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就是所谓的“温州街”，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的经营特色是从小生意做起，纽约的缅街“新中国”超市老板卢先生，三年前初到缅街，曾在路边摆摊卖蔬菜，他经过自身的艰辛努力，凭着对商机的敏感，很快发展起来。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人数与商业势力逐年扩大印证了温州精神的力量。
江泽民主席曾经对温州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有人戏言，温州打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走出去”的温州人，正在“无孔不入”的影响着世界，有人说温州人太可怕了，温州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表现出的强悍和无穷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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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下 篇《向温商学习》 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上千年移民史。三国时期，这里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南宋以来，衣冠南渡，隐居瓯越，使温州又有大量人员移入迁出。这些都使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在温州碰撞交融形成了文化杂糅的特殊文化。温州移民对温州本地的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于本地籍贯者，尚不足一成。移民文化的特质是融合的、是动态的、是碰撞的，与之相匹配的是温州人抱团打拼、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品格。
温州的移民文化让温州人的抱团打拼成为可能，他们提倡有钱大家一起赚，通过“传帮带”提升弱势群体的行动力。温州商人在自己办实业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得到的商业信息传到家乡，然后老乡们再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最后决定是否投资。南京金东南智能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家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几天，我与3个资产在2000万左右的温州“小老板”去上海看一个朋友，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上海人问我们：“你们在上海有投资吗？”我的一个朋友听了后，就掰着手指数了起来，最后告诉这位上海人：“我们加起来在上海总共有20多套房子。这些房子并不是大家想当然买的，都是由在上海的温州商人提供信息，然后经过考察后，觉得能增值才投资的。”陈家平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各地的温州人都一样，只要有人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赚钱，就会把这种信息带回老家，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移民文化的另一种体现：温州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扩散大都是通过家族这个渠道。温州的产业是轻工产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竞争激烈。当一个青年人在面临就业问题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学一门手艺，而最好的途径是向族内某个有手艺的前辈学习。吉尔达鞋业公司董事长余阿寿曾带出了16名徒弟，现在有15个徒弟都自己办了皮鞋厂。韩田村一家企业的几个股东曾达成一个默契：凡亲戚来厂学手艺，必安排关键位置，让老师细心教导核心技术；有亲戚到厂里进货开店，第一趟都赊货给他作本钱。
目前福建商人在温州大约有1000多人，他们主要从事阀门生产、水果批发、鞋业（经销鞋机、鞋革、鞋料）、化工、服装、眼镜制造等等。温州宽容的移民文化表现为对外来人员的一视同仁，2003年，温州市出台了对纳税大户、企业管理人才、技术骨干等优秀人才入户温州的政策，据了解，温州市目前有15所民工学校，市县700多所公办中小学全部开设了随班就读、民工子弟班，共接纳外来人员子弟15万多人。让外来人员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的举措实现了人才的有效集聚。
近年来，数以万计的温州人走南闯北，把市场建在了五湖四海，创造了“温州人经济”。但他们的根仍植在家乡，温州是他们永远的归宿之地，生活的大后方。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温州人从温州的乡村到法国后，可以完全置身于法国人的视线之外。他可以在温州人开的工厂里打工，在温州人家中租房，在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吃饭，请温州的泥瓦匠来家里装修，请温州的电工来安装电器，去温州人开的地下理发店剃头，可以去温州人组织的、只有温州成员的基督教堂做弥撒……温州移民在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地翻山越岭之后，可以重新回到微缩的家园之中。
文化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本”，多元文化是一股发展的动力源，经济是形，文化是神，温州正形神兼备的发展着。文化将温州人的经商理念提高到了哲学高度，也为“温州模式”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过去的温州“虽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粟麦而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未来的温州将继续书写它的创富神话。正如费孝通大师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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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下 篇《向温商学习》 温州模式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八
模式可以复制
好的模式是寻找优秀创业者的根本。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周逵
“温州模式”就是没有模式，因为模式意味着条条框框，温州人其实是在不断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下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创造了温州速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温州模式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生存。所谓新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企业通过二次创业打出温州制造的大旗，以品质为先、名牌敬业、科技为先打响温州品牌。
可以这样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从1986年开始，费孝通三次前往温州调查，并三次撰文解读温州经济发展情况，这也是学术界和经济界广为探讨的“温州模式”的由来。
温州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温州“最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是“温州模式”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争论最多，也是温州压力最大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费老给了温州支持。”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说。1986年初春，费孝通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根据那次调查，费老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一文：“我觉得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费孝通的这一论断，使温州及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小商品，大市场”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1994年11月末，84岁的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温州。而此时，温州模式在遭遇各地复制之后，正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探索。在经过实地调查后，费孝通又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费孝通在文章中说：“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它开始时可能有点四不象，但毕竟是草根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既吸取传统的营养，又逢社会变革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旦生长起来，就会有芳草遍天涯的情景。”此后，温州市场开始转型，向加大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化迈进。
1998年10月中旬，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之后，他又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筑码头，闯天下》一文：“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费孝通的言论对“温州模式”做了全面的、深度的总结和指导，正如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在温州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历史阶段，费老三顾温州，给予了温州及时的支持。”在温州模式的光环下，温州成为了一个培养优秀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奥康、红蜻蜓、报喜鸟、庄吉、德力西等等都在温州成长壮大，这所“黄埔军校”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民营企业。
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温州模式下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五个结合”的鲜明特点：
一是与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结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初的家庭工业发展时期，温州为家庭企业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的农民购销员有10多万人，把温州的商品推向了全国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专业市场与市场网络并举、本地市场与在外市场并存、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重的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
二是与劳动力的大进大出结合在一起。温州经济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区域经济。一方面，全国县以上的地方几乎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温州市场网络的“节点”多，覆盖面广、运作迅速、触角敏锐、成本低廉，竞争力非常强。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温州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就业和下岗再就业问题。
三是与“块状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温州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规模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合作，把分散的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这种区域性规模经济，使温州民营企业不仅具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大”的实力，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性。
四是与温州小城镇发展结合在一起。温州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温州农村小城镇的崛起。1978年温州只有18个建制镇，目前已发展到140多个，建制镇的人口已占全市的60％以上，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占全市的80％以上，财政收入占全市的50％以上。
五是与温州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温州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独特区域商业文化。温州人具有的“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特别适应市场经济。
“四千”与“四自”，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整理的资料《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中，他们将温州人的精神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叫做“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来发展商品经济；后来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
三个“M”＋一个“I”＋一个“S”
有美国学者，用三个“M”和一个“I”来总结温州人成功的原因。所谓的三个“M”指的是大众模仿和创造性（Massinitiatives）、流动性（Mobility）和市场（Markets），而“I”是指空隙（Interstices）。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看来，美国学者的3个“M”和1个“I”并不能囊括温州人成功的所有原因。“他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温州人的成功，还有一个‘S’。”王春光如是说，他提出的这个“S”就是“Socialnetwork”，即社会网络。王春光认为：“温州模式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把民间力量发掘出来，整个地方就能够发展起来。中国每个地方的社会关系都存在，这需要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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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下 篇《向温商学习》 发展以生存
发展以生存
“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曾经表示，温州模式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正面临着全面的变革。“新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企业通过二次创业打出温州制造的大旗，以品质为先、名牌敬业、科技为先打响温州品牌，突破家族制传统的制约，走向企业，兼并重组，走向品牌经营与资本经营组合发展道路，走向网络营销的道路，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智慧和理性思维的企业家，这称之为新温州模式。”著名策划家黄法康强调，新温州模式也是后面几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典范。比较典型的是：8家制锁龙头企业共同组建“强强集团”，成为国内最大的制锁企业；65个家具企业以协议形式成立经济联合体，成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十多家不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出资，分别组建“中瑞”、“中驰”财团控股公司，这是民营企业整合资源的一个积极举动。专家认为，“新温州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集团化、营销网络化、管理科学化、发展创新化。
现在，温州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朝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