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参见罗普著《当今世界的战争》一书第314页。。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参见194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温斯顿·S·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一卷本中的表A、B和I。。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参见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第66页。。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参见毕比和德巴基著文的表4B，其中只是比较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全部伤亡人数，因此避开了不同的医疗条件引起伤亡的问题。。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T·N·杜普伊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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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i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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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和思想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常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