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 第25部分

　　　　　　　　我是一个自恋的人，一个热爱他人的人，一个热爱世界的人，所以，我将努力修炼真正的美丽。　　　　
　　　　裸照－－〃照片三题〃之三　　　　
　　　　　　　　一本影集的最后一页，是我的六张黑白裸体照片。它们拍摄在一年半前，但直到前天我才有勇气把它们插进相册里，列入可以供人随意翻阅的范畴。　　　　
　　　　　　　　三年前开始采访人体模特儿的时候，看到一些模特儿保存的自己工作时的裸体照片，有一种快感袭上心头。我知道这不完全是性的诱惑，许多模特儿身材并不美，甚至还有一位老年男子，他的裸体记录着岁月的无情，但我仍感到一种愉悦。这愉悦不是作用于感观的，而是一种属于心灵深处的快乐。我尚无法解释这快乐，只是一个欲念明确了：我也渴望留下几张裸体照片。　　　　
　　　　　　　　因为缺少锻练的关系，我的身材很一般，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裸体照将不如着装照好看，更少有性感，但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招引着我，拍裸照的欲念燃烧着我心中某个禁区。也曾检查自己是不是有曝露癖的思想，终究觉得这不是诱使我的动因。　　　　
　　　　　　　　客观条件终于具备了，结识了一位专拍人体艺术的摄影家，于是那个念头便蠢蠢欲动。这时发现需要超越的还有很多，要鼓起勇气对摄影家讲，还要事先作好赤裸面对他人和镜头的心理准备，同时，要对裸照被他人看到的可能性有所预想。这些因素更增加了诱惑，我因之而感到更大的快乐。　　　　
　　　　　　　　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有了这六张裸体照片。当我真的拿到这组裸照之后，我才发现，我所需要的不是这些照片，而是照片背后的东西。裸照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快乐与回味，而拍裸照这件事情本身却使我很快慰。　　　　
　　　　　　　　“因为你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情。”一位朋友这样说。　　　　
　　　　　　　　当一些妙龄女孩儿开始热衷于拍下自己赤裸的青春倩影作为一种纪念的时候，公众尚不能普遍接受。而一个大男人竟也想到拍下自己的裸体，恐怕就更难以被接受了，人们甚至会从变态心理学的词典中找出许多词汇加以界定。　　　　
　　　　　　　　后来与一位朋友聊天，谈到人类的性行为方式，他说自己喜欢一种不为大多数人所用的性交体势，“这方式带给我肉体的快乐是次要的，我更多地感受着它带给我的精神快乐。因为我在做一件被传统所不耻的事情，而我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过错，很人性。”朋友这样说。　　　　
　　　　　　　　我们其实是一些背叛的精灵，我们在通过违反常规的举动发出一种挑战，以此渲泄我们背叛的决心。我最早从人体模特儿的裸照上感到的愉悦，也是一种目睹背叛的愉悦。　　　　
　　　　　　　　于是，我的潜意识便通过拍裸照完成着一个宣言，关于背叛的宣言。我将那些照片藏起来的时候，我的决裂还不够彻底，当我前天将它们插入相册，我知道自己又往前走了一步。如果可能，我会将它们拿出来发在报刊上，那么我的背叛已经不是在自己心里了，而是对整体社区提出挑战。　　　　
　　　　　　　　生活中需要我们背叛的事物太多了，但许多时候我们缺少表达这种背叛的途径。　　　　
　　　　我们选择自己的身体做起，因为它是我们个人的，我们最有权利。也正因为它是我们的，我们更应该自主。　　　　
　　　　　　　　只是，我的裸照也好，朋友的性交体势也罢，说到底都是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满足于此，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造作。我们通过这些细节传达着我们的背叛态度，强化着我们的背叛精神，而我们更需要一些具体的操作，将我们独立的思考加在这个社会的运转齿轮上。　　　　
　　　　建立在思考基础上的背叛，是美丽的。就像我们的裸体，即使没有维娜斯和大卫的美丽，也毕竟拥有人体本身的美，而人体的美又是这个世界上至美的事物。　　　　
　　　　


第三编　体验一个普通人家的图片史

　　　　一个普通人家的图片史　　　　
　　　　引　言　　　　
　　　　小人物的命运记载着历史的苍桑。普通人家的老照片折射着岁月的痕迹。个体的人类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经历着、感受着，也写作着人类的历史。或是政治的风云变幻，或是风俗的延席与演化，或是情感世界的波澜起伏，无不烙印着岁月的痕迹，引领着后人作一番跨跃时空的思索。　　　　
　　　　这里所有的图像资料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管中窥豹，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人的风雨历程。　　　　
　　　　母亲童年是“满州国人”　　　　
　　　　母亲出生于1935年农历五月二十九，这张母亲的百日照，便应该是拍摄于那一年的秋天，据今已有64年的历史了，是我家现藏的最老的老照片。　　　　
　　　　母亲小的时候，没有“1935年”这样一个概念，她只知道自己出生在“康德二年”；她也没有“中国人”的概念，只知道自己是满州国人。外祖父当时是沈阳一个著名的银行家、还投资创办有辽东文学院，属于地方名流。据说他的母亲去世时，当时沈阳的市长也出席了葬礼。　　　　
　　　　从母亲的百日照便可以看出，她幼年的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母亲没有喝过母乳，而是由奶妈喂大的。母亲不记得自己换过多少个奶妈了，只记得9岁的时候，还由外祖母领着亲自去选奶母呢。那些刚生下孩子的贫穷母亲，将孩子留在家里喂面糊，而以自己的乳汁去喂养有钱人家的孩子。奶妈的待遇很好，什么活儿都不干，养得白白胖胖的，只为了奶水好。奶妈不许回家，怕偷偷去喂自己的孩子。今天的母亲回忆往事，会说，那些奶妈真的很可怜。　　　　
　　　　但是，即使是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母亲，即使是9岁时还在喂奶的母亲，当年却吃不到大米！　　　　
　　　　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的地位再高，也只能吃高梁米、棒子面这样的粗粮，优良的东北大米是留给日本人吃的。如果发现哪个中国人偷食大米，就地枪毙！　　　　
　　　　当整个国家被他人的铁蹄践踏时，再有地位的中国人，也仍然是奴隶。　　　　
　　　　父母的定情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父母在北京工业学校读书，他们是同班同学。从他们日后的毕业照看，母亲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爸爸则是班里最英俊的男生。　　　　
　　　　1953年的一天，20岁的父亲鼓足勇气，将18岁的母亲约到学校后院的操场里，提出“交朋友”的想法。母亲的回答很干脆：上学期间，不考虑这件事。那以后，我的父母之间便再没有私人交往，直到转年毕业。　　　　
　　　　在毕业同学回乡的列车上，父亲拿出一个本子，请所有在场的同学签名留念，最后一个找到母亲。几年后，父亲对母亲坦言，他之所以请别的同学签名，只是为了掩盖请母亲签名的真正用意。即使在当时，我的父亲也未能鼓起勇气第二次向母亲求爱。　　　　
　　　　命运注定我的父母将走到一起。1955年，在长春工作的父亲和被分配到富拉尔基工作的母亲为了苏联援助的项目同时被派到国家电力总局，他们在北京意外相逢了。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仍然没有勇气追求爱情，他只是在周末约上一起工作的几位老同学去游玩，其中自然也有母亲。父亲在重复着毕业签名的“曲线救国”方案，这使得我家今天的老相册里保留下几张当年众同学一起逛公园时的照片。　　　　
　　　　直到这年的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一次四个同学游玩后，在回六铺坑的电力总局的汽车上，父亲才悄声对母亲说，当天晚上想请她一起去中山公园。母亲沉吟了一下，便同意了。也就是那天，一对年轻人的恋爱关系正式确定了。　　　　
　　　　1996年，我迁居北京，最初住的地方便在六铺坑。母亲来的时候，告诉我，四十年前正是在那条马路上，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母亲骑自行车。　　　　
　　　　但是，确定恋爱关系后，我的父母很快便要重新回到各自的城市，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父亲提出，去拍一张合影照片。拍照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庆祝或纪念方式，不像现在有什么事便去下馆子。　　　　
　　　　于是，便有了这张父亲和母亲的第一张合影，我视之为父母的定情照。母亲穿着毛衣，将花格衬衣的领子翻出来，父亲穿着灰布中山装，也将白秋衣的领子翻了出来，对美的追求在当年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完成了。　　　　
　　　　母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年国家百业俱兴，尚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技术人员，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学习更多的知识，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不可能让谈恋爱这种个人私事占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把青春献给祖国　　　　
　　　　这张拍于1954年夏天的照片，是北京工业学校某班的毕业照。全班60名学生中有9名女生，有了这张毕业合影。照片右上角那句“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正是刚刚毕业的女孩子们的心声，当时国家百废俱兴，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变化，每个新变化都鼓舞人心。前排左起第三人，便是我的母亲，那年她19岁。　　　　
　　　　四十五年后，母亲看着这张照片，逐一回忆8位女同学的人生，感叹极多。9个女孩子毕业后天各一方，在共和国不同的城市从事着同样的专业。母亲去了长春，其余的人分别在北京、西安、四川、南京等地。谁提了高级工程师，谁当了总工，偶尔都会有一些信息，一些同学还经常在同一工程中相遇。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女孩子们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前排左起第一人，“文革”中被定为右派，经历了“拨白旗”，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还被押去参加批斗会，在前排罚站；后排左起第三人，丈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参加建设的华侨，“文革”中也饱受磨难，妻子也陪着剃了光头，直到1977年夫妻二人才得以再次出国，那以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前排左起第二人，夫妻都是知识分子，“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八十年代在母亲的帮助下调到天津一家设计院，退休后的今天家中仍十分清贫；而后排左起第一人，则于“文革”中不堪忍受凌辱，自杀身亡；前排左起第三人，我的母亲，于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冲击，丈夫自杀，自己带着时年9岁、3岁的一女一儿，含辛茹苦。其余的女孩子，或是同样经历政治风波，或是发生家庭变故。所幸的是，她们中活下来的绝大多数，在临退休前的十几年都能够得以在专业领域学以致用。　　　　
　　　　母亲说，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互留赠言，母亲赠给别人的，如“让青春在斗争中闪光”等等。九十年代初，一些能够联系上的男女同学在北京有过一次聚会，母亲说，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很大的磨难，但是谈起人生，大家都说：无悔青春！　　　　
　　　　母亲最喜欢的照片　　　　
　　　　我的父母在拍完定情照后便分手了，父亲去了长春，母亲去了富拉尔基。　　　　
　　　　1956年上半年的一天，母亲到北京出差，路过天津火车站时，到站台买包子吃。突然有人喊她，竟是我的父亲。原来，父亲的工作正式调到北京了，他是进京赴职。我的父母再次意外重逢，不能不说是一种上天安排好的浪漫。　　　　
　　　　再开车时，母亲便和父亲坐到了一起。父亲说，送我一张照片吧。于是，母亲便拿出了这张摄于两年前，也就是她19岁时的照片。母亲自己最喜欢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彩色摄影，母亲便将照片涂上鲜艳的色彩。照片上母亲的衣领仍是翻出在外的，这是她一贯的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在北京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铅笔画，正是父亲临摹的这张照片，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1日。母亲很快又回了长春，我想父亲一个人在京的很多日子便是伴随着这张照片度过的。　　　　
　　　　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这张拍于1954年的照片，是因为前排中间的那位苏联专家要回国了，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为他送别，合影留念。　　　　
　　　　照片中惟一的女性便是我的母亲，她毕业后刚刚分配到位于黑龙江的富拉尔基电厂建设工地。这个电厂是苏联援建的，是新中国第一个高温高压电厂，当时全国的热电技术人员都集中到这里学习，这里也云集了一批优秀的苏联技术人员。　　　　
　　　　母亲这一年刚分配到电厂，大家都吃住在工地，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不计个人得失、报酬地工作着。前排右侧那位年轻人，便是电厂的总工程师，当时年仅29岁。事实上，电厂所有的中国技术人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29岁的总工已经算得“老知识分子”了。在那段岁月里，中苏技术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几年后，中苏危机发生，合同撤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