结。三年前最初动了移居北京的念头时，我的计划是先买下一套房子，再过来生活。因为我知道自己对环境的苛责态度，没有一种家的感觉，我无法进行深入的阅读与写作。
我在积攒着金钱，然而，在我的储蓄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也在一天天上涨。既便是出版过多部畅销书的我，面对商品房高昂的售价也只有望楼兴叹，于是更深刻领悟到文人实在是物质上的弱者，不论我们自觉精神上多么富足。为了能够买到房子，我甚至写过专为挣钱的文字，虽然仅只一次，却也使我万分痛苦，有一种精神卖淫的感觉。
后来便接到一家刊物的进京邀请，老总主动提出为我租房子。想一想同样是有屋住，便带着妻子来了北京。
我错了。租的房子的感觉与自己的房子居住时的感觉相去迥异，不然也不会有那句“令居者有其屋”了。
房东是一对和蔼的老夫妻，房子处于市中心的二环路边，里面有全套的家具。但是，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我没有在这一小块领地中投入情感，这家具也不是我喜欢的色彩，它们与我有一种本能的隔阂，坐在屋里读书写作的时候，我的精神总难以进入状态。事实是我无法将那里当作家，每个周末都回天津，在投入了我生命印迹的空间去感觉身清气爽，阅读时思维敏捷，写作也文思流畅。
但毕竟还想长住北京，于是满脑子都是买房的事，做过各种尝试，合法的与非法的，看过这座城市各个方向的商品房，不是我挑剔它们的位置，便是它们不满意我口袋里的钞票。曾萌动过再去写挣钱文字的念头，一想到曾体验过的痛楚，便敬而远之了。我到这座城市原本便是来寻找一种更为精神化的生活，怎么可能先让自己的精神受伤呢？
我相信，对于每一个移居京城的外地人来讲，最大的难题便是房子。人是有家的动物，没有家的人找不到那种怡然、安适、快慰的心理体验。天津一位朋友也追随我来到北京，混了半个月便回去了，最大的障碍便是没有房子。我们距离不计肉体痛楚，旦问精神富足的境界已经太远了，人不先给自己的肉体找到安逸，便难觅精神的安逸，精神不安逸，肉体又怎么能真的安逸呢？于是，只有逃避。
我却无法选择逃避。别无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逼迫我在那不是家的家里寻找家的感觉，做着种种尝试。
买来一套全新的家具，是自己喜爱的色彩和样式；将天津家中的电脑搬来，字台上摆出跟随自己多年的几件小工艺品；铺上地毯、挂上油画，营造一种温馨……我改变着居室的环境，培养家的氛围。当一切都按我的意愿重新调整后，那租来的居室的陌生感没有了，我在其中投入了自己的情感，营造出一个心理场，让我的精神和肉体寄居其中。最得意的安排竟是一个三十几元买来的多用灯，可以立在案头，也可以夹到床柱上，满足我临睡前的阅读习惯。
这一切真的做到了，我在北京有了一个家。我发现，这比想像的要容易许多。
文人是需要一个环绕着自己的场的，天津的居室曾是我最好的场，带给我精神的快乐。迁居破坏了我身边的场，而我此前的错误在于，过分关注物理场对心理场的影响，偏执地认定不买到自己的房子便无法拥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家便不可能进行精神的劳作。却忽视了，心理场也是可以帮助建立物理场的，甚至可以改变物理的能量，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至少在这里有一定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