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至于说到这一点，骂人是有男子气的，”那父亲回答说，“我知道我也骂人，那么老公鸡会打鸣，小公鸡也会的。我在乎的不是他的骂人，而是他不按我说的做。”
“骂人是一种可伯的恶习，”我说，“从成人的口中说出已够邪恶的了，如果是孩子，那就更令人吃惊。如果说他从小对上帝不怀敬畏，那是很痛苦的。”
“呸，呸，那是假话。骂几句没什么害处，要是不骂人我就无法赶牛马。我敢说，在你们生气的时候，你们也会骂人的，只是你们太狡猾，不让我们听到罢了。”
我对这个假设禁不住好笑，但还是平静地回答说：“那些有这种恶习的人从不自找麻烦去隐藏它们。隐藏表明了一种羞耻感。当人们对他们的罪恶有了感觉，他们就走向改进之路了。”那个男人打着口哨走开了，而那个邪恶的孩子没有受惩罚就回了家。
下一刻那位老太太又进来了。“我猜你能给我一块绸子做头巾，”她说，“天气变得相当冷了。”
“肯定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冷，”我说着让她坐在了火炉旁的摇椅里。
“等一等，你一点也不了解加拿大的冬天。这仅是十一月份，在圣诞节过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冷。我和我丈夫离开合——众——国已三十七年。那年叫做寒冬年，我告诉你，女人，那雪落在地上有那么厚，封住了所有的道路。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就可架着一辆雪橇从篱笆顶上滑过去。所以砍掉了树的土地便成了一片宽广的白色平原。那是个荒年，我们半饿着肚子，但是寒冷更糟糕，因为缺乏物资供应。我们走了漫长艰苦的历程，但是那时候我年轻，对困难和疲乏都很习惯。我丈夫一心效忠英国政府，他真傻。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我的心只相信事实。但是，他父亲是个英国人，他说：‘我要在父辈们的旗帜下生和死。’因此，他把我从舒适的火炉边拉出来到遥远的加拿大荒野上寻找一个家园。麻烦！我猜想你以为你有麻烦，但与我的麻烦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她停了下来，吸了一撮鼻烟，把盒子递给我，痛苦地叹了口气，用那块红色大方巾在她又高又窄、布满皱纹的眉尖擦来擦去，继续说道：“乔那时还是个婴孩，我怀里还抱着另一个无依无靠的生命——一个养女，我妹妹生她时死了。我就用奶我儿子的奶喂她。唉！我们驾牛车走了四百英里。这牛车带着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所有的家当。我们基本上是从森林中走过，我们走得很慢。懊，当我们到达那块潮湿的林子——现在罗彻斯特城矗立在那儿——的那个夜晚是多么寒冷啊！牛身上都是冰柱，它们呼出的是气雾。‘内森，’我对我丈夫说，‘你得停下来点堆火，我都快冻死了，恐怕孩子都冻僵了。’我们开始寻找一块能宿营的地方，突然我看到林子里有一点亮光。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简陋小屋，住着两个法国伐木工人。这两个人和蔼可亲，他们用雪搓着我们冻僵的四肢，并把他们的·晚饭和水牛皮分给我们共享。就在我们那天晚上宿营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只听到风吹着树木的飒飒声、还有小溪流水声的那个地方，现在建成了那座大城市——罗彻斯特。两年前我去过那儿，去参加一个兄弟的葬礼。我觉得真像是一场梦。我们曾在简陋的小木屋的火炉边给我们的牲口喂草，那地方现在矗立着这个城市最大的旅馆。我丈夫离开了那么好的一块发展之地，却到这儿挨饿。”
我对老太太的叙述非常感兴趣，因为她的确拥有非凡的能力，而且，尽管粗鲁没有教养，但如果换了环境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因此，我就翻箱倒柜给她找到了一块她所要的那种做围巾的黑绸子。
老太太仔细地看着它，笑了笑。但是像其他的她这类人一样，她很傲气，不愿说一个谢字。你给了这个家的人一件礼物，他们就要另一件。
“你有那种棉线或者黑丝线吗？能给我点去缝被子吗？”
“没有。”
“哼！”老太太的口气似乎是怀疑我的话，接着她坐到椅子里，晃着腿，把她的眼睛直盯着我，有好几分钟，然后她开始了下面的询问：
“你父亲还活着吗？”
“不，他多年前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
“你妈妈还在世吗？”
“在世。”
“她叫什么名字？”在这一点上我的回答令她满意。
“她又结婚了吗？”
“她本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她那么爱她的丈夫，所以宁愿独居。”
“哼！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观念。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一位绅士，有他自己的庄园。”
“他死时富有吗？”
“他因为给别人做担保人丧失了他大部分的财产。”
“这是件蠢事，我丈夫就因此吃了苦头。是什么使你们到这个穷国家来的？你不适合这里的生活，就像我不适合做淑女一样。”
“说可以得到大片封地，再就是信了对此地的一大堆虚假报导。”
“你喜欢这个国家吗？”
“不喜欢，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喜欢。”
“我想你也不会。你的泪珠总挂在脸上，孩子们告诉我的。那些年轻人有敏锐的目光。现在，记住我的忠告：趁有钱的时候回去吧、在加拿大逗留的时间越长，你喜欢的会越少。你的钱都花完后，你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了，你用翅膀拍打笼子的木条，却飞不出去。”好长时间的停顿。当我希望我的客人因为满足了她的好奇心而高兴时，她又开口了：
“你们的钱是怎么来的呢？你们从老家取呢，还是带了现金来的？”
对她的顽固我感到生气，又看到她胡搅蛮缠地发问没有止境，我不耐烦地说道：“老夫人，只要见到陌生人，就对他们问长间短；这是你们国家的习惯吗？”
“你什么意思？”她说着变了脸色。我敢保证，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的意思是，”我对她说，“问些无理的问题是一种坏习惯。”
老太太站了起来，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了我家。
8．约翰·莫纳汉
啊，大自然，汞爱的母亲，
在你广袤的怀里。
可曾为无人关怀的孩子
留有一席之地？
严酷的现实逼他来到这里，
只身一人，无友无亲，
一无所有，除了你，
只能用你赋予他的。
粗糙的手，顽强的心，
艰苦劳作，藉以糊口安身。
老太太来访之后，没过几天，我们的仆人詹姆斯竟私自出逃了一星期，既没有告假，也没解释为什么。他负责照管着一对好马，两头公牛，三头奶牛，一大窝猪，还要砍我们需用的木柴。他的不辞而别使我们家忙合了好一阵子。当这个玩忽职守的家伙终于回来之后，穆迪解雇了他。
现在，冬天——1833年的严冬已经来临了，积雪异乎寻常地深。这是我们在加拿大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住在这么可怜的蜗居里过冬，我们可算尝到了它的厉害。尽管我吹嘘自己的刚毅——我认为，自从旅居到这个国家以来，我的忍受力已达到了极限——严酷的寒冬还是击垮了我引以为自豪的独立的英国精神，我确实为自己是个女人而羞愧，冻得直哭。是的，承认这么不可原谅的懦弱，我理应觉得脸红，但那时我又笨又没有经验，还不适应那么严酷的气候。
我丈夫尽管不大乐意在这样的天气里干那些该由下人干的活，但他干了并无怨言，同时积极着手，准备找个人来代替那个被解雇的人。但在这个季节，可不好找。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屋外狂风怒吼，卷着雪花从门缝里涌进来，几乎都刮到了炉石上，放在炉石上的两大截枫树桩烧得正旺，照亮了狭小的窗格，连那熏黑了的椽木也被照得泛着红光，令人欢欣鼓舞。
白天的活儿干完了，饭桌也收拾干净了，我们关上门准备过夜。我们的苏格兰女仆非常想家，在她的急切恳求下，穆迪拿起了笛子，这东西可是他快活日子里的心爱伴侣。他吹奏了几首动人的民族曲调，以使她从低落的情绪中振作起来，这些曲子来自于那片壮阔的山地，也就是英勇的北部高地。贝尔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灵感，她一直手脚并用地和着节拍，淡蓝色的眸子里闪动着大颗大颗的泪珠。
“啊，这些曲子可真动听。但听见它们我就想哭，一想到那美丽的山麓，那美好的往日，我的心就忍不住悲伤。”
可怜的贝尔！她的心依然停留在群山中，而我的心也飘啊，飘啊，飘向了远方的青草地，绿树林，那儿是我可爱的故土。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乐曲，也打断了我们的思绪。贝尔起身去门，门开处闯进来一个样子十分野蛮的陌生人。他光着脚，头上除了乱蓬蓬、脏兮兮的黑发之外啥也没有，乱发垂下来像云彩似的罩在他黑黝黝的脸上。
“天哪！这是谁呀？”贝尔尖叫着退到屋里，“可怜的小伙子太莽撞了。”
穆迪赶紧转过身去看那个入侵者，我也从桌上端起蜡烛照看，好仔细辨认一下。而这时缩在屋角里的贝尔又惊又疑地瞥了那人几眼，连连冲我摆手，指着敞开的门，好像在无声地哀求我告诉她的主人叫那人走开。
“关上门，伙计，”穆迪说，他长时间地端详面前的这个怪人，总的来说，还是镇住了他。“我们都要冻僵了。”
“相信我，先生，我才是冻僵了呢，”这家伙满口的爱尔兰土腔，不间便知是那里人了。他伸出手烤火，接着说：“啊，先生，我差点儿就没命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想必你也清楚，在这样的天气里以这种方式拜访别人是不大合适的。”
“你说得很对，先生。但是人要是被逼急了，也就顾不上那么多规矩了。眼前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谅解。先生，我先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从D区来的，想在这里找个人家做工。还有，可怜！我想找口饭吃。我还活着，可遗憾的就是我还活着，因为万能的上帝从未造过这么悲惨的活物，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自从昨天中午我从原来的主人家F先生那里跑出来后，还没吃过任何东西。钱我是没有，先生，一分也没有，脚上没鞋穿，头上没帽子戴，如果你不让我在这里过夜，我会冻死在雪堆里的。在这荒无人烟的鬼地方，我可是一个熟人也没有啊。”
小伙子捂着脸，大哭起来。
“贝尔，”我轻声吩咐，“去食橱里给这可怜人拿些吃的来，他快饿死了。”
“别管他，太太，别信他的鬼话。他肯定是个邪恶的天主教徒，来这里杀人抢劫的。”
“胡说！按我说的去做。”
“我可不愿让他来麻烦我。要是他留在这儿，明天天一亮我就走。”
“伊莎贝尔，真丢人！你这样做还像个基督徒吗？你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你吗？”
贝尔坚如顽石。不仅拒绝给那可怜人拿吃的，而且一再重申如果把他留下，她就非走不可。我丈夫再也忍受不了她的自私和荒谬，怒冲冲地对她说随她的便。在自己家里他爱留谁就留谁，没有必要求她同意。从我这方面来说，可不知道没有了贝尔我该怎么办，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仆，又干净又老实，人很勤快，还很喜爱我们的孩子。
“明天早上你再好好想想吧，”我说着站起来给那人拿了些冷牛肉、凉面包。一碗牛奶，那逃亡者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你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主人，我的伙计？”穆迪问。
“因为我再也没法跟他过下去了。先生，你听我说，我是贝尔法斯特市孤儿院的一个可怜的弃儿。远在我懂事之前，就被我的亲生母亲扔掉了。因为我太小了，还说不成囫囵成句的话，她就把我放到篮子里，给我脖子上挂了个标签，告诉人们我叫约翰·莫纳汉。这就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切，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我不得而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再也没认领我。但愿他们倒霉！不过，我敢肯定我父亲是一位绅士，人长得很帅，我母亲也是个漂亮的富家小姐，她不敢要我是害怕和她富有的家族、和她父母闹翻了。穷人，先生，绝不会以他们的孩子为耻，因为孩子是他们所有的财富，但我的父母却觉得我丢脸，便把我仍给了陌生人，让我依附别人活命。”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渐渐对他那些悲哀的往事越来越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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